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佼（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0年），尊称为尸子，山西省临汾沃县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是先秦诸子之一，法家先驱，曾为商鞅老师。

尸佼早年生活在魏国，公元前360年，尸佼到秦国成为商鞅的门客，并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提供重要的决策意见。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秦惠文王处死商鞅，尸佼害怕受到株连，逃到了蜀地，生活了近10年，期间写下了《尸子》二十篇。后死于蜀。

尸子主体思想是法家思想，但兼融诸家之学，他主张重视宇宙万物的变化运动规律，并由此引伸出社会变革。他对空间和时间以及"学积有生”“从道必吉”“重民"等观点的阐述。颇受历代学者重视，被列为百家之一。他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后来也被沿用了下来。

尸佼（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0年），尊称为尸子，山西省临汾沃县人。根据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记载：尸佼早年生活在魏国。商鞅与尸佼于魏旧都安邑相识，当时魏国的改革受阻，吴起、商鞅出走，原来晋国有才华的人大多被楚国和秦国录用，尸佼、商鞅于公元前360年到秦，此时商鞅受秦孝公重用，尸佼做秦相商鞅的门客，直接参与商鞅富国强民的变法活动，为其提供重要的决策意见，出谋划策。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秦惠文王处死商鞅，尸佼害怕受到牵连，逃到四川成都一带，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并著有《尸子》二十篇。公元前330年，死于蜀地，并葬于此。

尸佼著述《尸子》，二十篇，列为杂家。汉代末年，该书已不全，至宋代时，该书原本已经失传，只剩下两篇，后合为一篇。

根据汉唐史籍的著录记载，《尸子》共有20篇，6万余言。《汉书·艺文志·杂家》也记载了《尸子》二十篇，与《史记索隐》记载相同。司马迁称“世多有其书”，唐朝李贤等在注《后汉书》说尸子“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其20篇的内容中，19篇是论述社会思想文化的，一篇是论述自然界的。

《隋书经籍志》自注云：“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则魏晋以下已是补本。《隋志》、《唐志》并载二十卷。至宋，已无完本，全书佚散。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李淑《书自》仅有四卷，又《馆阁书目》仅存二篇。这些残本亦都不传。明人刻本不能超出宋人所见之外，或杂采群书而成。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尸子》，有唐代魏徽《群书治要》中所载《劝学》至《神明》十三篇，《尔雅注疏》引《广泽》一节。另外就是李善的《文选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及其它一些古籍中所引的零散佚文。到清代汪继培、孙星衍辑刻为通行本《尸子》，分别为《劝学》《贵言》《四仪》《明堂》《分》《发蒙》《恕》《治天下、《仁意》《广泽》《绰子》《处道》《神明》。

华人魏徵等撰《群书治要》第36卷中，辑录有《尸子·劝学》等13篇。

 明代关于《尸子》的辑本主要有2种。《尸子》辑本主要有明·陶宗仪辑《尸子》二节，未注出处，载《说郛卷六·读子随识》。明·归有光辑《尸子》，载《诸子汇函》卷九。“止楚师”“君治”等篇,汪继培以为是“联缀群书，虚造名目，不足据。”

清代关于《尸子》的辑本有5家、6种，即惠栋辑、任兆麟补遗的《尸子》三卷、《附录》一卷,载《心斋十种》；《附录》一卷，载《述记》；孙志祖辑《尸子逸文》，载《读书脞录》卷四；孙星衍辑《尸子》一卷，有爱新觉罗·颙琰九年岱南阁刻本。清·孙星衍辑《尸子》二卷,载《问经堂丛书》《平津馆丛书》《子书百家·法家类》、《百子全书·法家类》《求实斋丛书》《四库备要·子部周秦诸子》；任兆麟辑《尸子》一卷；汪继培辑《尸子》二卷、《存疑》一卷。

清嘉庆十六年（1811），汪继培据惠栋、任兆麟、孙星衍3人辑佚，重加厘订与考辨，撰成《尸子校正》2卷。其书以唐朝《群书治要》所载《尸子》部分为“上卷”，以散见于各书文字为“下卷”，另集各辑本所违错及误收文字为《存疑》，附于书后。汪继培辑本体例谨严、选取严格，吕思勉《经子解题》称该辑本为“实最善之本也”，良有以也。

 汪继培所辑《尸子》，有清嘉庆十七年（1812）萧山陈氏湖海楼刻本、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清光绪三年（1877）浙江书局刻本（《二十二子》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鸿文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善化杨氏刻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化三昧书局仿湖海楼刻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鸿文书局石印《二十五子》汇函本、子书28种本（宣统石印本）、1920年上海五凤楼子书48种本（石印本）等。

 1989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汪继培所辑《尸子》。对于汪继培所辑《尸子》，当代学人有过整理和译注，如魏代富《尸子疏证》、朱海雷《尸子译注》，以及张景、张松辉对《尸子》的注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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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佼说：“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赋予了“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明了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他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点明了当时四川省蜀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扩而言之，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四方，也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一坐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荆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是无限的，可见任何一个坐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尸佼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了宇宙空间的内涵。他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他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进一步探讨宇宙奠定了基石，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后来也被沿用了下来。

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尸佼的这些字句说明，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人生命的消逝，必然伴随着其经历的增多，而自然之物如一草一木的增长，亦是伴随时间规律，春生秋收，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待义而成”，是基于时间规律的一种衍生，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品质也是随着时间而累积改变的，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属有社会属性，这是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

尸佼提出了“学积有生”的观点，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尸子引用是荀子的《劝学篇·荀子》曰：“生积成岳，则楠豫章生焉，生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焉。”这段话虽文字略有改变，其义相同。尸佼—连用了三个“生”字，证明“学积有生”具有普遍意义。“学积有生”，亦有被改为“学积有出”，“生”与“出”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锐意开拓，推陈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而突出一个“生”、一个“出”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尸子思想的传播，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其章义是无可估量的。“学积有生”这一论断，成为后人的座右铭，辗转被引用，长期受到赞赏和正视。

尸佼还提出“从道必吉”的革新观点。尸子曰：““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尸佼认为事物的发展要遵循其自然规律。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他认为人必须顺动，顺之则存，则发展；逆之则亡，没有前途。尸子将其理念衍生到治国之上，他认为任用贤能治国，这是治国的自然之道。他说：“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贤是德智兼备之人。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治之道才能得以畅，变革社会才有希望。因为“用贤，则多功矣。”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有才华之人，是社会的“良宝”，必须百倍的珍贵。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而要以足力为准，择玉不能大小为仪，而要以美恶为准，“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伊尹不为臣矣。”他反对任人唯贵势，主张不拘一格，广收人材，任人唯贤。他还指出：“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评判进贤者的才能，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尸佼将贤能与“道”联系起来，并推从“以贤革新”，尸子的观点衍生自道家，却又结合了法家思想，是一种进步，值得重视。

尸佼以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尸子认为民心乃国家安危兴衰之根本，“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统治地位稳固与否，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商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为了说明“重民”的政治意义，尸子形象地将民心比喻为水。“民者，水也”。“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曰犹水也”。民之为水，水的习性至柔至刚，决诸东则东流，决诸西则西流。所谓“可教”者，就是指水可以按照外力指引的渠道向前畅流不息。但是，如果人的行为违忤了水的习性，涓涓细流终有一日也会汇聚成滔天巨浪，冲决一切障碍，返本归真，这是尸佼人本主义思想的直观说明。

尸子思想的主体精神是法家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的思想尤其重视宇宙万物的变化运动规律，并由此成为其社会变革思想的哲学说明。其二，他的社会思想集中表现出倡导变法维新，反对旧有奴隶制残余的时代精神，因此，“秦相商鞅师之。”

兼融诸家之学，是尸佼思想的特点。尸子之学自古颇受历代学者重视，被列为百家之一。《汉书》将其列为杂家，《宋史》改列为儒家。清代孙星衍在《尸子集本叙》中又列其为杂家。这种聚讼不决，正好说明尸子之学具有兼融百家之长的特点。《汉书·艺文志》归纳杂家的特点为：“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学说，杂家兼融诸家之学；作为治世之道，杂家也应贯综百家之说来治理社会，尸子之学正具有这种特点。

关于尸佼的籍贯，有楚人、鲁人、晋人三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著录：“《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名佼，鲁人。秦相商鞅师之。鞅死，佼逃入蜀。”颜师古注：“佼音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楚有尸子、长卢。”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尸子名佼，音绞，晋人，事具《别录》。”

钱穆（1895—1990）认为，“尸子实晋人。其时晋已不国，而魏沿晋称，尸佼殆为魏人耶？”根据钱穆的考证，尸佼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390—前330年。那么，尸子“晋人说”可剔除。至于尸子究竟是鲁人，还是楚人，则因材料欠缺而无法判断。

尸佼为商鞅的门客还是老师，据文献记载有两种说法：《隋志》：《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注云：“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刘向《别录》曰：“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后汉书·吕强传·注》：“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阮元《谷梁传注疏校勘记序》：“隐五年、桓六年(应为九年）并引《尸子》（隐五年，尸子曰：‘初献六羽，始厉乐矣。’桓九年，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说者谓即尸佼。佼为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后，遂亡逃入蜀，而预为征引，必无是事。”以上认为尸佼为商鞅的门客。

郑杲《春秋说》云：“始吾闻尸子者，商鞅之师也。”梁玉绳《古今人表考》曰：“尸子始见《穀梁》隐五，名佼，商君师之。鞅死，逃人蜀，卒，因葬蜀”；《汉书·艺文志》中也说他是商鞅的老师。

尸佼长于天文、气象，《尸子》辑本中保留了这方面的不少史料。（《中国古代气象史稿》评）

其学术思想，“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有融合儒、墨、道、法各家学说的倾向。主张“无私”（《尸子·治天下》）。（《孔子大辞典》载评）

尸佼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理学家对此也很重视。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后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连同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也沿用了下来。（《中国先哲智慧全书》评）

尸子为百家之一，他的思想兼容诸家之学，自古以来颇受学者重视。（《临汾历代人物评》）

刘向《荀子叙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孔子故里著述考》载评）

翼城狮子窑，原名尸子窑，因先秦诸子之一尸佼隐居此地读书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