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芬（1818年—1881年1月29日），字经笙，又字小山，顺天宛平（今北京市宛平县）人，祖籍江苏吴江（今属苏州市）。清代后期政治人物，晚清洋务运动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

沈桂芬为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七年（1857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二年（1863年），署山西省巡抚，任内严禁种植罂粟。同治六年（1867年），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清朝掌握中央实权的第一代汉族枢臣。同治九年（1870年），迁兵部尚书。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太子少保。光绪七年（1881年）逝世，终年六十二岁。获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定”，入祀贤良祠。著有《粤随笔》。

沈桂芬是顺天宛平人，本籍江苏吴江。他出生于同里镇沈氏望族。

沈桂芬是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二甲第8名进士，同年的状元是张之万，同年还有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马新贻等。及第后，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咸丰二年（1852年），朝廷大考翰詹，沈桂芬名列一等，被升为庶子。累迁内阁学士。先后奉命典理浙江省、广东省的乡试，督陕甘学政，充任会试副总裁。

咸丰八年（1858年），沈桂芬丁父忧，离职服丧。期满之后，补授原官，再晋官礼部左侍郎。

同治二年（1862年），沈桂芬被署任为山西巡抚，同治三年（1863年）实授巡抚职。在任内，他接连奏陈关于移屯旗民、训练士卒的多封奏疏，均得朝廷称许。

沈桂芬认为，山西出现饥荒，是因为当地大规模种植鸦片的原料罂粟，导致粮价飞涨。于是刊发条约，严禁种植罂粟，并将相关建议奏陈朝廷，得到爱新觉罗·载淳称许。李恒将沈桂芬禁栽罂粟的举措颁行各省，列为法令。不久后，沈桂芬又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

同治六年（1866年），沈桂芬被起复任礼部右侍郎，充任经筵讲官，被授为军机大臣，入主中枢。

之后，他自礼部右侍郎迁为户部、吏部尚书，又被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再度调为兵部尚书，加官太子少保。

光绪元年（1875年），以兵部尚书加授协办大学士。北京附近大旱，翰林编修何金寿援引汉代因灾异策免三公的惯例，请责斥沈桂芬等枢臣。沈桂芬因此被廷议为革职处置，朝廷特旨改为革职留任。不久后恢复原官，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官太子太保。

自恭亲王倦政以及光绪二年（1876年）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逝世后，沈桂芬便承担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事务，在清廷决策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光绪五年（1879年）初，日本派兵侵占清代的藩属国琉球王国，改置冲绳县。当时舆情大多主战，沈桂芬认为“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反对用兵。

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借新疆局势混乱，于同治六年（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入侵新疆。俄罗斯帝国亦趁机于同治十年（1871年）侵占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并由此向周边渗透。在击败阿古柏后，沈桂芬建议派沈阳市将军完颜崇厚为出使俄罗斯大臣，开始与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完颜崇厚迫于俄方压力，竟擅自同意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即《交收伊犁条件》），一时舆论哗然。沈桂芬在此事中“委曲斡旋”，将完颜崇厚逮捕下狱，改派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公使，赴俄改订条约；同时，督办新疆明朝军事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挺进，遥为声援。经曾纪泽的力争，中俄最终于光绪七年（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收回了一部分权益。尽管取得了“差强人意”的结果，但舆论仍“激论不已”，抨击沈桂芬的软弱。

光绪元年（1875），以本官协办大学士。京旱，编修何金寿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责斥枢臣，谕交部议。桂芬坐革职，特旨改为革职留任。旋复原官，充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太保。

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王国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完颜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桂芬久卧病，六年，卒，年六十有四，赠太子太傅，谥文定。桂芬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余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

沈桂芬是清代掌握中央实权的第一代汉族枢臣，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他认为同治初年是属于瓜尔佳·文祥、沈桂芬的时代。

在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中，沈桂芬是中枢中执行洋务的重要人物。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他的支持下得以刊行。沈桂芬遇事持重，时人将他以及追随者称作“南派”（沈桂芬本籍吴江区）。《清史稿》说：沈桂芬“以谙究外情称”。大体说来，他所奉的外交方针，就是主张隐忍、韬光养晦、力保和局。但清流派则批评沈桂芬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以及有用人不当的过失，造成钦差大臣完颜崇厚在收回伊犁谈判中的失利。

李鸿章曾对人私下表示：政柄乃沈（桂芬）、王（文韶）主之……。

王文韶在沈桂芬死后，代朝廷拟恩诏，称其“清慎忠勤，老成端恪，由翰林升卿贰，外任封疆，同治年间入参机务，擢任正卿。朕御极后，重加倚任，晋协纶扉，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力，劳不辞”。私下里，王文韶有挽诗一首悼念沈桂芬：知弟莫若师，数年来昕夕追陪，方期沆相承，艰难共济；忘身以报国，十载间行神交瘁，竟至膏肓不起，中外同悲。

翁同龢称赞沈桂芬道：清、慎、勤三字，公可以无愧色。

张佩纶在沈桂芬逝世后曾说：但愿群工协力，破沈梦沉十年因循瞻徇之习，方可强我中原地区。

吴庆坻《蕉廊脞录》：沈文定在枢廷最久，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值外交艰棘之秋。日本侵我琉球之案，俄罗斯还我伊犁之案，台臣讲官交章论列，咸咎总理衙门之失机。文定承文文忠、索绰络·宝鋆后，一意持重。东朝惮于发难，德宗正在冲龄，不得已之苦衷，固不能归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为同朝所无。外吏馈赠，多却而不受。所居东厂胡同邸第，门外不容旋马。入朝从未乘坐大轿，与后来风气迥不矣。

陈衍《石遗室诗话》：前清同治间，恭忠亲王长军机，沈文定（兆霖）由山酉巡抚入为枢臣，眷任甚隆。

唐晏《咫尺偶闻》：同治初，汉军机中惟公最持大体，遇少年喜纷更者，一皆抑之，故尤不为新进所喜。及事后思之，其益无穷。且清慎持躬，绝无苞苴。

徐珂《清稗类钞》：沈文定公桂芬当国，务为安静。文定性矜慎而稍刻深，钳束士类，无一毫奋发踔厉之气，而才士之锐气阴消沮矣。

罗敦《宾退随笔》：光绪初，李昉鸿藻、沈文定桂芬同在枢府，文定以熟谙掌故称上旨，权颇重，汉族在枢府类当国者，自文定始也。

佚名《慧因室杂缀》：予曾作书规之，谓文定一生以俭德著称。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认为：“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矢。”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评价道：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大学士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李）鸿藻久参枢密，眷遇独隆。桂芬以持重见赏，（翁）同龢以专断致嫌。（孙）汶奔走其间，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然以政见异同，门户之争，牵及朝局，至数十年而未已。贤者之责，亦不能免焉。。

清慎持躬

沈桂芬为人清慎恭谨，虽身居政府，却居家俭素，“自奉若寒素（之士）”。他在北京东厂胡同的居所，是自同僚杨村彬处借来的，且颇为狭窄，门外甚至不能让车马回旋。他曾经自雇一辆驴车上朝，在进东华门时，被守卫拦下。沈桂芬也不作解释，只是下车步行入内，朝臣见状大惊。他因此有“驴车宰相”的称号。尽管如此，沈桂芬从未以“清节”自我标榜。

沈李之争

《梦蕉亭杂记》载录了沈桂芬与瓜尔佳·荣禄、李鸿藻之间的矛盾

基本过程是荣禄擅动枢笔，越权跋扈，引起沈桂芬不满，斗争的结果是，在沈任内，荣禄被降职闭门，沈去世后，荣禄起复。

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李恒崩逝，德宗入承大统，圣躬仅四龄耳。文忠时以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一差，权位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三鼎峙。御前班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则权而要；内务府则亲而要，武侯出师表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也。文忠负权略，敢于任事。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两宫临视，痛哭失声。内务府诸臣均在殿前屏息伺候。少顷，慈禧语慈安太后曰：“事已如此，哭亦无益。我们回去歇歇罢。”文忠跪奏，谓：“此间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万不能回宫。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两宫命文忠传旨。适恭邸已到，贸然云：“我要回避，不能上去。”不知其用意所在。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醇邸闻之，惊惧失常度，昏扑倒地。懿旨令扶出，横卧殿角，无人看顾也。登时凄皇惨状，不如庶民家。御前大臣夜迎德宗入宫。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到稍迟，由文文忠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文正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南中某侍郎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不特对不起朋友，其家庭中亦有不可道者。我已与彼绝交。闻彼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至其先世，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此处“侍郎”系指翁同龢，翁骗取瓜尔佳·荣禄信任，协助沈桂芬打击荣禄势力。

——此处记载有误的是，此时沈桂芬并未在军机当值，只是索绰络·宝鋆、李鸿藻当值，并反对了两宫的懿旨。翁同龢日记载，此段时间沈桂芬在休病假，因此不会有当面被命令去任贵州省巡抚一事。

会京师大旱，谣言叠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省、河南省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电调北洋政府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文忠力陈不可，略谓京师为毂之地，旗、汉、回、教五方杂处，易播流言。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能一无所知？倘以讹言为实据，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藉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索绰络·宝鋆与瓜尔佳·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太后允之。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朦奏，意别有在。然文定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察，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

小姑叹

翰林吴观礼曾有一首诗，名为《小姑叹》，将由山西省巡抚内调入军机的沈桂芬，比做归宁的小姑，深得母欢，以致当家的媳妇，大权旁落，一切家务都由小姑秉承母命而行。如果说天下是满族的天下，作为汉族的沈桂芬，确似越代庖。因恭亲王在后期倦怠政事，倚仗沈桂芬处理政务，所以吴观礼以“嫩漫避喧”及“处处蒙人怜”比喻。“稍知道途事”谓其稍知外国情形。沈桂芬以山西巡抚入直军机，其人原籍吴江，所以诗中又有“南土”、“太原市”等句。“深潭不见底”等句，指出了沈桂芬“厚貌深情（外貌厚道而深藏其思想感情，不流露于外表或言辞），外托廉介”的特点。“初云佐筐锜，已乃操管键。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二句，谓其在军机逐淅掌权。“闻杜鹃”用天津桥典故，虽言愁天下将乱，但亦有张之洞所谓“南人不相宋家传”的警劝意味在内。

谥号之争

《慈禧前传》中的相关记载与《国史大臣画一传稿》中的大体一致，但多了些小说化的描写：

“第二天宫中“吃肉”，军机大臣开年第一次聚会，直庐治公，只有一件事，就是商议沈桂芬的身后之事。因为慈禧已指示恤典从优，所以王文韶亲自动笔拟的恩诏，极其堂皇。在赐谥的问题上，照例由内阁拟呈圈定，但军机亦可提出意见。自爱新觉罗·颙琰以来，宰辅赐谥，第一个字照例用“文”字，内阁拟呈沈桂芬的是文清、文勤、文端、王鏊。咨送到军机处，大家都觉得拟得并不高明。

“清、勤二字，不足以尽沈经笙的生平。”索绰络·宝鋆大发议论：“端字虽好，但经笙不是理学一路的人物，所以并非美谥，恪字更不必谈了。”文恪亦非美谥，而且不是宰辅之谥。

恭王认为沈桂芬最不可及的长处是有定力，因而主张用“文定”。“文定”虽不是顶好的谥称，但用“定”字谥沈桂芬，不能不说是很恰当，因而宝鋆和王文韶亦无可再争。

沈桂芬的主要著作为《粤轺随笔》。该书为沈桂芬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辛酉科广东省乡试主考时记录的从北京至广东一路途径驿站、与会人物的笔记，对邮传史研究很有意义。由沈桂芬侄孙沈国均于1941年将此家藏笔记出版，并与其堂弟沈兆奎共邀前清翰林傅增湘撰跋并书名。

《晚晴簃诗汇》卷149收录有沈桂芬的诗4首：《题明周忠毅墨迹即用公感事诗韵》《题采芝图》《题襄阳吏隐图》《题恭邸朗润园图十六韵》。

沈桂芬是沈钦霖的孙子、沈家本的姨父。

沈文定公桂芬墓

光绪七年（1881年），沈病逝任上，沈病逝入殓后，棺木从京城运至苏州市，葬于张墓村西（现小学操场处），占地3亩，朝南坐北。此墓于70年代毁于整田平地。据当事者反映：棺内盖有绒布黑底红字，有“兵部尚书沈文定公”字样。沈文定公桂芬墓，文革中被毁。

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

沈文定公桂芬墓，癸山丁向，建清德宗遣礼部侍郎殷兆镛谕祭文等御碑四方，李鸿章联曰：“二十年封圻宰辅，以清慎孚众望，以忠勤作官箴，诏祀贤良，枢密谋荷天鉴；数万里筹度经营，为军国任艰难，为时局致疑谤，功成底定，臣心事少人知。”

《清史稿》卷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