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罗特·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曾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职务，复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光绪八年，升允通过乡试成功获得举人身份。光绪十二年，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职。宣统元年，因上疏直言反对立宪被指控妨碍新政实施，进而遭到革职处分，此后他寓居西安满城。然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再度获得朝廷的征召，出任陕西巡抚。他率领甘军东进逼西安市。1912年2月，随着清帝溥仪的退位，甘军得知消息拒绝与革命军继续交战，升允被迫选择向西撤退。1913年，前往日本寻求国外力量的支持以复辟清朝。归国后，频繁往来于天津市、大连市、青岛市等地，积极联络宗社党人，需求日本的支持，同时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的军队相互呼应，共谋复辟大计。1931年7月23日，升允在天津租界因病逝世。逊帝溥仪闻讯后，特赠予其“文忠”之谥号。

升允著有《自述》和《望河楼》一联，一生为民多谋福祉，并且还是陕西大学堂的首倡者，在兰山书院创设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除重视教育外，他也主持兴办实业，排除万难，修建了具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中山桥。

多罗特·升允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从小就受到家族的教育与熏陶。他的先祖世代均为清朝武将，父亲更是历任清廷要职。在家族的影响下，多罗特·升允自幼便熟读儒家思想，深知儒家的忠君报国理念。

1882年，升允成功中举。先后任职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章京，负责处理涉外事务；担任工部主事，负责工部日常管理工作；曾作为驻库伦参赞大臣，负责处理对外交涉及军事协调事宜；亦曾任驻俄国参赞，负责促进中俄关系发展。1900年，其获任山西按察使及布政使之职，负责地方司法与行政事务。次年春季，升允晋升为陕西布政使，随后正式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主持一省军政民务。在其职业生涯中，历任陕西粮道，负责粮食储备与运输；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继续负责地方司法与行政；陕西布政使、巡抚，主持陕西军政民务；江西巡抚，管理江西全省事务；察哈尔都统，统辖察哈尔地区军政；闽浙总督，负责福建省、浙江省两省军政民务；陕甘总督，统辖陕西、甘肃省两省军政。

在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元年，升允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反对实行立宪制度，结果遭到了革职的处理。然而，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他又重新被清朝政府启用，担任了陕西巡抚的重任。

升允对清朝皇帝的退位持有反对意见，他曾经带领军队采取行动，试图以“勤王”的名义，攻下西安，以此为基础，迎溥仪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带领着旧部，经历数十次的战斗，攻克了十余座城市。

后来，正当他准备全面稳定陕西的时候，清朝皇帝退位的诏书正式发布，但升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继续大批量的杀害战俘和革命者。

但是，由于部队其他人拒绝战斗，他的行动最终不得不停止，他被迫选择撤退。

1913年，在蒙古“勤王”计划失败后，升允前往日本，意图寻求国外力量的支持以复辟清朝，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宗社党。归国后，升允定居于青岛沂水路3号（现为《青岛日报》职工宿舍，旧宅尚存）。他并未满足于安逸的寓公生活，而是积极投身于复辟清廷的各项活动，尤其重视与日本方面的联系。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军队向德国驻青岛市的军队发起攻击，最终占领青岛。在此过程中，升允等人受到了日军的庇护。此后，升允进一步倾向于投靠日本。他与爱新觉罗·溥伟、爱新觉罗·善耆等宗社党骨干成员频繁往来于青岛、旅顺等地，持续进行复辟活动。在青岛策划复辟期间，溥伟曾派人联络张勋，而升允亦不甘示弱，迅速致信张勋，对其大加吹捧，企图拉拢其参与复辟。然而，张勋所发动的癸丑复辟因计划泄露而流产。

1916年，善耆在日本人川岛浪速的协助下，招募并训练了一支秘密军队。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前往旅顺检阅这支军队。他们企图以这支军队为依托，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的军队相互呼应，共同实施复辟计划。升允还曾致信八宝札布，煽动其打起“勤王”旗号，并联合日本浪人在满蒙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一度进犯张家口市。升允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操控与利用，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的支持。

袁世凯逝世后，张勋选定徐州市作为复辟活动的核心区域，升允随后前往徐州与张勋会面。会谈结束后，升允便以张勋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寺内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据《张勋与佃信夫》一文所述，升允赴日时，恰逢寺内首相因病在家休养，但他仍特意更衣以示尊重并接待了升允。会谈中，升允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寺内首相听后表示，升允回国后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议相关事宜。

升允从日本返回徐州后，向张勋详细汇报了此行成果，包括日本人对复辟活动的支持态度及提供的经费支持。这进一步坚定了张勋等人复辟清朝的决心。1917年，张勋在复辟清室时，特授予升允大学士之职，以表彰其在此事上的突出贡献。

升允致力于复辟清廷，特别是在他主政西北十余年期间，他最终未能实现所愿，心情难免沉重，渐至疾病缠身，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1921年夏，受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的邀请，升允携全家从青岛市迁至天津，居于罗振玉在法租界德邻里的一幢别墅之中。在此期间，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后，始终保持着对升允的尊敬与关怀，每年均派人赴津，向升允献上“敬仪”，每次均附赠银元数百元，以表敬意。

1931年9月20日，升允在天津因病辞世，享年73岁。他的遗体被安置在北京东直门外的延寿寺，以供亲友吊唁。升允临终之际，日本军方曾屡次派人至其府上打探消息，直至确认其逝世后方才罢休。升允逝世后，废帝宣统溥仪赐予其“文忠”之谥号，以示哀荣。众多满清遗老及升允昔日旧部亦纷纷前来吊唁，此外，亦有不少日本政客前来悼念，共同缅怀这位曾为清廷复辟付出过努力的历史人物。

升允虽以科举入仕，但同样骁勇善战，治军有方。他率领清军围城不放，差点为溥仪夺取一统江山。他的坚持与努力，铸就了一段悲壮而忠贞的历史。多罗特·升允是一位忠诚而坚持信念的人，他一生奋斗不止，为满清复辟倾尽所有。尽管他的努力最终未能如愿，但他的忠诚和信念依旧值得被后世敬佩。

升允自幼浸润儒训之中，秉承“立功、立言、立德”之儒家正道，敬长崇善，尚情重义，兄弟情深。其志向高远，不与流俗为伍。任清河、真源县令之际，廉洁奉公，严惩奸邪。起兵抗叛之时，更是坚守大义，笃定不移。升允之事迹与精神品质，已深植人心，成为华族宝贵的精神瑰宝。

升允在《自述》中述及：“吾乃塞外一胡人，恰逢云龙际会，得以来到燕京。身受国家恩泽，历经七代，与国家同甘共苦，始终不渝。自研读儒家经典，着儒服，渐忘边塞牧牛羊之业。日渐沉浸于美食鲜衣，已非昔日北疆风俗。边地虽存君臣之制，中华却视我为异族。王者之道既已衰微，匹夫有责，吾愿借此阐明彝伦之道。呜呼，礼乐征伐皆出自天子，春秋之作，岂是轻率之举。”

升允在陕甘主政期间，曾撰《望河楼》一联，其文如下：“陇云秦树穷千里，岳色河声共一楼。”此联中，“陇”指甘肃省之关山，故甘肃常以“陇”为简称；“秦”乃古国之名，曾覆盖今陕西省之地，故陕西亦常被称为“秦”。此联语意清新淡雅，既绘声又绘色，紧扣“望”字，千里之景尽收眼底，画意诗情尽融于一楼之中。此联亦被收入《民国名联三百首》之中。

升允在寓居天津市期间，曾借诗作表达其矢志不渝的复辟之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

在《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一书中，收录有升允为张勋所作的挽词：“呜呼！忠武遭时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怀汉阳之贞纯；主盟徐方，誓师国门，伸大义于天下，奚可以成败论。”

多罗特·升允一生为民多谋福祉，并且还是陕西大学堂的首倡者，在兰山书院创设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同样，除重视教育外，他也主持兴办实业，排除万难，修建了具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黄河铁桥，可以说他为人正直，多为百姓着想。

2001年，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深入考察，发现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的相关历史资料。据史书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四月，陕西巡抚升允曾向光绪帝及慈禧呈递奏本，请求开设陕西大学堂。奏本中，更是出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批示，以实物证据的形式再次确认了西北大学的前身正是陕西大学堂，从而表明升允是创立西北大学的倡议者。而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升允在兰州创立了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后更名为初级师范），并下令各地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堂学习。学生完成一年的学业后，将被分配到各地的高等小学堂担任教职。每名学生的月度伙食补助为白银八两，年度所需白银则为九十六两，这些费用将由地方官员从藩库中拨出，并由学堂统一发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兰山书院设立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旨在培养全省各地中学堂的教习人才。他严令各府县选拔贡生、生员、监生共计120名，进入学堂接受专门教育，并每月为每名学生发放津贴银三两，以资鼓励。学堂的教职员工共有20余名，月薪视其职责与贡献而定，多者可达数百两，少者亦有数两之资。总体而言，学堂每月经费需求颇为庞大，共计数千两白银，均由藩库拨款支持。

1906年3月，升允在甘肃举院及小西湖地区，积极筹划并成功创设了甘肃农业试验场。该试验场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占地广阔，共计70余亩。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升允引进了各类优质的麦、豆、蔬菜种子，并投入资源进行培育和推广工作。

同年闰四月，升允任命兰州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负责全面推进地方实业的繁荣发展。在总局的组织架构下，设有农工股与商矿股两大部门。农工股主要负责管理农业试验场及工艺制造厂的相关事宜，而商矿股则专注于商品陈列所与矿质化验厂的运营工作。为了支持总局的运作，升允特别拨发了藩库银2万两作为常平经费，确保实业计划在全省范围内的顺利推行。

五月间，在升允的鼎力支持下，彭英甲在甘肃省举院内开办了劝工局厂。该厂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的丰富资源，并引进西洋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专注于生产绸缎、铜器、铁器等轻工产品。在规模上，劝工局厂拥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等四大核心生产单位，同时还设有制革厂、铜器铁器等小型生产作坊。全厂共有员工148人，其中艺徒由各厅、州、县精心选拔并选送。经费方面，主要依赖于官款的支持，除了厂内产品的销售所得及各地拨付的艺徒津贴外，每年还需额外支出银7984两用于日常运营，以及1.9万多两用于原材料的采购。这些经费均由农工股按月拨领，确保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

升允在官场上亦展现出刚直不阿的品格。在庚子西狩之役中，他亲自前往陕西省迎驾，面对沿途骚扰的太监，他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此外，他还曾弹劾不法之徒。在慈禧七十寿诞之际，当爱新觉罗·奕劻要求各省献金祝寿时，升允不仅拒绝献金，还上疏请求停止这一做法。因此，升允在历史上被誉为“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

升允女婿、国画大师溥心畬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区尽，天道可知；伍子胥空还，臣力尽矣”。这是站在清廷立场上褒扬忠臣的文字。

穆尔察·铁良给升允的挽联写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辛亥之乱，第一忠臣”。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的挽幛是：“保清室守边疆忠心不二，志未深遵君命抱恨终天”。

溥仪对升允赠谥“文忠”以为褒奖，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更是将升允与爱新觉罗·溥伟、爱新觉罗·善耆、铁良并称“四个申包胥”，其他三人皆为宗室，只有升允是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