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1928年—2018年8月7日），男，土家族，湖南凤凰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家，作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画家黄永玉的弟弟。

黄永厚9岁能做壁画，13岁时被选入湘西花垣江防总队任宣传兵。1944年，因画《诺曼底登陆》获得嘉奖，晋升为中尉。1945年，考入黄浦军校武冈分校。1949年底，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十军三十师文工队。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1953年，到北京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1954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57年，毕业后放弃国家分配的工作，到广州市靠画户外广告谋生。1960年，在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执教。“文革”期间受到审查，被关进“鬼棚”。1968年，被借调到《安徽画报》做摄影记者，期间创作绘画作品《磨斧深谷》《石虎行》《白马图》等。1979年，在上海举办个人首次画展。

1983年，黄永厚从合肥工业大学辞职，到中国画研究院代课，定居北京，成为自由画家。1984年，成为安徽省书画院一级画师。1988年10月，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1991年起，与作家陈四益合作创作文图，陆续在《瞭望》《书屋》等杂志上刊载。1997年至2005年，先后出版专著《黄永厚文画》《头衔一字集》及《冰炭同炉》。2006年6月起，为《读书》文画专栏作画。2007年，出版专著《黄永厚画集》。2011年至2012年，出版与陈四益合作专著《忽然想到》《错读儒林聊斋索图》及《魏晋风度》。2014年，出版专著《渐江和我们》。2015年，因健康原因在《读书》杂志停笔。2018年8月7日，在安徽合肥去世，享年91岁。

黄永厚属于中国画中的“文人画”派，被誉为“文真、字古、画奇”的当代水墨画家，用画笔来思考，关注心灵，关注当下，关注社会问题，是黄永厚画作的美学特征。他原习油画，后改水墨画。国画远师南宋，国学基础深厚，艺术见解独特。他的作品以“不从俗流、画如时评、长跋入画、幽默讽刺”为创作理念，除少量花卉和山水外，题材多取自历史典籍和民间传说人物，并将这些人物与时代联系，赋予新的生命，借古喻今，具有时代意义。主要美术作品有《磨斧深谷》《女娲》《更射不人》《石虎行》等。

1928年，黄永厚出生在湘西凤凰县一个贫苦的土族家庭里，幼时体弱多病，一次病重，都被父母卷进芭蕉里，又活了过来，被父母寄予厚望。童年时期，黄永厚就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跟着父亲学画通草花、《芥子园画谱》，并照着香烟盒上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进行临摹，还和哥哥黄永玉比赛临摹过教科书。

因为战争等原因，黄永厚的父亲和哥哥相继离家谋生。体弱多病的黄永厚留在家中替母亲分担家务，照顾弟弟们，常从街上捡破铜烂铁拿去卖钱买米。那时正处于抗战时期，他便照着街道里的抗日宣传画和哥哥寄回来的书本、画册，爬上梯子，也在自家的院墙上画起抗日宣传画。

黄永厚的“壁画”被驻军军官看到，欣赏他的才能，便招他入伍画海报。于是，13岁的黄永厚成为湘西花垣江防总队的宣传兵，为部队里演出的京剧团画海报。1944年，诺曼底登陆一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态势，盟军获胜。黄永厚看到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和一些传真照片，于是便画了一幅《诺曼底登陆》图，占据报纸的整个版面，也因此画，他被破格连升两级，成为部队里年纪最小的中尉，那方“十六岁中尉”的印章也就是由此而来。

因为全国形势愈发紧张，1945年黄永厚考入黄埔军校武冈分校，还未抵达，学校就被日本人占领，后来几经波折转入成都分校。在军校里他不用出操、不训练，在负责画画有关的工作之余，甚至还学习了一年绘画。1949年底，黄永厚所属部队在增援重庆市的途中被解放军包围，靠着会乐器、会画画的本领，他在文工队队长的面前，用小提琴拉了几首曲子，还画了幅《打倒蒋介石》的漫画，就这样，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俘虏的黄永厚，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十军三十师文工队。后来，他又转到海军文工团画布景、编剧本、搞雕塑、拉提琴等，是当时剧团一名出色的多面手。

1952年，黄永厚转业到地方。1953年，在中央美院版画系任教的黄永玉将其母亲和黄永厚接到北京去住。同年9月，黄永厚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系统地学习绘画。因错过招生时间，黄永玉便拿着黄永厚的木雕作品去找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江丰，江丰提出让黄永厚到雕塑系任教，但黄永厚认为自己从未系统地读过书，更想当一个学生好好学习。黄永玉又去找华君武帮忙，几经周转，黄永厚被留在美协当秘书，一边工作，一边专攻素描。

1954年，黄永厚通过考试，插班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师从董希文、吴作人等著名画家。因为跟随哥哥黄永玉一起住，也受到了当时同住在教师宿舍的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张仃等名家的影响。在校期间，他学习了素描、油画等。

1956年，黄永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但他对这份工作却并不感兴趣，放弃国家分配的工作，回到家乡搞“专业化”，一心要当一个全赖自己稿酬维持生计的“自由职业者”。黄永厚开始自谋职业，接稿件画插画，后来他又到爱人工作的广州市画户外广告谋生。1957年，中国开展整风和“反右”运动，黄永厚虽然躲过这场风波，但由于没有正规单位，无法盖章发稿费，便改行去承包展会，从展会布置、画海报、做雕塑到搞商品包装，凡是与美术有关的工作他都做。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银行存款已有几万元。后来，黄永厚被指私自接活，牟取暴利，处境艰难，使他开始反思“自由职业”在那个年代的艰难。

1960年，黄永厚陪妻子回到老家合肥市，他到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执教，教素描和水彩。工作稳定后，他一边从事绘画事业，一边照顾妻子和孩子。“文革”开始后，黄永厚因为曾在中国国民党当过兵、做过中尉的原因，被污蔑为是国民党上校的参谋长，还每天向台湾发报，于是便被抓进“鬼棚”，他曾绝望到想跳楼。

1968年，刚成立的《安徽画报》急需会拍照的人，黄永厚被从“鬼棚”里借出来，去当了摄影记者。在《安徽画报》工作几年，又一次因为会画画，而幸免于难。他的国画创作便是在“文革”经历下开始的，他曾坦言：画国画是因为上面可以写很多字，说自己的心里话。“画里一定有事”——成为他绘画风格最显著的标签。从此之后，黄永厚正式进入艺术创作生涯，画了许多作品，如《磨斧深谷》《石虎行》《白马图》，为他人的文字配插图，也写出《徐渭的选择》《三姑娘与“谄也”》等见解独到的文章。

1979年，黄永厚第一次举办画展，他没有名家推荐，也没有领导照顾，更不愿意借大哥黄永玉的名气，所以他进不去上海美术馆，只能在上海偏僻的的虹口公园与其子黄河办场“父子画展”，其中黄永厚展出20多幅画作。他的画作并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画展参观者不多，有人因他在画上题跋字太多批评他，还有花鸟画家置疑他的画是不是中国画。好在还有朱屺瞻等一批名家对他的画颇为赏识，甚至朱瞻还称赞他的画：“不仅是中国画，还上百年没人画了，需要读很多书才能画得出来。”正是这次肯定，让一直不被人承认作品是“画”的黄永厚，坚定了继续画下去的决心。

1981年，黄永厚成为安徽书画院的专业画家之后，创作更加勤奋，他创作的美术作品，不仅为国内美术界所瞩目，在国外亦颇有影响。

1983年，黄永厚从合肥工业大学辞职，到中国画研究院代课，自此定居北京，成为自由画家。1984年，黄永厚任安徽省书画院一级画师。198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香港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代表中国国画最高水平的第一次大型国画展览，黄永厚有三幅佳作入选。1988年10月，在新加坡乌节坊举办个人画展，享誉海外。

1997年，黄永厚出版专著《黄永厚文画》。2002年，出版专著《头衔一字集》。2005年，出版专著《冰炭同炉》。2006年6月开始，应陈四益的邀请，年届八十的黄永厚接替丁聪开始为《读书》文画专栏作画。2007年，出版专著《黄永厚画集》。2011年，黄永厚与陈四益合作的文图，结集为《忽然想到》出版发行。2012年，黄永厚与陈四益合作出版《错读儒林聊斋索图》和《魏晋风度》。2013年，出版专著《徐渭的选择》。2014年，出版专著《渐江和我们》。2015年4月后，因健康原因，黄永厚在《读书》杂志停笔，他和陈四益配合的“说画·画说”，就此画上句号。2018年7月，黄永厚绘画、易中天著作的《禅的故事》一书出版发行。

2018年8月7日，黄永厚在安徽合肥去世，享年91岁。

《捉蒲团》是20世纪80年代黄永厚为友人陈梦麟所作。黄永厚时任合肥工业大学的教师，想帮陈梦麟调回安徽就职，寻常来说，以黄永厚的名气和职位办许多事理应不在话下，但清贫正直的黄永厚却求助无门，无奈着急之下画下此图，借用的是一向无视权贵的清代文学家顾贞观为搭救好友吴兆骞，无奈向纳兰性德求助的典故，画中的顾贞观微微佝偻的身躯，手持蒲团，痛苦茫然地面向画面的边角，结合跋中一句：“无地置跪草，放胆笑贞观”道尽作者内心欲慷慨相助，却又坚守文人节操的尴尬心态。

潘受有诗“歌泣空能动鬼神，更谁披豁对吾真。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人”。黄永厚对诗中所诉颇为赞同，并多次以诗作画。画中人物背对着牛首马面和，微扬着头，露出不屑的神情，仿佛对身后凶猛的鬼怪的视而不见。气韵连贯的跋语，道尽他内心的坚守，最后一个“人”字更是直接点明画面的主旨。

“文革”时期，黄永厚得知有人为了求得奖赏而做反动标语，愤懑于造成这种境况的社会风气，挥笔画了一幅《大富贵》，图中一条肥硕的鳜鱼奋力地扭动着身体，夸张的大嘴、漏出尖利的牙齿、蹬着眼睛，呈现出倔强的挣扎之态，仿佛是与八大“白眼鱼”穿越时空的对话。题跋引用了《酷吏列传》中的一句用来形容当时国家刑法宽容的言论：“网漏于吞舟之鱼”，大意是法律宽松得可以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但社会却能治理有方，人民安居乐业。后半句题“陈老总说，无网之网巨网也。”反观眼下，民主和法制受到许多破坏，纲纪混乱，无辜小鱼也不能挣脱。

黄永厚不论作人物还是花鸟，常喜在形象、动作上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画风拙朴，妙趣横生。如作品《老子和戈多较劲》中，戈多正双手撑膝，背对着老子坐在石阶上垂头生着闷气，而一旁为历代众人敬仰的老子，毫无形象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俨然一副已经气晕的模样，图中荒诞的场景充满着调侃幽默的意味，这个“劲”确实较得不一般。

画作《过桥》中，一个读书人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根独木桥上，下面是万丈深渊，画面中心依旧黄永厚那大段的跋语：“读书人只剩走要么帮凶，要么封嘴这根独木桥，他那个时代的气数也就快到尽头了。”作者表面是在谈古，讽刺时代饺子的风气如果得不到整治，终会导致自身悲剧性的结局，实则是在督促世人时刻保持着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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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厚主张艺术创作“不从俗流”，认为艺术创作应保持个人特色，不必标榜师门流派，亦无须刻意去借鉴他人。他作画表现主题意趣不在常人的思维习惯上，而擅在逆、歧的思维向度上，打破时空的逻辑关系，把古今中外相关或相反的人事，置诸一“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有悖于人道的现象，他敢于直面人生，直指造成如此现象的根本原因——人性。

黄永厚的画作在绘画技巧之外，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事件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他曾说过：“我的画就像时评，我不做旁观者。”“绘画，要关心自己的时代。”他的绘画题材虽然很多都取自于历史典故，奇人佚事，但表达的是对现实的触动和思考，是从对现实的愤懑走向对人类心灵的拷问。别人不理解他的画，他说：“我不委屈，画画就是为了回答生活”“社会问题这么多，你假装没看见，有损人格。”所以黄永厚的画作是用一名知识分子的担当，将生活的本质通过画笔揭露在大众眼前。

黄永厚的绘画中的叙事性如同杂文的“世相写真”，却又比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犀利，往往于嬉笑怒骂中流露出现实批判性，让作品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其中的幽默不单单是趣味的挥洒、性灵的放松，更多的是寄托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洞察，这就需要讽刺的结合去强化画中的审美内涵，体现出“味”与“意”的有机结合。

在绘画创作中，黄永厚习惯用新奇的画风和睿智犀利的思想作武器，抨击、讽刺社会中的不平现象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呈现出新奇性、悲剧性的幽默讽刺意味。黄永厚对幽默与讽刺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新奇性，不仅在笔随心走，随着主题意涵的切换，展现出多样的绘画风格，而且常常能从一些不为人所关注的新奇视角，直接抓住事物的本质，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

黄永厚的绘画作品内容所涉及到的内容有人物、花鸟、山水等，但尤以人物画居多。其笔下的人物画造型奇古，题材和表现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小说故事和现实生活四类。

黄永厚不拘泥于题材对画面形式及传统思想和固有理念的限制，并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多样的尝试，尤其是对一些经典题材的反复描绘，展现了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艺术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而在内容、笔墨、思想上达到新的高度。

黄永厚笔下的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文人雅士，还将许多国外的知名人物收入笔下。虽然是古典题材，但其反映出来的画面的风格和画中深意却又与以往相距甚远，乃是借古人之手直抒己意，指向现代生活，所以黄永厚作品中，每一位历史人物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体征”，从而形成了颇具个人主观色彩和创作意趣的画风。在“竹林七贤”这一题材的创作方面，黄永厚认为“七贤”节操、志向和立场皆有不同，他分别为七人画过单幅的画并配以长跋，为了避免第七位落单，还加了搭头——吕安，凑了八位，表达自己的态度。

“立足于生活”是黄永厚作画的鲜明特色，他笔下的“后羿”“女娲”“夸父”“钟馗”“亚当夏娃”等题材看似与现实格格不入，但其表现手法与意涵传递，却与时代相融合，也带着历史印痕。这些以往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地位的神话人物，在黄永厚的的画中直接被拉下“神坛”，去反思人性与社会危机。他的画作打破某种约定俗成的风尚，让“古人说今天话”，讽刺今人今事，有着领先时代的超前意识。画着过去的内容，述说着今天的故事，寄托着对未来美好的希冀。

黄永厚创作的人物画作品中，有大量题材都取自于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世说新语》《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聊斋》等，在内容的表现上，多是以插图的形式创作，手法更趋向于将文人画与漫画形式相合。如与陈四益合作的《魏晋风度》《权势圈中：\u003c世说\u003e初谭》；与牧惠合作的《读图识志》《金瓶插梅》，都是通过图文结合，是借古喻今，讽刺古往今来不良的社会风气。

黄永厚的人物画创作中也有许多和现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作品。有政治层面的，有娱乐热点，也有记叙友人之间情谊的，有描绘某个著名事件的，也有许多表现生活中平凡小事的。如《勃兰特》画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华沙之跪”的场面，创作缘由则是作者阅读了王建民写的《如此株连，好》后，对政府责任的思考与联想。这种带有雕塑感和立体性的作品，一改画家平常擅于在画幅中题满文字的做法，画面肃穆而有纪念碑式的效果，给人以主题鲜明、突出和直白之感。

黄永厚在花鸟、山水题材的选择上，是为想要表达的思想服务，选择适合的形象，其笔下的题材有牡丹、荷花、菊花，也有马、虎、牛、狗、猫、鸡、鹤、鹰、鱼等，大多都在传统意趣的基础上，走向更为自由地表达。黄永厚继承了文人画“比兴”的理念，但又融入自己独特的表达，辛辣而不尖刻。如绘制牡丹时，黄永厚独辟蹊径，描绘了一幅雾气朦胧的牡丹，名为《富贵云尔》，题跋直白地表达出对富贵者的讽刺，“富贵如烟云，不过如这朵花一般脆弱。”

黄永厚的绘画重点在于借画抒发内心，深入生活，立足于心性之上去谈论艺术的真谛和人类的品格。他在艺术界多是以中国画闻名，但其在文学、油画、书法、版画、篆刻等方面也皆具造诣。他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又学习过西方艺术理念与技法，但他的画又不属于任何一个画派，也不见效法其他画家的痕迹，可谓自成一家，其画作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刘海粟称赞其：“文真、字古、画奇，古有难得，而又能以古为新，则更难矣。”正如陈梦麟形容黄永厚的绘画语言——“在曲折晦涩的形式中显示出一种真实的明确的精神内容”。他颜师古而不泥古，突破传统文人画中任何一派的程式，但又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黄永厚追求绘画的“气韵”，以更好地描绘内容、传递思想，但他不在乎物象形的相似，甚至也常常不在乎神似。对于物象造型的取舍、夸张、变形都按着特定情境的需要。他的写意人物造型奇崛、画风怪诞，这些人们视之为“丑”“怪”的造型是其笔墨的需要、也是构图的需要，但更多地蕴藉的是黄永厚倔强耿直、苦闷压抑的生命精神。

黄永厚的画作“一个内容派生一张形状”的表现方式，在线条运用，尤其是中锋行笔的能量被反复开掘之后，他努力在构图、色彩及水墨的综合运用上进行“集装箱”式的组合创作。他的笔墨之间带有节奏韵律之美，他在传统笔墨的韵味里又融入西方绘画的造型能力和雕塑的手法韵味，在顺逆、浓淡、干湿的百变笔法中便赋予线条丰富的表现力，既有传统笔墨中气韵相生的无穷变化，又有明暗、冷暖的对比关系，还有着汉唐石刻的气势，呈现出一种不经意间的随意性和自由性。

在当代人物画坛上， 黄永厚长于题跋是个现象，擅题长款是黄永厚的艺术特色之一。在创作中，黄永厚常将诗书画相结合，几乎每幅都会有大段题跋，见解独到、深刻，不仅是图式层面的丰富与完善，也是对思想观念的传达和补充，成为其作品的构成部分，是其绘画风格的显著特点。画中跋语涉及诗词、粤语、文言文等各种体裁，有时还会单独写一篇文章与画呼应。服从于表现需要，他还在一些作品里口语入跋。题跋与画互相生发，共同承载着作者思想观念的抒发。但他的题跋往往古僻难读，用典过多，甚至比苏轼、米芾的题跋还要难读，形成曲高而和寡的风格。

黄永厚所作跋语的书体形式不为宗派所拘，篆、隶、真、行、草皆具，结构多变形甚至与画相融，似画似字，所谓“书画用笔同法”，他的作品中文字与画里的笔意是贯通的，有着相同的审美追求。在创作时他将文字与图交叠、融为一体，颇有“每侵画位，翻多奇趣”的妙意，甚至以字代画，用几乎要占据画面的一半的草书书写的“花”字来代替本要画的罂粟，达到“书画一体”的境界。

黄永厚常作魏晋人物肖像，人物衣着随意、袒胸露腹、自由倨傲。他的作品常蕴含对现实的思考，浸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新京报》评）

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我家老二（黄永厚）有此风骨。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黄永厚的哥哥、画家黄永玉评）

黄永厚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激情、有正义感的画家、作家。依我的目光来看，黄永厚是画家中文人，是文人中的画家，因此，他的画作，处处可见机趣、禅思，他的文章，字字映现学识、哲理。常常在《书屋》《读书》等杂志拜读黄永厚文配画的作品。画放达、清冷，文沉重、深刻，体现阅历，洞见卓识。（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张瑞田评）

“大丈夫不从流俗。”“文真、字古、画奇。”“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作为画家、作家，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工具，哪怕是一件金光闪闪的工具。这是黄永厚在画上喜欢题写长跋的一个理由。长跋，是黄永厚观察现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黄永厚不甘沉沦，拒绝媚俗的表现。”（画家刘海粟、画家朱屺瞻、澎湃新闻综评）

黄永厚刚诞生不久，适逢其家乡孔子庙祭孔，演礼完毕，他的父亲分到一两斤从“牺牲”架上割下来的新鲜猪肉，回到古椿书屋，要家人抱起黄永厚，让他舔一下这块生肉，认为这样有助于他将来在文化上的成长。

黄永厚小时候多病，有一回发高烧差点死掉，已经被家人卷进芭蕉里，又活过来。他因病听力受损，家里叫他“老二聋子”；因病影响发育，又叫他“矮子老二”。后来长大，他既不聋也不矮，在兄弟中最漂亮最潇洒。成年后，他的负担最重，孩子多，病痛繁，朋友却老是传颂他助人为乐的出奇而荒唐的慷慨逸事，于是家里又给他起个“二潮神”（神经病的意思）的名字。

1954年，黄永厚到北京中央工艺美学读书，买了一本余秋雨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还买了别林斯基选集。这些书他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果成了他的罪状。黄永厚的罪状之一是说“洛蒙罗索夫是伟大的诗人。”黄永厚为此一头雾水：“洛蒙罗索夫是谁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一问才知道，洛蒙罗索夫是俄罗斯的大化学家，批判黄永厚的那些人把洛蒙罗索夫和莱蒙托夫给弄混了。

有一次，黄永厚在报纸上看到一本书的介绍，托人去买，买到后发现书的内容很差，他直呼“上当”。“文革”期间，黄永厚在合肥工业大学教书时，去图书馆发现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就揣在衣服里偷带出来，也没人管他。在“文革”后期，《论语》属于“封资修”，是禁书，但《〈论语〉批注》不是禁书。黄永厚此前没读过《论语》，他在“文革”期间就下功夫读《〈论语〉批注》，不看书中批注的观点，只看《论语》相关内容，之后的很多画都用到它。

黄永厚在《东方》杂志上看到王小波出书的介绍，等王小波的书一出版他就买了很多套送人。没多久，听闻王小波去世，黄永厚大哭一场。其实他并不认识王小波。

黄永厚并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画品头论足，但他为自己能在画中表达清楚意思这一点很得意。他曾在上海虹桥公园办画展，一位苏州市花鸟画家走过去问：“在画上写这么多字也叫中国画吗？”这事正好被写意大师朱屺瞻碰上，他回答说：“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了，要读很多书。”

黄永厚平时不喜出入社交场合，也拒绝名利场人士的造访。他与作家陈四益一见如故，二人一个撰文、一个作画，从1991年开始创作《聊斋索图》，黄永厚先画几幅从《聊斋》中找出的画题，陈四益从他的画中又生发出一些意思，或同、或异，有时还唱唱对台戏。后来，他又画竹林七贤图，每图都有一段题跋。陈四益觉得他的竹林七贤图上的题跋字数有限，不易为人理解，便为每幅图作一篇文章，每篇二三千字，寄给他看后在《瞭望》上刊载。其后，二人又接着就《世说新语》联手创作，黄永厚为陈四益的每篇文章作图，后来结集为《魏晋风度》。到湖南省《书屋》约稿时，二人就《儒林外史》开始共同创作，在《书屋》连续刊登《错读儒林》。期间，他还与杂文家牧惠合作出版《读图识志》，为《南方都市报》等刊物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