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同时它又是
日本侵略者西进南下的屏障，也是
中国国民党军队大量驻扎的地区之一。因此，成为国、共、日三方激烈争夺之地。
1937年10月，日本占领绥包以后，进而企图吞并伊克昭盟，实行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1938年3月21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
包头市设立了“伊克昭盟公署”。
为了保卫伊克昭盟，保卫陕甘宁边区，1938年5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迁到伊盟的桃力民，八路军警备骑兵团经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批准，由
定边县进驻桃力民。中共绥蒙工委在桃力民成立了中共桃力民工委，此外，还在伊盟的各旗县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加强共产党对伊盟抗日斗争的领导。
与此同时，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在伊盟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宣传、组织、团结、争取
蒙汉各阶层人士抗日。工委和骑兵团还积极争取与
中国国民党驻军和
蒙古族地方武装开展联合抗日。
1941年，正当
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的关键时刻，而国民党反动派愈来愈猖狂地付诸实施所奉行的“反共灭蒙”政策，处处压制伊盟人民的抗日斗争。派盟警备总司令
陈长捷、二十六师师长
何文鼎、骑七师师长朱巨林等，率部3万多人进驻伊盟。他们围攻和排挤中共伊盟工委及骑兵三营，企图建立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北线防共基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避免与国民党“摩擦”的指示，伊盟工委同骑兵第三营奉命撤回陕甘宁边区。
陈长捷的守备军还对
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守备军总部向根本不产粮食的牧区强征粮食，甚至搜取蒙古族妇女的头饰。更为蒙古族各阶层无法容忍的是，陈长捷成立“屯垦督办公署”，宣布开垦牧场30万亩，在很短的时间内，
达拉特旗人民发动4次“独贵龙”运动。蒙古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43年2月21日，扎萨克旗保安队官兵不堪忍受
中国国民党的统治，杀死了追随
陈长捷主使放垦的国民党驻
鄂尔多斯市党务特派员、蒙古民族的败类
白音仓。事发后，陈长捷不顾多方劝阻，向扎萨克旗王府派兵进行镇压。扎萨克旗的保安司令鄂其尔巴图，见敌人已经下手，便决定提前起义。1943年3月26日凌晨，扎萨克旗保安队官兵400多人兵分3路，向长官公署、绥境蒙政会、国民党绥蒙党部等处发起进攻，击毙国民党要员2名、扣捕绥蒙党部特派员等40余人，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特务电台。
扎萨克旗武装起义得到了伊克昭盟各界和各旗人民的响应。起义者向
中国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开垦蒙地、拒绝蒙地驻兵、减轻派购军粮、按月发给保安队粮饷等4项要求。
鄂托克旗保安队在阿拉庙一带集结，侍机行动。4月15日，
乌审旗保安队部分官兵和群众2000余人，在大队长奇金山的领导下也举起了义旗。
“伊盟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指令
陈长捷、
何文鼎以
鄂尔多斯市守备军骑7师、26师进行镇压。3月31日，守备军两个团进攻扎萨克旗王府，起义军民奋勇抵抗。4月1日，国民党军队在
大炮掩护下攻占了沙王府，起义队伍同
国民政府委员沙王一起撤离，向乌审旗转移。5月5日，
中国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乌审旗王府，形成了对伊克昭盟各旗实行全面军事镇压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屠杀、镇压
蒙古族人民的罪行，对扎萨克旗、
乌审旗的起义军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热情帮助。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沙王的代表，专门成立了“沙王接待处”，派负责同志把义军送到安全地带，使起义队伍在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得到妥善安置与保护。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和促进“伊盟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军事镇压失败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
蒋介石、傅作义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
5月12日，沙王代表起义人员提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的6项要求：陈、何部队立即撤出
鄂尔多斯市；严惩肇事罪魁
陈长捷、
何文鼎，释放被捕蒙胞；赔偿蒙胞损失，救济被难蒙胞，抚恤被害蒙胞家属；保证蒙胞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的权利；保证蒙胞人权，不得任意更换军政职员和杀害蒙胞；免征蒙胞土地、
驼马牛羊及粮食。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
中国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蒙地和征派粮畜、暂撤驻扎萨克旗王府的军队、“宣慰”扎萨克、
乌审旗两旗。10月初，沙王和起义军民回到了扎萨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