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集》是巴金所著,于1983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
随想录》第三集。本书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以及巴金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巴金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晚年终于完成了《随想录》,以此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达到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
荷花木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
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
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巴金(1904--2001)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
上海市、南京,进
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
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
鲁迅有了交往。曾任《
文学季刊》编委,
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
靳以合编《
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
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
中国文艺网二至四届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
收获》和《
上海文学》主编,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获
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获
法国荣誉军团奖。1984年获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灭亡》、《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
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
春天里的秋天》、《
憩园》、《
寒夜》,散文集《新声集》、《
赞歌集》、《
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
父与子》、《
处女地》,回忆录《
往事与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