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Opportunism)又称投机主义,是一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按规则办事、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的行为。
机会主义最早见于1876年2月11日
法国共和派出版的报纸《人权报》,用来指谓19世纪法国政界中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和政客,意为应付或妥协。
在
政治学上,有机会主义行为的人是指那些为了提升特定的个人或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不讲原则,为了一时的短暂收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很少考虑原则,也不考虑后果的,在利已动机引导下的一种自利的政策或做法。在
经济学上,有机会主义行为的人被广泛地用于分析交易成本问题,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优势,不去如实披露信息以及从事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个由掌握信息优势的人所实施的,以欺诈、误导、歪曲等手段或以其他可能造成交易对方混淆的手段实施的,不如实、不完全或扭曲地披露信息,具有损人利已特征的不道德
投机活动该行为一般是具有投机性以及逃避责任性的倾向,是一种自利性保护的手段和行为方法,机会主义的行为做法本身还具有不当性(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和公序良俗等社会公众道德观)的特点。
词源
政治学范畴
机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期,机会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876年2月11日法国共和派出版的报纸《人权报》,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该报发行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昂利·罗什弗尔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机会主义者》。罗什弗尔在文中评论政府的一位代表,主张“在最适当的机会”(“en temps opportum”)频布争取公社社员的大赦令时指出,“opportum"实际上在议会的用语中就是“永远不”的意思。法国工人党的盖得派接受了对“opportum”的这种解释,并当他们的对手布鲁斯和马隆结成的
右派派别提出执行“机会政治”(politique des possibilites)的思想时,而把布鲁斯派称作可能派或机会主义分子。
经济学范畴
经济学中“机会主义”概念的首倡者为
奥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他明确地提出“机会主义”行为会影响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并将其作为影响交易费用核心六因素中“人的因素”之一。同时列举在经济学上,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方式为撒谎、偷窃、欺骗、有算计的误导,歪曲、伪装、扰乱或者其他迷惑人的行为。
历史
中国
中国共产党产生时期
这个时期的部分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产生的,而且开始以来便做出许多错误。显然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 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产生的。他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是
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俄国
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在国内是欧战期中,中国已相当的工业化,从香港、广州、上海以至北方工人纷纷开始初期的自动的罢工争斗与组织, 开始趋向于要形成一个独立的
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便是从这个客观情形之下产生的。所以它不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 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初期不是没有错误的;但都是些偶然的零碎的错误, 而不是严重的、系统的机会主义。
五卅运动时期
五卅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正确的。五以前,上海的党团员人数几乎没有超过 200人,而在纺织工厂的工人当中,中国共产党员只有十多个人。罢工策略和经济斗争的扩大是民族斗争策略的真正核心,所以这个斗争能够变成群众反帝的伟大怒潮。所以,中国共产党如果协助上海总商会实现其领导,如果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或者同小资产阶级妥协,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五卅”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
三月二十日前后
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出现是在
蒋介石3月20日事变稍前一点即在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
领导机关和当时的前任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主张同国民党
右派合作,并同其首领
孙科会谈邀请他回广州的时候。
北伐时期
北伐运动对于
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同样都是需要的,但其目的和意图却完全不同对资产阶级说来,北伐运动只是争夺新地盘和巩固其领导地位的借口,以使革命走上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则想利用北伐来发展工农力量,夺回领导权,以使革命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由此可见,在北伐期间,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为了彼此互相反对,双方都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并加以巩固。因此,中国革命随着北伐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农运动异常发展和高涨,这就引起
资产阶级的恐惧并退出革命队伍;这样一来,
无产阶级不仅要准备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而且要准备同
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殊死战斗。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
领导机关没有预见到新的革命时期的一切特点,仍然继续实行让步政策,这个政策是3月20日事变后采取的,一直持续到北伐胜利向前推进,革命运动在人民中间到处发展和扩大的时候。应当承认,北伐越是向前推进,中央的政策就越是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时期
1926年12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谭平山等出席了会议。在关于
中原地区问题的决议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明中国革命面临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即
资产阶级道路和非资产阶级道路,而且比较起来更容易走前一条道路,中国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职责是引导革命走上非资产阶级道路,其主要方法是农民自己实行土地革命。这个决议大约是在1927年1月到达上海中央的。讨论决议时,中央听取了
彭述之的报告,报告的最后部分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说来区别不大!”他的报告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委员和瞿秋白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动根本不同;一部分同志表示强烈反对和不赞成机会主义的中央和某些负责工作人员(罗亦农等)。把中央关于上海暴动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以对照,就足以使人相信彭述之的话“小区别”与实际不符合到何等程度;接到共产国际决议以后,中央开始发生纠纷,彭述之猛烈攻击瞿秋白,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只是找机会逞“英雄”,等等。
彭述之的话“小区别"很好地暴露了中央的机会主义倾向。
五次大会时期
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改正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及根本的错误观念。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如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便是不承认国际决议是正确。
然则五次大会依然存在缺点: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因此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与发展。
国际
机会主义源出法语,意即应付或妥协,用来形容十九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客。
十九世纪中叶,一种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机会主义思潮产生。主要代表人物是
法国的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路易·勃朗。
小布尔乔亚社会改良主义者宣扬阶级调和,反对
阶级斗争,反对
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他们认为劳动者的贫困和受剥削的原因,在于
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幻想依靠
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建立“公共工厂”和“农村公村”,并根据协议进行生产以解除劳动者的贫困,过渡到
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完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二十世纪初,机会主义在
第二国际各国党内占统治地位,社会民主党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
政党蜕化为主张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政党,于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了机会主义即
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表现形式
政治范畴
机会主义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共同特征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者都违背了
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样都会给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左倾机会主义
左倾机会主义是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阶段,其特点是在革命斗争中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现实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夸大主观力量,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在组织上表现为
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在党内斗争中表现为无限上纲,无情打击。
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观点,表现在
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上就是放弃原则,不敢斗争,其实质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
经济范畴
在
经济学上,机会主义行为分为直接损害相对人利益的机会主行为(包括:偷、浪费、敲竹杠、短期行为)和通过影响信息不对称状况来为行为人后续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创造条件,从而间接损害机会主义行为相对人的利益(如隐瞒欺骗、混淆与误导等)以及既可以直接损害相对人利益也可以间接影响相对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如背信弃义与短期行为)等三类情况。
危害和影响
在联邦体制国家,机会主义更多地表现在社区选举之中。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之下,根据官员的忠诚程度选择领导干部,长期跟随在领导身边的秘书经常拥有分享政治权力的捷径,统称“秘书政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青年宁愿放弃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也要选择留在领导干部身边;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表现,因为担任领导的秘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拥有了“保护伞”,意味着掌握了登堂入室的钥匙,坐上了分享
政治权利的“直通车”。
19 世纪90年代初,
德国统治阶级开始采取“
自由主义”政策,
资产阶级剥削
无产阶级的手段发生了变化,剥削方式更加具有隐蔽性,无产阶级运动开始陷入空前的低潮;从另一方面来说,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加之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许多大学生、青年文学家,以及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自称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德国政论家和剧作家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兴起。这一思潮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竭力反对党内的
渐进主义的政治策略,鼓吹半
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其影响很大。一些
资产阶级学者如
莱比锡市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就借用了“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的观点对
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肆意歪曲和攻击。这一思潮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形成了“大学生骚动”。恩格斯对“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了严厉的分析与批判,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恩格斯明确指出了“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教条式地对待唯物史观的危害。
中国的机会主义:根源及消除措施
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一般地解释是:人类的
有限理性、
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产生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外,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认为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
历史根源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
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为”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自然界发生灾难的
随机性,也促使了传统小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看,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
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有的是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分工本身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与自然的“博弈”变为人与人的“博弈”。这种人与人的“博弈”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它是一种“有为”对“有为”的“博弈”,“博弈”的双方都具有主动性,一方的不守信和不负责任必然会得到另一方的有效“报复”。
传统官僚集权体制
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政治土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集权体制本质上体现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这种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另一方面是同一级之间权力也呈不对称状态。上下级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上级是权力的优势方,下级是权力的劣势方;上级可以滥用权力,而下级则缺乏对上级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
在传统官僚集权体制中,人治传统浓烈,法治精神稀薄。在这种人治重于法治的权力游戏中,机会主义将无可避免。在这种环境中,一方面,只有机会主义才能得到最佳生存;另一方面,也使机会主义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催生机会主义的文化温床
首先,“中和”的价值观蕴含着一种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不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等处事原则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而防止机会主义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机会主义者的决策成本,但“和为贵”虽然表面上看是“行善”,但实质是在“助恶”。其次,保守性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也有利于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因为保守意识扼杀了风险意识,而风险意识的缺乏使人更注重“近期交易”,而忽视“远期交易”;更关心“近期获利”,而忽略“远期获利”。再次,依附性的人格意识也使人缺乏了自主平等的观念,从而也衍生出一种在交易行为中体现出的不对称心理。这种不对称心理具体表现为要么是具有自卑倾向,要么是具有自大倾向,而这两种倾向都容易诱发机会主义心态。另外,还有多神崇拜的文化
情结,深层次也在体现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底蕴,同时又进一步固化了机会主义意识。
消除办法
大力发展生产力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生产力的发展将推动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彻底改造,同时也促进社会建立起普遍而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这是消除机会主义的基础所在。
相关政府
相关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突破点,要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政府要带头依法行政。在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方面,政府拥有独特的优势。作为社会中的非市场组织,政府本身的强制力和
再分配能力,使其自身在提供规则的服务方面,有着巨大的规模优势和
乘数效应。
秩序整合力度
在转型期应加大秩序的整合力度,秩序对消除机会主义行为有着重要意义。秩序提高了分工的效率,从而也就无形中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预期。
相关概念
庸俗进化论
它是一种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
资产阶级用以对抗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代表人物有
英国的斯宾塞等。庸俗进化论者把
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庸俗化,扩大了其中的缺点。他们否认事物的
质变,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以这种
反科学的观点庸俗地去曲解社会生活现象。他们竭力否认
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逐渐进化、点滴改良和阶级调和。这种理论成为各色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超帝国主义论
“超帝国主义论”是
卡尔·考茨基在一九一五年提出的机会主义理论。考茨基把
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特殊的
资本主义政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否认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说:“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
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那时,“各国财政资本间的相互斗争”将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所代替”。这就是说,在考茨基看来,由于国际垄断组织的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可以消除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和
经济危机,消除
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从而可以“创造一个持久和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