赵尔丰（公元1846年—1911年），字季和，祖籍襄平（今奉天省辽阳市），清末正蓝旗人，清朝末年大臣。

赵尔丰之父赵文颖为爱新觉罗·旻宁朝进士，曾出任泰安市府知府。赵尔丰捐班出身，初任广东省盐大使；后历任静乐县、永济县知县，因治理匪患蝗灾有功，得时任山西州知州锡良赏识，以功累迁道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锡良任职河南巡抚，保奏赵尔丰总理黄河堤工，并命其随之赴任热河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赵尔丰随锡良入川，任永宁道，残酷镇压古蔺县、叙永县一带的农民起义，时人称其为“赵屠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丰调任建昌道，奉命镇压巴塘县地区的土司暴动。因平叛有功，赵尔丰获封“武勇巴图鲁”，以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负责推行川藏滇交界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接任其兄赵尔巽四川总督之职。在保路运动中，赵尔丰迫于清廷压力，武力解散保路团体，射杀群众几十人，酿成“成都血案”，随即因无力阻止四川省地方起义而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丰复命为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11月，赵尔丰正式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8日，四川军政府军队突然哗变，赵尔丰发布布告安抚军心，被疑蓄意鼓动哗变。12月22日，赵尔丰为时任都督尹昌衡所杀，终年六十五岁。

《锡良奏稿》评价赵尔丰才能卓著，办事认真，忠诚勤恳。《清代人物传稿》肯定了赵尔丰治理川藏地区的历史贡献，认为赵尔丰在川藏地区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打击了川藏地区土司的政治经济特权，减轻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维护了国家统一；也粉碎了英帝国主义企图打通印缅、穿插藏地、俯瞰川滇的阴谋，巩固了中国西南国防。但是赵尔丰在任期间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屠杀革命群众，使其人物形象颇具争议。

赵尔丰之父赵文颖为爱新觉罗·旻宁朝进士，曾出任泰安市府知府。赵尔丰兄弟四人，其兄赵尔震（字铁珊）、赵尔巽（字次珊）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科进士，其弟赵尔萃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唯有赵尔丰屡试不第，纳捐为广东盐大使。

光绪十年（1884年），赵尔丰以广东省盐大使改任静乐县知县，又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调任永济市县知县。在山西永济县知县任上，赵尔丰着力扫除当地匪患，亲自治理蝗灾，避免当地农户蒙受更大损失，初步展现了其政治才能。因治理匪患蝗灾有功，赵尔丰得时任山西绛州知州锡良赏识，升为山西省监掣同知。后因母亲去世，赵尔丰依例丁忧离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赵尔丰由已经升任山西巡抚的锡良委任办理固关防军营务处。赵尔丰严加防御，缜密侦探，有力地抵御八国联军，锡良保其升为道员。两年后，锡良任职河南巡抚，保奏赵尔丰总理黄河堤工，并命其随之赴任热河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随之入川，任永宁道。此时，永宁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挟制官府。赵尔丰到任后，历时三月，诛杀永宁匪患和当地民众三千余人，残酷镇压了古蔺县、叙永县一带的农民起义，时人称其为“赵屠户”。对此，锡良向清廷保奏，称赵尔丰廉明坚毅、才识俱优、办事认真、不辞劳怨，又秘密保奏其胆识过人，精力充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英国趁日俄交恶之机入侵西藏自治区，并在次年六月（1904年8月）侵占拉萨，胁迫当地政府签订《拉萨条约》。为阻止英军侵藏，清政府委派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瞻对实行改土归流，推动巴塘县移民开垦，限制寺院喇嘛人数。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巴塘大规模动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凤全与随从五十余人在巴塘遭遇伏击被杀。同年六月，赵尔丰调任建昌道，与提督马维骐共同镇压巴塘地区的土司暴动，以围攻之法攻克巴塘，杀堪布喇嘛。平定叛乱后，赵尔丰接办善后，围攻桑披寺，断敌水道，为首喇嘛香焦普忠自缢而死，余众投降。因平叛有功，赵尔丰获封“武勇巴图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锡良再次密荐赵尔丰才能卓著、忠诚勤恳、堪为大用。七月，清政府命赵尔丰以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专门经营川藏滇交界地区。赵尔丰会同锡良、云贵总督丁振铎，制定《巴塘善后章程》，建议清廷于川藏滇地区改流设官、练兵、招垦、开矿、修路、通商、兴学，清廷议准拨开边经费一百万两。同年八月，赵尔丰由乡城、稻坝至理塘县，将理塘土司改流。同年十二月，赵尔丰平定盐井腊翁寺为乱。次年（1907年）二月，锡良调任，赵尔丰代理四川总督一职，兼办边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赵尔丰之兄赵尔巽任四川总督，与赵尔丰共同治理川藏地区。同年十二月，德格土司兄弟争位，赵尔丰征讨篡位的弟弟昂翁降白仁青，攻昂翁降白仁青等于邓科。昂翁逃至杂渠卡。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攻杂渠卡。六月追至卡纳降，德格县肃清。同年十月，川军协统颖率新建陆军三千入藏，被困察木多。赵尔丰引兵救援，收取江卡、贡觉县、桑昂、杂瑜四部落。川边行政区域扩张至林芝市东部。

次年二月，达赖喇嘛闻川军将至，逃入英属印度。赵尔丰奏请清廷，欲乘胜一举平藏，革教易俗，清廷不欲与英军发生冲突，没有许可。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接任其兄赵尔巽四川总督之职，与道员傅嵩妹至孔撒、麻书，设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命灵葱、白利、倭、东科、单东、鱼科各土司缴印改流；与驻藏参赞罗长椅军共克波密，攻取白马岗；至康定市，收明正土司土地及鱼通、冷边、沈边、咱里等土司印，皆实行改土归流。同年（1911年）八月，西康省全局平定。

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接任其兄赵尔巽四川总督之职。同年四月，清廷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又任命托忒克·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首先将粤汉、川汉路收为国有，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偕款合同”。此前，商办川汉铁路公司已集股银二千余万，一闻上谕，群众哗然，并迅速成立了声势浩大的保路同志会。护理川督王人文支持保路运动，弹劾主持铁路国有的邮传大臣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修改借款合同。

在清廷命令下，赵尔丰回到成都市，认为保路运动声势已成，并认可了王人文的主张，请求清廷变更收路办法，清廷不允。同年闰六月二十五日（8月19日），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的川汉铁路宜万段总理李稷勋强行收路，四川省形成商民罢市之势，群众与护兵相持，颇有死伤。赵尔丰再次奏请清廷改铁路为商办，并将借款修路之事交资政院。赵尔丰这一举措引发了托忒克·端方的不满，端方致电内阁，以赵尔丰“养为患”为由弹劾赵尔丰，赵尔丰遭到清廷两次斥责。

在清廷严命下，赵尔丰拘捕保路运动为首的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九人，封闭了《西顾报》,《启智画报》等报馆，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赵尔丰武力解散保路团体，射杀群众几十人，酿成“成都血案”，并随即因无力阻止四川省地方起义而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以岑春煊代为总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此后，清政府无法再向四川增兵，因此四川各地起义的声势更盛。托忒克·端方见情势不妙，奏请清廷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清廷允。赵尔丰迫于形势，于11月14日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并希望借此抑制端方。11月22日，赵尔丰与官方代表署布政司尹良等七人，立宪派代表蒲殿俊等八人签订了 由官方和立宪派人共同商订的四川独立条签订“四川独立条约”。11月27日，赵尔丰正式宣告四川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蒲殿俊为都督，赵尔丰拟赴川边处理边务。同日，鄂军在四川资州攻入端方住所，端方被杀。

12月8日，蒲殿俊阅兵时，军队突然哗变，蒲殿俊逃走，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后被推为都督。赵尔丰应商民之请，颁布告示以安定军心。事后，赵尔丰被疑蓄意鼓动哗变。赵尔丰再次发文辩白，反而更遭怀疑。12月22日，尹昌衡攻入赵尔丰旧督署，赵尔丰骂不绝口，最终被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政府命赵尔丰以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专门经营川藏滇交界地区。赵尔丰会同锡良、云贵总督丁振铎，制定《巴塘善后章程》，正式开启了川藏地区的政策改革。

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赵尔丰废黜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流官直接治理原土司辖地，并将巴塘县和理塘县土司辖地分设巴安（巴塘）和理塘（里塘）等县，隶属于四川省。对于归顺清廷、情愿改土归流的土司，赵尔丰上奏清廷，按照品级赏给世袭官职；对于抗旨不尊者，则出兵围剿，并禁止被平叛作乱的丁林寺重建。为削弱寺庙和僧人势力，赵尔丰下令要求僧人缴纳“僧粮”，并将僧人和佃户的关系缩小至收租缴租之内，禁止其干涉诉讼等地方事务。

赵尔丰任职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以巴塘为中心，共设二道、三府、三十四县，辖地数千里，打下了西康省建省的坚实基础。川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改变了百姓与土司、寺庙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重要贡献。

十九世纪后半叶，英、俄两国对我国西藏自治区地区虎视眈。英国入侵西藏，侵占拉萨，胁迫当地政府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委派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阻止英军侵藏。凤全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引发巴塘县大规模动乱，与随从五十余人被叛乱藏民伏杀。为了镇压藏民叛乱，清廷命赵尔丰调任建昌道，与提督马维骐共同镇压巴塘地区的土司暴动，成功平定叛乱。

赵尔丰主政西藏后，先后镇压德格土司叛乱，驱逐达赖喇嘛；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与道员傅嵩妹至孔撒、麻书，设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命灵葱、白利、倬倭、东科、单东、鱼科各土司缴印改流；与驻藏参赞罗长椅军共克波密，攻取白马岗；至康定市，收明正土司土地及鱼通、冷边、沈边、咱里等土司印，皆实行改土归流。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西康省全局平定。

在解除佃户与土司、僧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后，赵尔丰进一步对巴塘县境内“一头一尾”的田地作出规定。“一头”即原土司制度下三大首领等势力所拥有的田产，“一尾”即巴塘境内的荒地。赵尔丰将丁林寺和正副土司构成的“三曲宗”及匪首所控制的田产没收，招募农民耕种；一切荒地开垦均需由官府开具“执照”，不允许私自耕种。

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大力改善川边交通，修建“乌拉”（类似于驿站），调集民工修建自打箭炉（康定市）至德格县、察木多（今西藏昌都）的大道，延请比利时华法公司于中渡雅耆江上修造钢桥，促进了川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沟通。另外，赵尔丰于巴塘设制革厂，从内地招聘技术工人，并聘请英国人钻探金矿。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自治区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稳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丰于炉城设学务局，奏派吴嘉谟担任学务局总办。同年12月，赵尔丰于成都市开办了四川藏文学堂，开设英文、藏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课程，促进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办学期间，赵尔丰通过奏请办学经费、奖励捐助、通过商税、生息等方式筹集资金、商业抽息、加派税收等方式，多方筹措学务经费，保证川藏地区教育教学的正常推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加强对川藏地区办学的控制，赵尔丰将学务局移设巴塘县，将之设为川边推行教育改革总的行政机关。赵尔丰积极筹办各式初等学堂和高等学堂，力图学堂教材本土化，并多方规劝民众子弟入学，提高教习工作待遇，促进当地教育教学的积极性。随着川边地区教育改革的发展，宣统二年（191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学务局于川藏地区划设八个学区，即中区、南区、西区、西二区、北区、北二区、东区、东二区。截止至1911年，川藏地区学堂共有200余所，学生数达9000余人。除教育办学之外，赵尔丰还在川藏当地成立官印书局，印刷教科书、政府文告及其他书籍，为当地普及文化知识、促进藏汉民族交流、维护边疆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在推进当地移风易俗上，赵尔丰做出如下举措：在婚姻习俗改革上，赵尔丰改革了当地的一妻多夫制度，设计了汉藏文对照的婚书；因藏区人民没有姓氏，不方便“认祖归宗”，赵尔丰议定百字为姓，要求各地所属百姓率同一宗族的 人共认一字为姓，且同村不同宗者不得为一姓；在丧葬习俗改革上，赵尔丰下令禁止火葬、水葬、天葬，对坟地面积和坟地之间的具体做出详细规定；在日常生活习俗改革上，赵尔丰要求当地民众改变披头散发的生活习惯，改为剃发、梳辫，并建议各家各户修建厕所，改善生活卫生条件。

赵尔丰在四川省时所上的奏疏，被吴丰培整理为《赵尔丰川边奏牍》出版。

赵尔丰的上司锡良曾评价赵尔丰才能卓著，办事认真，忠诚勤恳。

《清代人物传稿》肯定了赵尔丰治理川藏地区的历史贡献，认为赵尔丰在川藏地区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打击了川藏地区土司的政治经济特权，减轻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维护了国家统一。

赵尔丰崇尚武力，治军严格，曾一次诛杀叛兵七十余人，素有“赵屠户”之名。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众从民间口传中仍能了解到赵尔丰杀人如麻的本性。

在保路运动期间，赵尔丰武力解散保路团体，射杀群众几十人，酿成“成都血案”。因此，在民主改革后，赵尔丰被批判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封建制度的一位忠臣和走狗”。

晚清时期，中国舆论界基本上对赵在川边的行动持肯定态度，清廷以其为“能臣”；民主改革后，赵尔丰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逐渐鲜有人提及；1980年代前后，中国重新开始讨论赵尔丰，开始彰显其治理川边地区的政绩；1990年后，为加强西藏自治区地区的边区治理，中国开始重视赵尔丰的经边举措，对赵尔丰经边与晚清局势、西南边防、西藏新政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