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蛰（1892年1月9日-1973年5月2日），字叔存，安徽怀宁人，中国现代美学家、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

1907年，邓以蛰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宏文学院及早稻田中学攻读，在此期间结识陈独秀等人。1911年，邓以蛰回国后曾在家乡任教，并专心攻读英文，为留学欧美做准备。1917年，邓以蛰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邓以蛰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与鲁迅、朱光潜、闻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艺创作。1928年，邓以蛰出版著作《艺术家的难关》。1929年，邓以蛰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住进西院9号。1950年，邓以蛰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开启了清华大学收藏、教学、研究并重的艺术史传统。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邓以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迁居朗润园159号。1973年5月2日，邓以蛰因病逝世。

邓以蛰的主要著作包括《艺术家的难关》《画理探微》《书法之欣赏》等。

1892年1月9日，邓以蛰生于邓家故居白麟圾铁砚山房（即：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邓以蛰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十三岁时入安徽尚志学堂，后转人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两年。

1907年，十六岁的邓以蛰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宏文学院及早稻田中学攻读，在此期间结识陈独秀等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对他后来很有影响。1911年，邓以蛰回国后在家乡任教，并专心攻读英文，为留学欧美做准备。1917年，邓以蛰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院，专攻哲学与美学。1923年夏，邓以蛰因母亲病逝，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乘船赶回家乡。

1923年，邓以蛰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与鲁迅、朱光潜、闻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艺创作。1928年，邓以蛰出版著作《艺术家的难关》。1929年，邓以蛰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住进西院9号。

1933至1934年，邓以蛰访问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德、法等国，参观许多艺术博物馆，回国后写了《西班牙游记》，书中记述了西方重要的艺术作品，有赞扬也有批评。对比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流露出不胜自豪的激情。抗战胜利后，为应对欧美博物馆和大学收藏研究中国艺术品的劲势，邓以蛰与梁思成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1949年9月，邓以蛰随梁思成创办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成立的国徽设计团队，完成玉璧型国徽平面设计。1950年，邓以蛰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并任综合研究室主任，开启了清华大学收藏、教学、研究并重的艺术史传统。

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邓以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迁居朗润园159号。1963年，邓以蛰将多年珍藏的邓石如书法篆刻精品和大量古版、手抄书籍全部捐献国家，为此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了“邓石如先生诞辰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1973年5月2日，邓以蛰因病逝世。

邓以蛰的世祖是清代艺坛宗师、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父亲邓艺孙，一生从事教育，曾任过安徽省教育司长。儿子邓稼先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28年，邓以蛰作品《艺术家的难关》出版，他指出：“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漠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呼吁“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社会”，并提出“艺术为民众而存在”的主张。邓以蛰在“民众的艺术”文章中指出：“民众所要的艺术，是能打动他的感情的艺术。艺术哪一件不是民众创造的？哪一件又不是为着民众创造的？艺术根本就是民众。”

邓以蛰认为，“艺术家研究艺术，是把前人的作品意琢神磨，化为精髓，炼成种子，深深地注入他的手技心灵里面，再蜕变成新艺术，使历史上的艺术在这新艺术里面生成着。”因此，他秉承家学潜心书画研究，提出包含“体、形、意；生动、神、意境”的美学理论体系，认为意境是“生动”与“神”融合统一的产物，“意境”重在心灵，揭示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乐于展卷家中的书画收藏，向学生同事讲解绘画书艺，鉴赏比勘，辨伪存真。

邓以蛰在总结先祖邓石如的创作经验时，曾总结出三个重点：一是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的作品为范本来临摹，二是结字要“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三是要“计白当黑”。他重视先祖遗韵，如“跳出唐人的轨辙，直追六朝”，以郑道昭、郑文公碑、瘗鹤铭等“浑穆高古，奇峭秀逸”突出的标本为尚，“突破藩篱，别树一帜”，旨在开拓新境。隶书方面，则充分吸收汉碑的长处，无论是“笔意圆润”的曹全，还是“苍劲洒脱”的华山等，都兼收并蓄，力求“兀奡排荡，淋漓尽致”，达到较高的艺术境地。行书则追踪晋宋轨辙，在风姿洒脱、笔墨灵动中彰显不羁的性情与高迈的趣味，用笔、结字、章法、神韵皆有妙谛、不同流俗。

邓以蛰在艺术美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对史论结合的艺术研究方法论颇为倡导。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一文中，邓以蛰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中国有精辟底美的理论，不像西洋的美学惯是哲学家的哲学系统的美学，离开历史的发展，永远同艺术本身不相关涉，养不成人们的审美能力，所以尽是唯心论的，我们的理论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绝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邓以蛰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艺术理论，如谢赫的六法论特别是他的“气韵生动”的绘画原则，还有沈括的"以大观小"的山水画理论一方面是对当时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引导着绘画艺术的发展，邓以蛰借用毛泽东《实践论》将这种艺术方法论称之为“基于实践的由浅人深的辩证唯物论。”邓以蛰倡导史论结合的艺术方法论，这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艺术美学思想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上参考资料：

邓以蛰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以权威自居。——（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评）

邓以蛰的一生，是献身于中国艺术的一生。——（美学史家刘纲纪评）

邓以蛰与马叙伦等人是北大教授中或长于书法，或精于书论，怀瑾握瑜者，他们以器识为先，以人品、学养领字，蕴藉风流、韵味醇深的浓郁书卷气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评）

邓以蛰的创作实践，大体持守“要而不繁、精而不泛”的艺术态度，诸体兼备，多为佳作，尤其“篆隶饶有古雅之风，行草富于奇崛之气”，在现代书坛留下独具魅力的一章。——（合肥晚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