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由
重庆市返
延安市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是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
原名鲁连,字齐生;祖籍江西抚州,后移籍贵州安顺;早年热心开展业余教育工作,主持兴办贵州达德学校。积极倡办勤工局、农事试验场、商品陈列所和妇女习艺所等实业场所。参加护国运动,反对
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7年率
贵州省学生赴
日本留学,后又组织赴
欧洲勤工俭学,结识蔡和森、李维汉、徐特立等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命活动。回国后任贵州省视学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后任四川歇马乡村建设育才学院文史教授,壁山正则艺专文史教授;多方奔走,从狱中营救出我党领导人
王若飞(黄齐生是其
舅父),并随赴解放区考察,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
1931年11月21日晚,王若飞受到叛徒出卖,不幸在
包头市被
中国国民党逮捕。他于1932年1月7日在监狱写给舅父一封家书内容如下:“吾幼受舅父教养之恩,未有寸报;孤苦老母,未受我一日之奉养;今日被捕,又劳舅父于风雪残冬远来塞外看视。尤其令我感激的是,
舅父能了解我,不以寻常儿女话相勉。吾观舅父精神仍如往昔,又知老母至亲骨肉,均各无恙,以后清贫之生活,亦尚能维持,使我更无所念。舅父所著书及诗,尚未奉读。他日读后如有所见,能写信时,自当奉告。吾尝谓舅父思想行动为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一流人物。托氏身为贵族,然极不满上层社会残暴豪华的生活,十分同情于下层平民被践踏的生活,愿意到平民中去,并帮助他们。可惜他只有满腔的同情心,而没有使穷苦群众得到解放的方法,所以他只能是穷苦群众的好友,而不是革命的领导者。这是我与
舅父思想行动分歧的地方。舅父思想,宗教色彩甚浓。一切宗教哲学的发生,都是当时当地社会的反映。时代变动,环境变动,这些宗教哲学也必然要随之变动。现在回、耶、佛等教,已非复最初的本来面目。我之读宗教书籍,只是为知道当时及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怎样在思想上反映出来。我们的哲学,是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在流动变化着。我们不仅要
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这样的精神观与《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静的观点相反。以上请
舅父恕我狂妄的批评。我妻现在闽北,干戈遍地,音信难通,特留数行,请舅父代为保存,将来有机会见面时交给她。舅父此来,情义已尽。塞外苦寒,不敢久留。舅父回去时,对诸知爱亲友,均请代甥问安。”
王若飞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零7个月,期间,敌人曾屡次派遣人员入驻他的牢房,意图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然而,这些监视者却意外地被王若飞的坚定信仰和崇高品质所感化,纷纷转变立场。此外,王若飞还撰写了一封长达两万多字的长信,劝诫
中国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投身抗战,这让傅作义深受触动。
早在1904年,黄齐生便踏上了教育之路,先是受聘于贵阳“群明社”担任总经理,随后又投身于刚成立的民立小学堂的教学工作。当民立小学堂更名为
达德学堂后,他毅然辞去高薪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黄齐生不仅关注基础教育,还积极倡导女子教育,1905年他成功在达德学堂增设女子小学,为女性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此后,他历任省教育部门的视学、省立三中校长等职务,深入多个县乡了解教育状况,提出诸多改革建议,推动
贵州省地区的教育发展。随后黄齐生接受
陶行知邀请,在晓庄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指导。自1931年起,他更是在多地担任重要教育职务,如昆山徐公桥农村改进实业区总干事、农村改进讲习所负责人等,致力于推动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2018年04月8日,在黄齐生先生遇难72周年纪念日之际黄齐生故居开馆,位于开发区
幺铺镇青源村,距城区约12公里,占地近2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