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公元前203年），名文，字叔平，世人尊称其为“吕公”，战国末年砀郡单县（今山东菏泽市单县）人，一说汝南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人，是吕雉吕雉的父亲，汉高祖刘邦的岳父。

吕公为避仇敌，来到与其交好的沛县县令府上做客，并举家迁居沛县。沛县中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家有贵客，都去送礼祝贺。因主吏萧何制定了根据送礼金额划分区分座位的规矩，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便诈称自己送上一万贺钱，令吕公亲自出迎。吕公喜欢给人相面，他认为刘邦的面相，是他相过的人中最贵气的，就将女儿吕雉许配给刘邦。刘邦称帝后，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封吕公为临泗侯。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吕公去世。吕雉元年（公元前187年），汉高后吕雉追谥吕公为吕宣王。

关于吕公的出身、家世问题，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推论考证。历史学家郭沫若通过对吕公籍贯、秦相吕不韦籍贯以及吕不韦食邑在汉初时期人口情况的考据，推测吕公可能是吕不韦族人。日本历史学家楠山修作在郭沫若推测的基础上，认为吕公投资刘邦是效仿吕不韦投资秦国公子秦庄襄王，以及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精神主旨与吕后的治世方针完全吻合，推测吕公是吕不韦的儿子。日本历史学家佐竹靖彦亦是赞同郭沫若的推测，认为吕不韦自杀后，幸存的吕不韦亲族因怨恨事件的处理结果而参与了秦末的反秦斗争

吕公，名文，字叔平，郡单父（今山东菏泽市单县）人，一说汝南新蔡（今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人，世人因其姓尊称其为“吕公”。吕公与沛县县令交好，为了躲避仇家，他到县令家做客，并举家迁居沛县。沛县中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家有贵客，都去送礼祝贺。当时萧何是县里的主吏，负责收礼，他表示送礼不满一千钱的贵客要坐在堂下。汉高祖刘邦当时是亭长，平时就看不起这些官吏，就在拜见的名帖上谎称“贺钱一万”，实则并未携带贺钱。拜帖递入后，吕公见之大惊，亲自来到门口迎接刘邦。

吕公喜欢给人看面相，看到刘邦的相貌后，就特别敬重他，并将刘邦领到堂上入座。萧何称刘邦从来都是特能说大话，但却很少能办成事。刘邦借着吕公的敬重，在酒席上戏辱堂上的客人，自如地坐在上座。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吕公用眼神示意刘邦留下来。刘邦喝完了酒，就留在后面。吕公表示他从年少开始给人相面，经他相面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能有刘邦这样的贵相，希望刘邦能珍惜这个面相，同时吕公还表示要把女儿吕雉许配给刘邦做妻子。吕公的妻子吕对此感到很生气，责问吕公，平时就说女儿不寻常，只能嫁给贵人，连交好的沛县令的求娶都能拒绝，为何现在却轻易将女儿许配给刘邦。吕公表示妇孺之辈理解不了他的苦心。最终吕公还是将吕雉嫁给了刘邦。

刘邦称帝后，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封吕公为临泗侯。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吕公去世。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汉高后吕雉追封吕公谥号吕宣王。

蒋波、冯艳秋在《论吕后与吕家的关系及其影响》中评价：吕公是个精明思变、勤奋进取、积极务实的人，而且有着独特的政治眼光。

对于吕公是否有名留存于世，《三家注史记》中有不同说法。据《史记索隐》记载，崔浩称正史中没有记载吕公的真实姓名，世人因其姓尊称其为“吕公”；同时，《史记索隐》又引《相经》称，吕公，名文，字叔平。

对于吕公的籍贯，《三家注史记》中也有不同记载。《史记》称吕公是单县人，韦曜在《史记索隐》中补充称单父县属于山阳郡；同时，《史记索隐》又记载，《汉书旧仪》称吕公是汝南新蔡县人。

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提出一种推测，即吕公可能是吕不韦的族人。他的依据是，吕公是单父人，单父在汉初从属于山阳国，而秦朝则与吕不韦所食邑的河南洛阳在秦朝同属三川郡（前249年设三川郡，后在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后另设砀郡，此后单父归属砀郡）。汉朝初期，河南洛阳郡作为秦代三川郡的一部分，其人口仅到吕姓人口的一半，则吕氏的另一半人口有可能在秦代三川郡的其他地方，则吕公可能是吕不韦的族人。

日本历史学家楠山修作将郭沫若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他断言吕公是吕不韦的儿子。楠山修作的依据是，吕不韦原是韩国阳翟的大商人，为了出世，投资了在赵国过着贫困生活的秦公子秦庄襄王，助其回国登上王位，自己也成了左右秦国国政的宰相。他认为吕公是在效仿父亲吕不韦，故伎重演，在刘邦身上做了前期投资，同时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以道家思想为精神内涵，这种精神主旨与标榜无为自然的吕雉的治世方针完全吻合。

日本历史学家佐竹靖彦则认同郭沫若的推测。他认为吕不韦自杀后，幸存的吕不韦亲族因怨恨事件的处理结果而参与了秦末的反秦斗争。他的依据有以下几点：有许多吕姓之人作为重要认为参与了在这一时期的反秦斗争中；这些人起义时居住地是以洛阳市为顶点，以扇形向外扩散，这个与吕不韦自杀后，其亲族们从其领地洛阳逃散的情况相符合；这些人在起义初期各自参加了刘邦军、陈涉军、项梁项羽军，但从楚汉战争开始，这些全部属于刘邦军团。综合上述这几点，佐竹靖彦认为吕公很可能就属于吕不韦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