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起，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科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科尔施出生于德国土托斯推托的一个银行家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慕尼黑、柏林、日内瓦和耶那大学，主要攻读法学、经济学和哲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自由学生运动”，曾担任《耶那大学学报》编辑，发表过关于社会改革和妇女解放的文章。1910年在耶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2年到英国伦敦从事研究，在那里加入费边社，接受了改良主义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回德国，被迫应征入伍，战争中负过两次伤，授予铁十字勋章。他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始终持反对态度，1917年加入“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参加该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19年到耶那大学任教，进一步向马克

思主义靠拢。1920年“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他又参加德国共产党。1923年被选入图林根州议会，并被任命为图林根工人政府司法部长。同年10月汉堡起义失败后，担任德共理论刊物《国际》编辑兼议会党团代表。他因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长篇论文和实际中的“极端左翼”行为和宗派活动，1926年被撤销党内职务，开除出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辗转流徙，于1936年迁居美国，先后在大学和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

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1886年出生于德国北部，1910年毕业于耶拿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了主张民主、平等的自由大学生运动，并在他以后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获得博士学位后，科尔施赴英国研究法律，在此期间，他受到了费边社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主观因素的强调，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人本主义流派的共同特点。当然，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地区，对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还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背景下强调的，而且这种强调也并不是庸俗的“主观战斗精神”。科尔施并对第二国际“正统”派消极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不做任何实际的努力有很大的不满。很显然，科尔施日后思想的基调已经奠定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尔施虽然被迫参战，但是他始终持坚定的反战立场，并产生了悲观情绪。1918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使科尔施摆脱了这种悲观情绪，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于次年加入了德共。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工人委员会（他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行的“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代表之一）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构想。

但是，十一月革命失败了，科尔施和其他不满意第三国际“正统”解释的知识分子一起开始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从1920起，科尔施在德共内部和第三国际内部积极从事理论和政治活动。1922年，他和卢卡奇、佐尔格（就是那个著名的情报人员）等参加了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F·韦尔（Weil）发起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研究周”，并积极参加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活动，并于1923年在该学派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上发表了令他一举成名，也令他蛰伏二十余年的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1、《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个书名乍看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次提出要“消灭哲学”或“哲学的终结”，而且如科尔施自己所指出的，在当时，无论是学院中的哲学教授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

2、接着，科尔施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的确立。“总体性”也是除了E·布洛赫之外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极力弘扬的一个原则和他们思想的共同特征，科尔施在其中相对而言较突出。当然，一味地谈论哲学也不能说是妥当的，如卢卡奇晚年意识到的，确实缺乏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应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分析问题上做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

3、不过在这里要补充一下，科尔施和卢卡奇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来源，但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强调的，并不同于后来的萨特等将其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做法。

丝毫不奇怪地，科尔施遭到了比卢卡奇更加猛烈的批判（约瑟夫·斯大林都亲自上阵），由于科尔施的不妥协态度，他最终于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离开德国移居丹麦，并于1936年移居美国，直至1961年去世并于60年代的全球抗议运动中被重新发现。在这期间，科尔施的主要著作是1938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本书主要是对“晚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并强调了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其他强调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不同，科尔施对哲学的关心并非要表明马克思是“哲学”的，或从“早期马克思”出发寻找支撑物（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一样）。他的目的，如F·哈利迪（《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英文编辑）指出的，是要表明马克思超越了“哲学”，但继承了作为古典哲学独特性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并第一次给了它唯物主义的基础。

他在此期间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主要还有《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4年）等。

科尔施主张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工人自治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应是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的中坚力量和社会基层组织。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著作中，结合20年代工人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阐述了与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不同的见解。1925年受到共产国际批判后，开始反对德国共产党的正统领导，日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直接攻击列宁主义。认为列宁主义在理论上不能回答现代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作为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不能构成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哲学”。他把理论和实践看作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反对把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和真理标准，认为思维和存在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认识和对象的关系，而是部分和整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指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认识看作客观存在在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宣扬“二元论”，“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他不赞成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试图按照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主义观点“修正”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建立一种符合西方工人运动需要的“新理论”；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和党的领导也提出了一些尖锐批评。进入50年代后，他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从而陷入悲观和孤寂之中。

《什么是社会化？》、《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卡尔·马克思》等。

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是一个活的整体，理论和实践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总体。因此，不能把经济从社会总体中单独切割出来加以静态的、实证主义式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按我个人的理解，是一种皮埃尔·布尔迪厄式的“场域”（其对象，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是这个“场域”中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S·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指出的，是一种“社会学经济学”，即不是用物理学或数学等形式上科学的方法（当然并不排斥运用数学工具）去研究经济关系，而是对一切经济特征和经济范畴的社会品质的历史的分析。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正统”的“经济决定论”在把经济从社会总体中单独切割、抽象出来，因而用新古典的“纯粹”经济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的同时，又不加任何论证、分析地重复“决定”作用，很容易（如卡尔·考茨基那样）沦为一种粗糙的功利主义和（更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宿命论，同时，由于这种说法在学理上难以成立，也由于二律背反的作用，也很容易走向一种泛伦理主义（即扣帽子式的庸俗社会学）或伊曼努尔·康德式的先验伦理。当然，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总体”，不是浪漫主义式的一团混沌，而是各部分相互之间通过一系列中介和传导机制，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的总体。对这些中介和传导机制，以及决定作用，都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念咒语式地重复几个空洞的词汇。

总体性原则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理论对现实的把握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革命性的解释，是一种立足于实践改造的现实运动。当然，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正如科尔施自己已经指出的，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进程考察这个观点，更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地随意移用。而且，理论，即使是科学的理论，显然并不是无条件地、永远地正确的代名词。

科尔施提出“总体性”原则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本质关联，极力通过“哲学转折”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从而真正恢复与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性和革命性。

科尔施根据他设立的总体性原则，将到他所处的时代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阶段，是总体性的理论。科尔施高度评价了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了其总体性和革命性。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世纪末的第2阶段，科尔施认为这一阶段是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但他将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与第二国际“正统”派的理论相区别。科尔施尤其指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与其哲学的本质割裂开，并转变为一种实证性的理论，并必然转变为一种改良主义。应该说科尔施这里的批判还是很有道理的，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中主张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就是新康德主义的典型主张（在事实领域表现为无批判地承认现状及其再生产，在价值领域则表现为先验伦理），但是，第二国际理论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可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比如上述的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O·鲍威尔对民族问题的考察都是积极的探索。

总体性理论的重建。在这里，科尔施对列宁的哲学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判（尤其是在他1930年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如列宁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在《唯批》中）向旧唯物主义立场倒退、将自己的哲学神圣化、政治化等，这也是他后来被开除出德国党，可能也是在60年代的抗议运动中又“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无论科尔施的观点有多少错误，他的不盲从的独立思考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提到了卢卡奇和他自己等西方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的努力。

列宁从功用性来考虑哲学问题，特别是从哲学的党性原则来评判哲学和思想。

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科尔施指出，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保留黑格尔哲学。但是，他把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仅看作是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并且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上，使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伊曼努尔·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阶段

列宁的反映论思想把认识仅仅看作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回到了思维和存在对立的观点，割袭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其结果使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知识论哲学

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评判科学发现的依据，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专政。

科尔施之所以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同他提出的“总体性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相关。他从反思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出发，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等人曲解、抛弃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忽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唯物史观被简单化地看作为一种实证的经验科学，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乘机用伊曼努尔·康德、马赫主义哲学等来补充、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尔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极其肤浅的，因为“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的一致”的辩证法原则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时代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

科尔施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远离现实斗争的，纯粹观念研究的领域，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原则在法国是通过人们的具体革命行动来体现的，而在德国却是通过思想、精神、概念等哲学理论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应该看到黑格尔时代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资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这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衰退和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了，而是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即由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述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念表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联系的观点出发，“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看到他们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他们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 （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13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当时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性，就必须首先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总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 论。”，第22—23页。）它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38页。）但是，第二国际的卡尔·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唯物主义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时，“精神现象”却被他们在纯粹否定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予以看待，其结果是全部意识要么被看作是对一个真实具体和实在发展过程的被动反映，这导致了物质和意识对立的二元论倾向；要么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结构当成对现实错误的想象、幻想。因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现实“实在”或“社会”看作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其它的社会存在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二是披上意识形态伪装的“法和国家”，他们不是完全真实的；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科尔施认为，要正确处理意识同它的客体对象的关系，必须明了的是，一方面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一切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仅仅描绘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批判也确实逐渐让位于经济学批判，这就使得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重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了。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45页。）根据上述“总体性原则”，科尔施反对经济决定论式的革命观，强调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日常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好主观条件。“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没有使得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54页。）

可以看出，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其主旨是为了反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应该说，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还是避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解说来看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和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脱离社会实践的单纯理论建构过程，而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回答现实生活的问题的途径实现的。这应该说是卡尔·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其次，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第二国际的右派理论家及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脱离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为一种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社会历史发展变成了脱离人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后果是消极坐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忽视工人阶级主观精神的培养。在科尔施看来，这种解说模式只能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有从总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应该被看成是对卡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说；最后，他的总体革命观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突出强调意识形态批判，主观意识革命的重要性，这既体现了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也反映了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代西方现实相结合的努力和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和意识”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哲学批判到经济批判这样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而科尔施则针对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统治日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庸俗化为单纯的经济批判这一现实，实现了意识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合理的。

科尔施提出的“总体性理论”在当时遭到了各种批判和诘难，针对这些批评，1930年他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做出了答复，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他指出，尽管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在所有其它方面都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都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反对了他们所信奉的教条。尽管他和卢卡奇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是由于他和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都持批判的态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科尔施通过描述这场争论，提出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指出，当时的争论存在于下列双方：“以卡尔·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罗斯‘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57页。）即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共产主义”、“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他认为代表后者的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尔施还指出了他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和对立主要体现在：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他们的理论以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为主要特征，对西欧社会现实作了不同于俄罗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概括；在政治策略上认为西方革命要采取总体革命的方式。

对于科尔施所提出的“西马”概念，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徐崇温先生为主要代表，他从科尔施对列宁哲学提出批评这一点出发，认为科尔施本人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他的“西马”概念反映了一股反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他由此把科尔施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改造，构造出了带引号的贬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第二种观点以陈学明先生为代表，他有感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用法过于庞杂，建议大家都统一到科尔施的概念上来。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其他人的“西方”概念都是在科尔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是科尔施的“西马”概念坚持了思想路线的意识形态原则，而这种“思想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他实际上也把科尔施看作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注：可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7页。）第三种观点以笔者为代表，笔者同意陈学明先生在学术界关于应统一“西马”概念用法的观点，但笔者认为，科尔施的“西马”概念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如何进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一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由此，笔者主张不能先入为主地将“西马”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研究。不能简单地把科尔施的“西马”概念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如果我们详细考察科尔施本人的论述，就可以看到我国学术界对科尔施的思想性质的判定过于简单化了，而这种简单化的判定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西马”研究的客观性。

科尔施指出，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争论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在苏联共产党的支配下开展“布尔什维化运动”，这场运动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流派。这也就导致了这种形态的卡尔·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他和卢卡奇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科尔施认为，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两个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讨论，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限于政治和策略问题，因此当时的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回响。而这种哲学争论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为一方，以那种据说是唯心主义地背离了这一正牌圣经的伊曼努尔·康德的批判先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观点为另一方。这些就是乔治·卢卡奇以及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内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观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73页。）科尔施也指出，这场争论由于在1925年后在苏联共产党，然后所有其他共产党内越来越依靠斗争方式加以解决，使得这场争论逐渐变得模糊。而争论的要点则在于，科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恰恰在无意之中，触及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哲学核心。这里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包括“‘所谓十足的常识，最坏的形而上学家’，又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科学’；它也包括今天实证主义的坏的继承者，即缺乏任何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集团1989年版，第74页。）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且把意识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而对他们的这种批判则被共产国际诉之为“唯心主义”，科尔施则认为就是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实际上，这场争论的实质科尔施自己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一是列宁及其后继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他们具有一致性。也可以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的批评对象主要是第二国际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在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差别，然而由于以苏联为主导的第三国际强行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排斥一切理论异端，这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就进一步发展为哲学争论；三是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场争论，但争论结果不是通过理论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政治强力予以解决的，它造成了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反映的是由于西方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问题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导致哲学上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判应作具体分析。首先，他指责列宁的哲学是从革命的功能性出发，因此否定列宁哲学的重要性。应该说，科尔施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科尔施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不正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吗？为什么列宁这样做了，就不再是哲学家了呢？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同时也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列宁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考、回答时代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一身而二任的革命家兼哲学家，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卓越的哲学家。还应该说明的是，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仅应该到他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更应该到他的政治著作和政治实践中去寻托，如果我们透过列宁的政治实践，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相当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战斗功能，也相当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现实，从不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存结论；同样地，科尔施指责列宁用哲学评判科学，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列宁总是号召哲学家与科学家结成联盟，以促进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发展。但是应该指出，科尔施的《反批判》一文写于1930年，科尔施实际上也把列宁哲学的后继者，即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当作列宁哲学加以批判。而列宁逝世后，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确实盛行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导致一方面哲学成为论证现实，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哲学理论极度贫乏，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牢牢地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贫乏的哲学却成为评判一切的工具。同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还把这种哲学理论当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内加以推行，其他形态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则被斥之为“异端”，这种“布尔什维化”过程必然会进一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尔施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实，只不过他错误地把这一切都归于列宁。

其次，他批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一种认识论、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这种批评则更需要具体分析。应该指出，科尔施这里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这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高扬现代唯物主义的旗帜。由于斗争的需要，列宁在该书中，重点强调了唯物主义方面，以捍卫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因此谈论得更多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较少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只是把它放在认识论的基础地位加以论述的，这就给科尔施以误解，仿佛列宁是不重视辩证法和实践的。这是他批评列宁哲学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同列宁存在着差别。

从哲学理念的价值取向看，列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卡尔·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运用”。用这种“推广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的结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在自然领域，这种哲学坚持的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是与历史和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不可能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的。（注：俞吾今教授在《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5， 6）中有详细的论述。）正如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势必是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与之相对应，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它注重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和本质。

而科尔施以及早期西方卡尔·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解释传统中，自然虽然是一种先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只探讨和人类及其历史相联系的自然，脱离人类实践去探寻所谓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也是近代哲学不能克服主体与客体、历史和自然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它还会导致一种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错误。因此，科尔施指出：马克思当然承认“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全部历史和社会前提的、肉体的人和他周遭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客观的、在大的时期里不取决于人类活动而实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地理的与宇宙的发展，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点。”（注：科尔施：《卡尔·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集团1993年版，第114页。）因此，“马克思伊始以社会范畴去理解自然界。物质的自然界并不是直接影响世界历史，而是间接地作为一个伊始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科尔施由此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特质，相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当成是一种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一般的社会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并用这种哲学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的科学。科尔施认为，这只不过是多余地把他们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带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应该说，科尔施上述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界说同卢卡奇、葛兰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学说，而是一种关注人类生活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里的“人类世界”是进入到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统一。因此，正是这种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了科尔施对列宁唯物主义哲学的批评。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因为科尔施对列宁的哲学理论提出了批评意见，就认为他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进而认为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由于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不同意见而产生争论，这种争论又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同解释。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也决定了它必然要被各国工人政党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中，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和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呈现出理论的多样化面貌和各自的特色。可是，在长期的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被模式化、单一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它解释不是展开平等的理论争鸣，而是把他们视为理论“异端”，然后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一概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为这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道这恰恰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道路。

拥有始自罗马时代悠久历史的文化都市科隆，城内遍地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该城市的象征：科隆大教堂。在科隆有一种啤酒叫“科尔施”，是当地产的啤酒，稍有苦味，酒瓶很小，到科隆来的人，都会观赏大教堂，也不放过品尝 科尔施的机会……在葡萄牙，幸福的球迷终于在 科尔施的苦味中，品尝到了胜利的甘甜……

在葡萄牙球迷未品 尝科尔施之前，几位记者却在大太阳下感到了眩晕，这时，正是需要啤酒的时刻。走进一家酒馆里，服务员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一边付货，一边不时看一眼电视屏幕，还未开口，他却大声说“你好”，很纯正，让人忍俊不禁。科尔施确实很苦，不过喝下去之后几秒内，你就会还想再喝第二口，这就是科隆名酒的神奇，越苦越想喝。

带着科尔施的回味上路了，人们看到了费戈满面汗水的奔跑。想到费戈在获胜后能够把苦味的科尔施喝成甜的，心里有一些兴奋，还有那群奔走游行的球迷，痛饮科尔施的时候，也一定不会觉得这味道是苦的，于是，记住了科隆，这城市也有了味道，像科尔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