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君弼（生卒年不详），男，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原为南方弥勒教主彭莹玉的门徒。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左君弼聚众数千人响应。在彭莹玉牺牲后，他独占庐州十余年，成为徐宋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的行省首领。

1363年，张士诚攻安丰镇(今安徽省寿县)，他出兵相助，朱元璋诈称是左君弼让他来接韩林儿，骗出小明王韩林儿。次年朱元璋攻庐州，左君弼据守陈州(今淮阳区)。1368年(太祖洪武元年)降明。曾任广西卫指挥事等职。

左君弼是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天完政权汴梁行省的首脑。他在红巾军起义战争期间，长期独守泸州市（今安徽合肥），是江淮平原很有影响的人物。

左君弼，庐州人，他和赵普胜、李普胜等都是元末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也都是南方弥勒教首领彭莹玉的门徒。

彭莹玉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与其徒周子旺起义于宜春市（今江西宜春），事败，其妻、子及子旺均被元军所杀，他逃匿淮南西路民家，继续从事秘密传教和组织武装起义活动，所以，到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他的门徒已遍布江淮地区了。

莹玉早期的门徒多以“普”字命名，如赵普胜、李普胜、邹普声等。左君弼入教较晚，故未以“普”子命名。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三二《左君弼传》载：

“左君弼，泸州市人。元季壬辰（1352年），群雄倡乱，君弼党于孙皓，聚众数千。”

可见，左君弼追随彭莹玉是红巾军起义爆发后的事。赵普胜、李普胜等则很早就追随彭莹玉了。左与赵、李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还得从左君弼入教以前开始说起。左君弼的父亲左武字继之，行十七袭千户，封将军（五品以上的官员称为诰封）子三君美、君弼、君辅，（老大君美扑鱼为业，老二君弼、老三君辅，随父亲军中效命）（常州左氏家谱记载）当年左君弼随父亲镇压过红巾军巢湖双刀赵与李扒头。后来左君弼经过彭莹玉的多次规劝，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聚众起义。加入了彭莹玉的红巾军。但赵、李二人始终对以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左君弼加入红巾军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素相仇”也是以上原因所致。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彭莹玉牺牲于瑞州（今高安市）。十二月。元军占领徐宋的首都浠水县（今湖北水），南方红巾军处境极为不利。淮南西路各支起义军亦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严重的分裂局面出现了。

至正十四年（1354年），赵普胜退居黄墩，与李普胜等结水寨于巢湖；左君弼独据庐州。双方分据南北，本无纠葛，但朱元璋垂涎巢湖水师已久，彭莹玉死后，朱元璋策反了廖永安等人，一起密谋嫁祸左君弼并吞巢湖水师，于是引起兵戎相见，迫使巢湖水师南下，最后出现分裂。何乔元：《名山藏。廖永安传》记述甚详：

“元杀篯铿，……[廖]永坚往仕汉（当为天完——引者），[廖]永安则与其弟永忠、县人双刀赵、俞廷玉、玉子通海、赵伯仲、仲弟庸、合肥市人张德胜、叶升、无为人桑世杰、含人华高，以战船千余结水军屯巢湖捍盗。庐人左君弼者，亦故为彭祖将，以书招永安，永安等不从，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数不胜，乃使韩成持书见高帝（即朱元璋——引者）和阳，愿以舟归。”

是时巢湖水师以赵普胜为首，廖永安兄弟、俞廷玉父子、张德胜等皆其部属，故《洞庭集》《大明初略二》将此事系于赵、李之下。

朱元璋又嫁祸赵、李二人要杀害与他，说是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等告密，李普胜被朱元璋所杀，赵普胜逃归天完，仍据含山县，廖永安等降元璋，巢湖水师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彭莹玉所辖淮南西路各支起义军，本已素不相和，彭牺牲后即各据南北，被朱元璋策反瓦解，最后又引起北洋水师分裂。这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主要责任在朱元璋为自己私利，杀害同门红巾军。

左君弼既曾“党于篯铿”，所以在时人眼里也被成为“红巾”。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哀公显道宪史有引》载：

“显道，讳大有。……至正辛巳（1314年），以书经中河南省乡试，授庐州儒学正。甲午（1354年），辟淮西宪史。明年，从分宪按蕲黄。红巾隐庐，母妻女侄举莫知所向。”

此“红巾隐庐”，即指左君弼据庐州。

但是，左君弼与天完政权的关系如何？他在天完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却未有文字记载。幸好一九六八年在湖北英山县出土了一方铜印，印文为“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印背一侧刻“汴梁行省管勾所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二年七月”（印文拓片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太平系徐宋年号，故“汴梁行省”为天完政权属下之行省。这个行省治所就在庐州，其首脑为左君弼。

元朝时，今河南省、鄂北、皖北、苏北地区属河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今开封市）。红巾起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态势大体是：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及以北地面为韩林儿宋政权的势力范围；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黄州路（治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今湖北蕲春南）地面为徐寿辉天完政权所占有。徐宋所属的势力范围内，蕲、黄两路当由天完中书省（即莲台省）直辖；安庆路一带为巢湖水师首领赵普胜占领，估计这一地区天完政权会设立行省（其名称目前无考），首脑当为赵普胜，但此行省不大可能称为汴梁行省。因为它离汴梁较远；庐州路为左君弼占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设立天完的汴梁行省。这是因为：首先，从隶属关系上看，左君弼一开始就“党于篯铿”，而彭莹玉曾被天完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参政（见陆深：《豫章漫抄》引《余干新志》），君弼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庐州地处徐宋统治范围的最北部，与宋政权接壤，也与汴梁路相距最近；第三，从“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来看，英山县元时属庐州路，与汴梁行省设于庐州正合。

至于这个行省为什么叫汴梁行省，这可能与天完政权的斗争目标有关。“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压倒大元后，农民军仍然想“复宋”。北方红巾军固然以“复宋”为号召，建立了宋政权，南方红巾军可能也用“复宋”号召过，因为时人曾经记载过“徐寿辉建伪号曰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于指挥墓志铭》）。汴梁是北宋的首都，南北红巾军都想夺去它，以作为号召群众更有力的象征。但左君弼既没有占领河南行省的大部或全部，也没有占领汴梁路，这样，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就把属于河南行省的庐州及其周围地区，命名为汴梁行省。

汴梁行省估计设置于太平元年（1356年）徐宋将倪文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当时，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同时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地方行政机构。这方铜印是太平二年（1357年）天完中书省颁发给汴梁行省管勾所的，说明汴梁行省下属的各种机构是比较齐全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进攻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左君弼助珍攻之，城陷，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出击安丰，败珍，救出韩林儿。左君弼又出兵助珍，被常遇春击败，败退庐州。徐达、常遇春围庐州凡三月，不破。因洪都（今江西南昌）战事紧急，徐达奉令还师援洪都，庐州解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徐达等再次率兵攻庐州。“左君弼闻达至，惧不敌，遁入安丰，令其将张焕、殷从道等城守。达等至，督兵围之。……七月，徐达、常遇春克庐州。时庐州古城被围久，众皆饥困不能战，张焕与贾丑潜通款于达，请攻东门，己为内应。于是我师急攻之，城中诸军悉救东门，张焕乃断钓桥开西门出降。达兵入城，执其部将吴副使，并君弼母妻及子送健康”（《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左君弼从庐州出逃安丰，就是向元朝投降。因为当时安丰为元将竹昌、廉希宪所据。一年前，吕珍攻陷安丰，朱元璋率军攻之，吕珍、左君弼败走，朱军移师围庐州，“于是元将竹昌、忻都都遂乘间入安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所以，吴元年（1367年）二月朱元璋致书黄钺弼时追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写的：

“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帅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市之城乃足下丘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尽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朱元璋的这封信是很有斗争策略的。其中所谓“异国”即指元朝；“舍其亲而奔异国”，即指至正二十四年左君弼扔下生母、妻儿，逃奔安丰、投降元朝之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即指左君弼降元后，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令其守陈州（今淮阳区）之事。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确是攻到了左君弼的心里了。

朱元璋致书左君弼后，还慷慨地送其母去陈州。这一招果然奏效。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徐达率兵北伐，平定山东省后，西指汴、洛，左君弼终于迫降了。《明太祖实录》卷二七载：

“洪武元年二月，大将军徐达等至陈桥，左君弼、竹昌迎降。先是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闻达至，召君弼谓曰：‘公与南梁数接战，熟其阵势，今授公以具，公前与战，我从后乘之，何如？’君弼偿感上归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军锋不可当，吾见其阵势辄胆落，不能战，故投奔至此。况徐相国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令。’克彝无如之何，乃夜驱军民遁入河南省（今洛阳市）。于是君弼与竹昌等率所部兵诣达降。”

左君弼降明后，受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卫指挥佥事，曾率军镇压过广西左江上思州壮族黄英杰、黄英览起义，后来长期驻守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