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男，汉族，1939年4月15日生，湖北武汉人。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学科评审组成员等学术职务。1963年8月自广州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同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研究生，师从侯仁之院士攻读历史地理学，1965年毕业。该年9月分配至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工作，先任技术员，后升任工程师。1982年1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任教至今。

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与古都学研究；并力主将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主要对中原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及西北做了深入的研究。

通过参加国家与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对黄土高原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及主持多项省、部级基金课题，就这些地区历史时期气候、植被、河湖、沙漠等方面的变化历程作了较充分的复原，并结合历史上农牧业与其他有关经济、社会状况的发展论述了二者彼此制约互动之关系，对扩大、充实区域史研究内容及揭示历史时期人地关系规律作出了建树；也对这些地区当前生态环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今后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多所建言，所提关于治理黄土高原与黄河的见解在学术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古都学研究领域，在中原地区古都平面布局与空间结构特点以及中国古都发展和中华文化传承、区域环境变迁相互关系等研究中均有创获；同时还对中国古都所在城市在当前的改造建设工作中如何既推进现代化步伐，又能保持古都风貌等现实问题十分关注，并加以探讨，对中国古都保护与建设多有贡献。迄今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主编、参编著作15部，获国家与省、部级奖12项，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⒈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郑州市：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

⒉朱士光，唐亦功。西北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⑹，615-619

⒊朱士光。论中国古代首都规划之特点及其与保护古都风貌之关系。中国古都学会主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324-338

⒋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22⑷，79-85

⒌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中国古都学会主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83-95

⒍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一），19-43

⒎朱士光。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农业考古，1991⑶，84-92

⒏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29⑶，35-42

《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代表性论文：

《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一辑；

《论大西北地区开发建设中的大环境保护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第26卷第2期，1997年6月；

《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1期，1998年3月。

朱士光：上下求索 自强不息

尽管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父母在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中仍进行了童蒙教育，四岁多家母即教以人、手、足、刀、尺等汉字与汉语注音符号。五岁被送进设在重庆市南岸之民生公司附属幼稚园，因学写阿拉伯数字快而受过老师表扬。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四条巷国民中心小学读二年级时，曾在老师帮助下参加学校讲故事比赛，登台讲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儿时勇敢承认砍倒一棵小树的故事，迄今记忆犹新。1952年9月以第26名成绩考入湖北省立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读初中。因是住校，除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外，还利用午、晚餐后有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阅读了不少课外书籍。当时受高年级一同学影响，每读完一本小说，均要摘记书中警句，概述主题思想与故事梗概。1955年秋以第一名入学考试成绩录入武汉市第三中学读高中。因担任了学校与班级干部，社会工作能力有所增强。进入高三，面对高考，在今后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上曾浮想联翩，想做一名水电工程师，又想成为一位思想家。1958年秋，被录入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实大出意外。在当时的服从祖国需要的思想影响下，又认识到作一名地理科学工作者是国家建设事业的尖兵，就未闹什么专业情绪，五年间安心地球科学了下来。1962年秋，在赴海南岛进行科学考察返校后，读到了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论文《历史地理学议》（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一文后，使我认识到地理环境不仅有其空间分异的特点，还有着时间上前后相随的变化历程。这使我更增添了对地理科学所具有的广博深内容的新的认识，并因而对历史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到1963年春，在国家首次进行公开招考研究生，并号召大学应届毕业生踊跃报考，争做科学研究上勇攀高峰的“登山队员”的形势下，毅然报考了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并被录取。是年秋因京广铁路河北境内路段遭洪水冲毁，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由广州市经上海市，又绕道黄海，乘轮至天津市而抵达北京时，侯先生已赴内蒙古自治区进行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看到他给我留下的亲笔信，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领悟到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只有像侯先生那样，“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对国家建设做出贡献，也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开创性的成绩。在师从仁之师学习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予了我深刻的教育。那就是1965年夏我提前毕业，在离京赴陕工作前送交给侯老师的一篇考察报告中，指出他在一篇论文中将位于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地区一座古城确定为唐朝的旧宥州城是错误的。根据我研究的结果该城应是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前之长泽县城与该年移治的宥州城。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文革中侯老师在他刊于《文物》1973年第l期上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一文中，竟公开接受了我的意见，坦然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结论。文革中，在科学与民主精神遭到横扫的严酷氛围中，仁之师这一义举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也使我看到了“赛先生”与“德先生”的伟大力量，从而也使我更加自觉地崇奉科学与民主精神，鼓舞我运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针对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982年在历史地理学界老一辈专家史念海教授的大力引荐下，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实现了专业归队的愿望。在陕西师大工作期间，对史念海先生在创建中国古都学会与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眼光与魄力以及工作上的实干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二十年来，我在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工作中，曾先后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开设过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与历史城市地理等课程。1992年还曾被国家开放大学聘请为历史地理课程主讲教师，录制了36讲系列课程。

在科学研究方面，多年来一直以历史时期环境变迁与古都学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前一领域以中原地区黄河流域、黄土高原与西北为重点，先后参加与主持了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2项。连同后一领域迄今共撰著、主编、参编并出版学术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国家、省部及地市级奖励12项，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1999年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因其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水利部水土保持司、黄河水利委员会与陕西省林业厅、水土保持局等单位均给予很高评价。该论文集也因此获2000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2200年来渭河平原、晋西南、豫西北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规律研究”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西汉以来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已经结题，将写出研究报告与出版专著；与侯甬坚教授合作主持教育部批准的重点研究课题——“黄土高原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规律研究”。在上述研究课题中，均强调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不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变迁都是在自然环境要素本身循自然规律变化与人为经济社会活动相互叠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因而构成多元复合双向制约系统。基于这一学术观点，力主将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既探明地理环境变迁过程与特点，也探明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及动力机制，更重要的则是要揭示出两者彼此制约与作用之“人地关系”规律，从而为预测地理环境今后演变趋势与强度，制定当前合理调控两者关系，使之和谐相处，达到既有效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又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双赢”目的。这可视为我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数十年来所获得的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与治学思想，并将以之指导今后对西北历史时期以来之地理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工作，并相信大有可为，必有所得。

我所尊崇的人生信条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所奉行的治学格言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