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1891-1949），又名纬绅，是
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人，著名
辛亥革命老人，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妻子。1936年，任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
延安市，在延安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27年，
孙炳文同志被害后，任锐担负起抚养革命遗孤的责任。在白色恐怖下，她经历了十一年的困苦生活，最终于1938年到达延安。1949年4月，任锐因病在
天津市去世。
党外布尔什维克任芝铭先生的次女，革命烈士孙炳文同志之妻。毕业于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早年同夫追随
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炳文曾任京津同盟会文部部长、《
民国日报》主编，任锐任编辑。
1917年孙炳文到云南朱德部任咨谋。1922年9月与朱德一起经
巴黎赴
德国学习，同年11月二人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同年底到
广州市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
上校秘书、
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被
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1925年任锐加入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危难之时，任锐带着儿女，历经千辛万苦，面对炎凉世态，但她始终矢志不渝，紧跟革命和时代的步伐。抗战时来到
延安市，开始了新生活。在革命
大家庭中，使她倍感温暖，工作兢兢业业，在革命队伍里里，享有崇高威信。
1927年
孙炳文同志被害以后，她担负起抚养革命遗孤的责任。在白色恐怖下，经历了十一年的困苦生活，终于在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和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任锐被组织分配到四川璧山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她一点也不嫌工作繁琐，整日辛辛苦苦地整理图书。”许多当时的青年同志都被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同年冬任锐再次回到
延安市，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为中共在延安时代组建民主政权和共产党执政探索和实践作出应有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女儿
孙维世回忆起胡宗南匪军占领延安后，妈妈随老人队向
山西省疏散。妈妈骑在小毛驴上，看赶毛驴的老乡辛苦疲劳，就顺口编写诗歌念给他们听。老乡们高兴极了，忘记了行路的疲劳。可见这时任锐身体已经不好，但她总不忘记对战士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山西崔家坪时，勤务人员开会，要求任锐念诗。她就随时即兴用通俗易懂而又有教育意义的诗歌，宣传教育战士，甚至成为战士传诵的作品：
任锐和
孙炳文夫妇生育三子二女，个个都继承父母的政治信仰，投身革命烘炉。由于才华出众，都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与任锐的教育和言传身教分不开。长子
孙泱（1915－1967)，又名孙泱，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后到
东北地区任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解放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工局长、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要职，文革中无辜被害。次子孙济世，
新中国成立后在
四川省工作，曾任四川省旅游局局长。长女
孙维世。三子孙名世，战争中两次
参军，新中国成立前在辽沈战役中牺牲。次女孙新世，幼年寄养在亲戚家里，直到解放后才到北京，见到姐姐，但任锐这时已经逝世三个月。子女离散，作为母亲的任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但对子女的教育却是严格的。她将身边的两个儿子送到前线，并积极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建功立业，为党和革命贡献一切。她在写给儿子的诗中是这样说的：
维世回忆说：“弟弟在东北牺牲了。这消息一直瞒着妈妈，但是慈母的心是最敏感的，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她并不为此忧伤。因为她热爱人民和热望革命事业成功，所以他更鼓励着自己的儿子去英勇奋斗。”维世记忆里妈妈在一首题为《午夜》的诗中这样写道：
任锐是一位一生颠沛流离、献身民众的女革命家，凭着坚强的理想信念，她几乎亲身经历或参与了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所有重大革命事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中年丧夫、失子的悲痛并没有改变她参加革命的初衷。——《红色延安的故事》评
任锐对革命
耿耿丹心，对同志关怀备至，不愧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妈妈。——河南英模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