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基（公元1822—1888年），字紫峰，直隶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清代大臣。爱新觉罗·旻宁三十年（公元1850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广西巡抚。静海区旧县志有传。因小苏庄划归大港，静海新县志未列入。

高紫峰生于滨海新区大港小王庄镇小苏庄村，为东树深高姓，清时参加科举，进士及第。其先祖世居山东青州益都蓝柳树庄，自明朝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燕藩就封，其先祖从朱棣北来。初定居今小王庄镇南和顺庄，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迁居东树深庄，于清乾隆六年（公元1736年）迁居小苏庄村。

高崇基少年聪明，其墓志铭中称：“生有异禀，七岁能诗，乡里号神童”。

高崇基出身地主家庭，祖父高廷锡，其父名霖园，生子五人，崇基排行第二。高崇基的大哥少亡，他本人执着科举。家中缺少当家人，致使家业“日替（衰）”，其父死后，不能为葬，以旧田质之里中，始克成礼。咸丰八年（1858年），父丧服阕（满），出任寿阳县知县。时值陕西回民起义动乱，寿阳为出征要道，“首当其冲，往往兵至，索车不得，閧堂塞署，至于殴役而尤未能已，公独从容应之，军以不哗。”反映了当时清朝纪律的松弛、混乱情景。高崇基在寿阳任县令七年，有“民情爱戴，颇著循声”的好评。

同治二年（1863年）沈桂芬任山西省巡抚，“耳（闻）公名，调补介休市”。公“下车之始，以三日决二百，至一月遂决牍千余，一邑惊之若神。”该县滨临汾河，沿岸农田因“河迁徙无定，或失粮而尚纳其空税（无地交税），介人苦之。”“公乃召绅耆之有望者，率里胥（乡镇干部）周视河干。以田为经，以人为纬，编造鱼鳞清册，阡陌了然。既成后，亲赴各乡，按册抽查，有影射，立发其覆，皆相顾失色。大府闻之，取其法，行之通省，以为矩。”

同治四年（1865年）调凤台县训练团练防捻军受到清廷赏识。“同治六年以卓异赴部引见”，受到爱新觉罗·载淳的接见，命回任候升。十月陕捻军张宗禹部图援山东捻军，由陕西宜川渡河，“破吉安市，扰临汾市，乘势北上，太原市告警。统兵者知公素得民志，檄带乡兵，防于韩侯岭，以当北路。公乃治守具，环城皆置炮，约绅民以死守，而自赴防所。邑人气壮，贼以宵遁。”地方上为他竖立了“功德碑”。高崇基以防捻有功，调阳曲县令。“公既至阳曲，以其地为诸邑冠，应接倍繁，官斯土者，每勤于应对周旋，而案牍或委之幕宾，乃力返其辙，悉手自披阅，如在介时。三年无留牍，刑为之措。”

同治十年(1871)，左宗棠任山西省巡抚，奉请升知府。光绪元年，补授安徽宁国知府。“履任五日，而有建平教堂之案。公声色不动，出以持平，民教皆帖服。旋又以土著与客民交閧，将为变。有议请省会发兵者，公不可，曰：是因乱而愈扰之也。乃立拘两造到案，剀切剖谕，欣服，至欲金制匾，盖以致颂。公谢之曰：‘尔曹各相敦睦，不生事端，即所以报我，不在外观之饰也。’土客皆感叹而去。”安徽建平教案，及土著人与客家人的斗争，史俱缺载，可补近代史之缺。

光绪八年(1881)，当时张之洞任山西省巡抚，“以晋藩库，自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八年后（1848年），从未清理，端绪庞杂，思所以理而治之者，莫如公。复请于朝，调公往。”“时军务甫平，劳来安集，所待以举者既多”，“且运城盐湖（解盐为中国四大盐场之一）之利为晋中市根本，乃兼委以善后营务、盐法各事。”对这三大任务，高崇基“俱克尽厥职”顺利完成。光绪九年(1882年)以候补道署（代理）布政使。高崇基“用人理财，皆殚精竭思，审慎至再而后发。”有较强的办事能力，张之洞“倚之若左右手”。光绪十年（1883年），由河东道，升任按察使，翌年又升布政使，连升三级，受到光绪帝的接见。回任后“公益黾勉，巨细必亲，甚至漏下犹未就寝。”工作十分勤劳。

光绪十二年（1885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调高任广东省布政使。广东珠江沿岸农家，也有类似汾河沿岸无地纳粮的情况。他将介休市成功的经验，用于广东，收到更大的效果。“粤之近江沙田，水至则江，水落则尽为膏腴，富绅攘有其利而税多不输，官府欲止之，无如何也。公至清丈，法如介休之河田，而每年升科多至数十万，藩库赖以不匮。”张之洞将此事上报朝廷。解放后所编的近代史籍中对此有所记载。

在广东高崇基十分注重整顿吏治，培养管理人材。“粤地风俗侈靡，藩库度支浩繁，或入不敷出，所恃者转以厘金为大宗。亲其事者，动视为利薮，且因缘为奸。公洞察其隐，严定比较章程，汰各厂陋规而增局员薪水，以养其廉。公别黜陟，严而不苛，积习为之一变。”在任布政使期间，正值中法战争，他在广东省稳定财政收入，对这次战争的支持起到一定的作用。张之洞在山西省、两广取得政绩，高崇基是有一定的功劳的。

高崇基为官三十一年，由县令逐步升到巡抚，是清末一个少见的清官。清朝末年，中国封建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官吏腐败风气不堪言状。官僚贪污的钱财，必在其家乡建府第、置田产。所谓：“一任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是妇孺皆知的常事，何况一个封疆大吏！他为官勤政廉洁，到去世时像一名穷读书人，连一点积蓄都没有。而高崇基所任官职，皆是实权在手，特别是曾任山西、广东省两地布政使，那里是清代最大的“肥缺”，贿赂动辄万两白银。高崇基“及其也，官署无衍之蓄，萧然被，不异儒素，无论官与绅，识与不识，见之者皆为酸鼻”，“黄童白叟，皆传口碑”。他关心百姓，公平、公正地断案有“民情爱戴，颇著循声”的好评；他注重文化教育，在安徽“重建谢脁楼，延郡中文士，觞咏其间，而亲课书院生童，且增其膏火，以资鼓励”；他注重吏治，政声非常好。

张之万在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反复推论欲求一间而不可得，其亦可为一代之完人矣。”他同时代的人写过一首诗：“晋野天柱山志臣，瘴雨蛮烟庆生辰。反复推论无一间，张公深许是完人。”

今人对高崇基也有评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任所长、离休干部赵地先生在墓志铭的跋中称：“高崇基一生，以身作则，‘俭以化俗，清以持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清官，可与康熙朝之‘天下第一廉官’于成龙媲美。而腐败透顶的慈禧王朝不可能表扬一个清官，否则益彰其丑。谓余不信，请看寓居天津市各租界，北洋军阀时，下野省长之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