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原名辛梦尧，作家，祖籍宁夏回族自治区，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坚持戏讽性艺术风格，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1973年2月14生于宁夏，2001年定居北京。199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学习新闻学。曾先后在西安音乐学院、中国唱片总公司工作，任教员、传媒事业部经理、战略发展部主任等职，参与各类国家级文化项目和大型文化活动的策划与管理工作。

多年来从事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著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九州社）、《斯文扫地》（九州社）、《逼下梁山》（光明日报出版社）、《未完成的革命》等作品。

网友戏称：平生奢书如命，三上笑谈古今；表面疯疯癫癫，内里忧国忧民；君子见其侧目，小人懒得亲近；貌似老实忠厚，实则油滑透顶；喜好坐而论道，颇多江湖习性；曲笔无法无天，自命特立独行；或佛或儒或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督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无法无门无派，京城野人鄙夫；任由笑骂评说，何必别立门户；长存赤子之心，坐看乱云飞渡。

《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

九州出版社2010年 出版。

快感阅读的典范之作，让你通过阅读本身收获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快感体验。

官场、职场、道场、情场，无论是否看上去很美，都只是一个道理：人人在实现着利用与被利用的价值。在《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一书中，辛可大师通过36封托名唐僧的书信，对经典名著《西游记》加以另类解读。作者无情奚落了原作中的偶像，把吴承恩不忍明说的真相全部曝光，辛辣批判了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和“正统观念”。作品以经典为原料，展示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令人瞠目的现代作风和有悖常识的历史观察，是近年来最具颠覆力、最让“正人君子”失眠的文字作品。正史野传信手拈来，说古论今笑骂不羁。酣畅淋漓，舒经解闷，辛辣戏讽的文风，纵横驰骋的笔墨，一卷在手，非让你一口气读完为止。

《逼下梁山》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 1年出版

八卦的外表严肃的内心，一本诙谐到残酷的人性启示录！故事以水泊梁山一个“元老级”的江湖人物“羊二”游刃于梁山与朝廷之间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展示梁山兴衰中的人性根源和文化背景，演绎一段诙谐中针针见血的梁山传说。在作者笔下，宋徽宗是水浒真正主角，宋江手段够黑，但绝对是负责任的好大哥，武松是流氓式正义的化身，李逵其实根本没有人性，替天行道招牌下，既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胡作非为。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正义，终究维持的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从暴力到非暴力，上梁山不易，下梁山更难！纯粹的善是懦弱，纯粹的恶是邪妄，无论是流氓，还是帝王，都逃不过内心的善恶纠结。

《斯文扫地》

九州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斯文扫地》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通过嬉笑怒骂，写尽 知识分子形色百态的图书。西京吴家坟的土狗“柏拉图”北漂到京都，因缘际会被辛可大师收留，进入京都大学。柏拉图通过结交京都大学不同级别领导、教授的宠物狗，全方位了解到京都大学名声煊赫、大师辈出之外的另一面，深层次认识了世俗社会的本质，并在此认识基础上付诸实践，成功获得京都户口以及京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爬上京都大学狗协会长的位子。同时，它的主人辛可大师也和京都大学各院系的教授、大师协会的各路大师们，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好戏。

人活在世上会遇到两种人，一种人让你成长，一种人让你成全。让你成长的人教给你游戏的法则；成全你的人给你一个梦，你沿着梦往前走，看见了自己和整个世界。

世上很多高尚的事其实是逼出来的，包括圣人很多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如果给他们下流的机会、胡作非为的机会、当奴才的机会、堕落的机会，他们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去成就所谓高尚的人生。有人说这是命运，命中注定有些人被迫成为圣人，万古流芳，其实他们更希望当个流氓。这说明圣人可以努力，但当个好流氓得有资格。

所谓清官的命运一般有五种：第一是被别人干掉，并找各种理由把你批臭；第二种是被彻底边缘化，找个地方供着装点门面；第三种是压在下面让你永远翻不了身，剥夺你的话语权；第四种是变得跟大家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腐败分子，装着腐败都不行；第五种是压根就不让你进庙门，彻底不跟你玩，哪儿凉快在哪儿待着。

在男人和女人的斗争中，不爱的一个永远是赢家。怕是因为爱，是因为把对方当一回事，如果不爱，根本就不把对方放在心上，就不会有所谓的怕。不爱的人永远是主动的，她一直在进攻，爱的人总是被动，他只能防守。

再强悍的人，心里都有一块软肉，其实比普通人更脆弱，我们经常看见的是一种表象，至于哪块肉最软，一碰就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世界上大概有三种人，一种人是一门心思做事，一种人是一门 心思混日子，一种人是一门心思毁人。有人说，小人长命，因为小人永远都不会迷失奋斗的方向，总能从毁人不倦中找到生活的快乐，小人比君子要活得快乐，快乐的人总会长寿。

对普通人来说，自由本身是一件很恐惧的事，自由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所以他们宁愿在世俗的喧嚣中相互取暖。每个人都说在追求自由，其实他一生都在刻意地逃避自由，他要的自由不是真自由，是另一种不自由。真的自由在人心中，与别人无关，拥抱它需要“虽千万人吾王矣”的勇气，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承受起这样的自由。以自由的名义，度着不自由的人生，这也许是绝大部分人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尝试着寻找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被疏离。你只是一个人，一个人站在生命的茫茫荒原上，有无数人从你的面前走过，你不愿加入他们的行列。你在等待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折磨着你的灵魂，你徘徊于原地，无处可去。

活者总要说话，如果上面被堵塞了，话就会从下边出来变成屁；如果下边堵塞或者被堵塞了，屁就从上边出来变成话。屁跟话发生反应就会产生一种新物质，屁话。屁话多了会增加有毒气体排放污染环境，也会便秘上火危害健康。要想节能减排神清气爽，必须控制屁话的量度，而保持上下通畅是减少屁话的不二法门。

就生理而言，人和狗大同小异，区别是狗爬着走，人直立行走。但也不能绝对化。比如人见了领导就会弯下腰，变得像狗；狗见了主子会立起来，变得像人。根据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满世界都是领导，人就会慢慢进化成狗；如果主子多了，狗也会慢慢进化成人。人类之所以要搞民主自由这些玩意，本质的目的就是害怕自己最终进化成狗，变成狗的世界。其实狗的世界并不可怕，问题是人类目前的觉悟还不足以接受这种模式。

学界即官场，即便假清高，也是不行的。假清高势必会凸显领导的真堕落。只有你变得比领导更堕落，才会得到领导的信任，因为你的堕落，可以衬托出领导的高尚。推而广之，在领导面前越无知就越容易被提拔，没有你的无知怎么能展现出领导的睿智。

社会精英“四句诀”，“替穷人说话，给富人办事，帮衙门鼓吹，跟网友起哄”；“喝国家的血，挤小姐的奶，说圣人的话，做强盗的事”。

以前我们被权力强奸，后来我们被权力和金钱轮奸，现在我们嫌轮奸还不够，我们相互通奸。开始我们不愿意，但被强奸的次数多了，我们爱上了被强奸，也努力去强奸别人；我们曾怨恨强奸我们的人，慢慢地我们容忍强奸我们的人，接着我们爱上了强奸我们的人，后来我们学会了歌颂强奸我们的人，现在我们不怕被他们强奸，就怕他们不强奸我们。强奸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被强奸和强奸别人中快乐的活着。

在当下的中国，一切都是生意。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

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天生是阴谋论者。中原地区几千年的文化就建立在阴谋论的基础上，无论四书五经或二十四史，精髓莫不如此。尽管大家天天讲无私，可谁也不相信这种鬼话。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必须是先图利自己才会为别人，如果把这个逻辑颠倒过来，他就会认为你是个骗子，尽管你毫无私心，真的就是为了他好。

人生的意义就是活着。什么是活着，活着就是你作为一颗受精卵最后死掉了。为什么要活着，不是因为活着有什么意义，而是你不敢死！为什么有人不怕死，因为他害怕活着。人为什么害怕活着，因为生不如死。所以，人人怕死的社会是好社会，如果人人都不怕死，结果只有同归于尽。为什么要造反，根源就是害怕活着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来硬的，他都不敢活了，还在乎这个。只有让他们怕死，有勇气活着，才不至于胡作非为。

中国文化的本质不是孔子的“中庸”，也不是文怀沙大师的“正清和”，而是“草你妈”。草你妈是所谓国骂，透露了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本质。一是中国宣扬以德立国，孝道是根本，只有祭出草你妈，才最恶毒，真正解恨。草你妈意味着给你爸爸戴绿帽子，按照父为子纲的伦常，惟其如此才能刨到根上，用你爸爸恶心死你。二是大家宁可草你妈也不愿草你如花似玉的妹妹，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喜欢损人不利己，只要能恶心死你，就不怕恶心死自己。而洋人正好相反，他们乐于损人利己，你妈太老了，我不是慈善协会，我要“funk you”。

中国人的革命包括两方面，对活人的革命和对死人的革命，既让你活着时生不如死，也让你在地下死不安宁。活着时你是随便拧的螺丝钉，死了你也要被弄成五花脸，成为牌坊上的一块砖。

无论如何，江湖义气始终不能取代仁义道德，不管前者如何感天动地，后者如何虚伪不堪。就算斧头换成了葵花宝典，但金庸式的伪善和所谓武侠小说，同样让人不齿。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首先是对官员的专制，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腐化堕落与当奴才的自由，而不是完整人格的自由。生与死是组织上的权利，想死出点花样，没门，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表现。

只是自以为牛逼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牛逼的资本，当牛逼的本钱不够时，继续牛逼下去是危险的。

其实命运这个词要拆开了理解，命和运是两种东西。命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东西，比如我们生为人，而不是狗，这就是命。运是变动着的各种偶然性的因素。我们很难说哪一种因素更重要，他们共同作用于我们的人生，让一切故事变得不可知。我们，每个人都在黑夜中行走，未必知道将来的归宿。将来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偶然的因素在等着自己，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改变故事的轨迹，或者结局。

宋江定律：人活一世，其实大部分人都想做巴哥犬，靠添别人的屁股过上好日子，问题的关键不是老子有没有足够优秀的舌头，而是权力集团给不给老子舔的机会，所以只好去做了狼狗。做狼狗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往死里折腾，告诉权力集团老子的存在，逼着他们给老子一个当哈巴狗的机会。

流氓逻辑：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黑白两道，有一个荒诞的逻辑，为了自以为了不起的目的，就可以对别人不择手段。晁盖要干大事，王伦要过小日子，如果假设干大事是正确的，那王伦活该被干掉，因为谁让你要过小日子，都是你的错！因为这种逻辑，流氓也就变成了所谓的英雄好汉，万世流芳！

绿帽子法则：其实男人并不是不可以戴绿帽子，重要的是要用什么样的帽子来换，如果是物有所值的官帽子或钱帽子，绿帽子非但不讨厌，而且可爱得很，有多少戴不上的男人在边上整天流口水呢！

政治黑洞效应。国家权力和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特定的官僚利益集团扭曲，改变了原来的方向，利益归了权力集团，成本和风险转嫁给老百姓。这玩意就像个黑洞，一切东西经过它都会被扭曲或消灭。为了保证利益的最大化，政治黑洞中的权力集团有很大的排他性，除非你愿意陪他一起玩。

黑社会定律：在一个社会中，黑社会的量度跟社会大众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是成正比的，社会大众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越高，黑社会就越猖，规模和影响力就越大。

李师师定律：女人一辈子需要四种男人，一种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跟他们玩可以提高品牌价值；一种是跟自己相爱的男人，这样可以满足感情的需要；一种是结实漂亮的男人，可以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一种是有钱的男人，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满足物质需要。在一个成功女人的一生中，这四种男人缺一不可，但也不能执着于任何一种，否则就会掉进去，活得太累。

小三定律：小三的量度取决于官僚们为非作歹的成本与风险。小三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要治理小三横行的局面，就必须加强官太太鞋底的打击力度，为了提升官太太的监督能力，就要从根本上加大官员胡作非为的风险，等于给官太太们提供足够的炸弹。

冷热暴力法则：非法和暴力是一种相互循环的宿命，很多人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人。社会上层掌握着巨大的公共权力，以看似温和的暴力掠夺和欺压下层社会，这是冷暴力；社会下层没有公共权力，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暴力比如杀人放火进行抵抗，也就是热暴力。这两种暴力行为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中。而社会上层始终是始作俑者，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社会上层的冷暴力，就不会有社会下层热暴力的过量反应。

《北京青年报》：辛可的《斯文扫地》里虚构了一座象牙塔―中国最牛的大学京都大学，以“狗眼看人”的方式刻画了大学里的教授是如何“斯文扫地”的。文风或戏讽诙谐，或犀利夸张，甚至有着荒诞的情节以及歇斯底里般的描述，隐喻了所谓“斯文扫地”恰似“象牙塔倒掉”。继《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和《逼下梁山》之后，《斯文扫地》依然发挥了作者独具快感的叙述风格，从中可以感受到辛可对当代知识精英的嘲讽姿态，颇具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反思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我们看到“公知”炫耀自己的出场费，或在权与钱的夹击中失语症、失魂、失态直至失去一切底线，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被商业化和市场化所主宰的时候，辛可所说的这些字眼―“权贵的策士，富豪的跟班，强盗的帮凶，流氓的同谋”，或者“替穷人说话，给富人办事，帮衙门鼓吹，跟网友起哄”、“喝国家的血，挤小姐的奶，说圣人的话，做强盗的事”，都好似活色生香的现实控诉，充满了对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戏讽色彩。（高非子）

《中华读书报》：我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幽默文本，它的本意并不是要挑战我们的官能、内心的黑暗或隐私，它不需要太多介入私人生活中的暗角，只需要轻轻敲击一下我们惊恐、尴尬的心，就足够让我们毛骨悚然，继而笑得歇斯底里。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笑、也是一种极其焦虑的生存状态，因为你我皆在此列。这是辛可的著作给我的印象：活着、焦虑并搞笑着。辛可的这部作品属于此列，如果你仔细读完这部《逼下梁山》，看看宋江、羊二等人的生活史，这种近乎残酷的幽默，介于冷热之间，不像庄子站在山上发牢骚，也不像萨特在街头陷入焦虑，而是以一种让人心跳的幽默揭开残酷的利益格局背后的权力真相。

辛可的《逼下梁山》让不够有幽默感的读者群，一下子感受到了内心的无限荒凉和麻木，又过山车式地进入永不停止的大笑状态。辛可充满隐喻的写法，将幽默的残酷性像 40°天气里烈日下猛烈蒸发的乙醇、汗水那样，挥发到空气中来，笼罩着每一个阅读者。在辛可对梁山好汉、江湖英雄、朝廷权势者的叙述中，如果你的感官足够敏锐，你会发现着空气中蒸发的还有血、秘密、理想。在这里，理想并没有因为邪恶消逝，但是也绝不是那样泾渭分明。也许按照辛可的幽默逻辑，世界上的善恶、理想与现实从来不是那样简单的像摆在菜摊上的结球白菜那样好挑选。你选择了理想，你选择了想要的，你想要的却未必就能如愿，如愿了也未必就能自得。

辛可著作中的这种幽默让我们很难承受，它甚至有一点沉重，尽管我们在阅读中会觉得很好笑，但笑完了又觉得很可怕，就像做梦，你的心从来都不会停止思考，也不会停止恐惧。尽管辛可并没有强调这种恐惧，但却很少有人能禁得住这份幽默无情的挑逗。（周语）

《今日中国论坛》：辛可借鉴了王小波的文风和思想传统，小说叙事同时呈现出典型的网络时代“超文本”叙述风格。文中大量的文献注解，让虚构的小说情节与严肃的历史事实相佐证，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既“颠覆历史”，又给予“历史确证”的文本张力。这既是后现代叙事风格的杂、拼接，也是作者别出心裁的叙事策略，极大地扩张了文本容量。

辛可在写作风格上的创新，让作品形成叠层堆积的奇特效果。以《逼下梁山》为例，第一层文本是从羊二的角度展开的“新故事”。第二层文本是依托源初文本的“水浒故事”，即“隐形文本”或“底层文本”。第三层文本是作者结合历史和学术知识对第二层文本的扩张性解释，使作品与其依存的历史真实背景生动地勾连起来，达到亦真亦幻的效果。无论是《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还是《逼下梁山》，辛可大量使用具有现代典型意义的语句、“桥段”和象征，这是作品的第四层文本。这种文本叙述，既架起作品和当代读者的阅读桥梁，又使历史和时代自由“穿越”，从而达到喻世讽时的效果。

辛可对文本的刻意创新，产生了很好的阅读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同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独特的叙述方式，辛可的文学创作使小说变得不再那么纯粹，其跨界或“混搭”的创作实践，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新奇感。辛可这种多层复式叠积的文本叙事风格创新，形成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另类”时尚叙述风格，迎合了网络时代读者的阅读趣味。（吴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