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妇人》1925年张石川执导，黑白影片，本片讲述了上海农村姑娘吴爱宝的故事。

农村姑娘吴爱宝与同村青年赵贵全订婚后，感情甚好。一日，爱宝的寄母林氏从上海市回乡探亲，吴父羡慕林氏富有，将女托之。林氏慨然允诺，即日携爱宝返上海。临行，贵全依依惜别，嘱其早归。林氏原系上海妓院老鸨。爱宝抵沪后，即被诱为娼，并改名花淡如，未几又被一批有财势的客捧为花国总统。官场恶少李叔香贪其姿色，以重金纳之为妾。出嫁之日，爱宝登车去李家，瞥见贵全正伫立路旁。原来爱宝走后，贵全因母亲病逝，孑然一身，乃赴沪寻妻，初见爱宝衣饰华丽，不敢猝认，及车启行，飞步追赶，不幸被另一汽车撞倒。爱宝闻讯，潜往医院探视，出资为之治疗。贵全生性懦弱，愈后又跛足致残，生计无着。爱宝乃帮其娶妻置田，遣送回乡从事农耕。日久，爱宝被李叔香遗弃，仍入林氏妓院重操旧业。一日，林氏又从乡间携来一少女，爱宝询其身世，与自己当年相似，遂萌怜悯之心，出私蓄为其赎身，并送往女子职校学习，藉能自食其力。

张石川，中影股份导演。原名通伟，字蚀川。浙江宁波人。1913年任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6年又导演了轰动一时的《黑籍冤魂》。1922年合作组织了明星电影公司，主张“唯兴趣是尚”，后主张艺术应“教化社会”拍摄了一些反映妇女命运的影片。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中他首次运用了电影特技的手法，引起竟拍武侠神怪片之风。1931年美国有声片进入中国后，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腊盘配音的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抗日战争期间，在左派电影影响下，导演了表现抗日的左翼电影。1942年出任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兼导演。1946年后为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和上海大同影业公司任导演。一生导演长短故事片近150部，大部分为社会言情片，风格细腻，故事性强，受市民欢迎，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

郑正秋，中国编剧、导演。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原籍潮州市，生于上海市。曾任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导、演业务，1913年改名正秋，与张石川合作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无声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23年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1922年合作创办了明星公司和明星影戏学校。在此后的几年里，出现创作高峰，编、导、演了几十部影片，渐渐走向商业化。然而经过自己对人生、艺术的不懈追求，又重新回到现实主义题材上。30年代初，他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化。1932年，发表《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总结和回顾了他一生的感受，提出"反帝、反资、反封建"口号，欢迎新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工作。同年编导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姊妹花》和参加了《女儿经》、《热血忠魂》的部分工作。其中以《姊妹花》为他后期的代表作。他一生共编导40多部作品，情节曲折感人，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马徐维邦，中国电影导演。1905年出生。原姓徐，因入赘马家，遂改姓马徐。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4年他入明星电影公司，担任演员，曾在《诱婚》、《上海一妇人》、《良心复活》等片中担任角色。1926年改任导演。他的导演处女作是《情场怪人》，在片中他还身兼男主角。此后他在金龙、联华影片公司主演默片《荒塔奇侠》、《骨肉之恩》等。1935年，他编导有声片《寒江落雁》。1937年，他为新华影片公司编导了《夜半歌声（1937）》，该片上映后，极为轰动，颇获好评，影片以反封建争自由为主题，塑造了宋丹萍、李晓霞等有血有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此后，他为天一、联华、艺华等十余家电影公司编导了《古屋行尸记》、《冷月诗魂》、《夜半歌声续集》等恐怖片。1943年在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参加导演了《万世流芳》等影片。1947年后，他到香港，先后在长城、新华等影片公司导演了《琼楼恨》、《碧血黄花》等影片。他一生共导演三十二部影片，于1961年去世。

王献斋，原名王有廷，著名电影演员。1900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二十年代毕业于沪江大学医科，曾是中国最老的精益眼镜公司的验光员。后来自己开设一家眼科诊所，与当时的明星影业公司相邻，众多的影界人士常去他的诊所治疗眼疾，他因此与许多影界名流相识，后经当时大名鼎鼎的张石川导演介绍进入电影界，从此弃医从影，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滑稽大王游华记》。他进入影坛后，很快显露出了表演才华，成功的塑造了《孤儿救祖记》一片中的反派角色，形成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数十部影片的反派表演风格，当时舆论界曾这样评论“在当今电影圈内饰演反派角色，演技的圆熟，深度达到‘炉火纯青’者唯王献斋一人。”第一个坏蛋的绰号响彻整个影坛。王献斋饰演的正派人物，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有《玉梨魂》、《新旧上海》等影片。

王献斋一生主演过多部影片，可谓将全部本领都贡献在银幕上。“做人就得做一个好人，否则便自绝人群，无善结果”。这句话道出了他舞台银幕与台下的为世心得。1942年病世于上海市。

金玲小姐从明星公司出来，回到她极不愿去却又逃脱不开的地方——四马路会乐里，上海滩有名的烟花巷。十五岁时母亲去世哥哥染病，她沦落到卖笑之所。

郑正秋希望《上海一妇人》的故事能更丰满，谨慎地向宣景琳询问，并把一些细节融进了电影。原来拍戏所得之所以会被老鸨发现，起因是帮助一个被卖到会乐里的小姑娘，看她的悲惨身世和自己十分相像，宣景琳不忍她走自己的老路，就出钱帮助这个素昧平生的姑娘逃走，结果被发现，查抄了所有积蓄。郑正秋把这个情节写进了《上海一妇人》。

《可怜的闺女》、《少奶奶的扇子》、《歌场春色》是郑正秋酝酿已久的妓女题材。

郑正秋主动帮金玲提亲，并为其人格担保。由于明星公司的义举，王公子可以鼓起勇气向家里提这件婚事了，王家也许有所风闻宣景琳的背景，拒不同意。郑正秋听说后，决定要管一管，独自登门拜访王家，担保宣景琳的才貌人品，表示要做这个媒。以郑正秋的声望和地位，同样身为社会名流的王老先生，不好驳他的面子。在郑正秋等人的坚持和调停下，并且由郑正秋正式出面提亲，王家终于松口，但是不办婚事，不请家长出面，小夫妻不准进王家大门。

针对《上海一妇人》，郑正秋提醒观众注意以下“四端”：“人格堕落，大抵由于吃饭难；骄奢淫逸之上海市，每能变更人之生活，破坏人之佳偶；多妻制不打破，妇女终必见侮于男性；欲废娼而不徒托空言，极应为妇女开辟生路。”进而明确表示：“娼岂生而为娼者，社会造成之也。”针对《可怜的闺女》，郑正秋呼吁：“拆白不除，有碍妇女解放。期望女界光明，当向诱惑女子之拆白紧急动员，此乃女界醒目之暗室灯，拆白诛心之开花胶也。”显然，社会改良既是郑正秋电影的出发点，也是郑正秋电影的目的地。

郑正秋电影始终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弱势群体一边，以同情的姿态摹写他们的处境，为他们的悲剧性命运鼓与呼；尤其是对深受“三纲五常”封建思想之毒害以及社会、家庭、婚姻和爱情之束缚的妇女地位的关注，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因此，郑正秋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是身处生活底层或社会边缘的寡妇、孤儿、童养媳、婢妾、歌女、女伶、娼妓、交际花。在这一点上，郑正秋电影几乎不输同时期任何形式的启蒙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