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英语：Social Darwinism）是一种将生物界的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联系产生的社会理论。该理论将生物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用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人类现象。它的理论源头来自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进化论学说，19世纪中期的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改造了达尔文进化论，首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强者胜出，弱者失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类似自然界的有机体，具有优胜劣汰的发展机制。他们用普遍进化论解释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问题，认为进化不仅在自然界并且在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通过生存竞争获得资源和优势，心智强大的强者赢得竞争，没有才能的弱者在社会竞争中失败，被强者支配，从而推动社会进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个体的适应性和竞争优势，强调精英崇拜，认为这些因素是决定社会结构和个人成功的关键。

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最为广泛充分的发展，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深刻的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早期的扩张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同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结合的“天定命运论”，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时至今日，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是研究西方社会演化和美国社会发展时必须了解的社会理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受到了许多批评，许多学者提出“不能仅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作达尔文主义在人类领域的简单而明显的应用”“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涉及的重要斗争领域不仅仅在个体之间，也存在于国家或种族之间，它们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观点。他们认为将自然进化论的科学原理机械粗暴地照搬到社会领域中，一方面忽视了人文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忽视了集体的能动性和国家机构的组织调节功能；另一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过于强调放任式竞争和个人利益至高无上的标准，刻意忽视拒绝人类的合作互助和社会公平正义，不仅具有英雄崇拜的盲目倾向，还为海外殖民扩张、垄断等行为提供狡辩的理论可能。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77年英国律师兼报纸编辑费舍尔（J. Fisher）发表于《皇家历史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上的一篇论文，文中费舍尔将英国对爱尔兰的占领称作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机制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普遍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首创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正如自然界的不断发展，是一种自发的淘汰与选择行为，因此《物种起源》中关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观点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未受到除了欧洲大陆之外较多的关注，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一书面世，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才在英语世界中逐渐流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受到当时科学、社会和哲学的多重影响。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阐释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理论法则。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史上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 它彻底摧毁了西方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对自然科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平衡与发展，是借助生物之间为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竞争和淘汰的方式实现的，提出了“自然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生物学观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除了查尔斯·达尔文之外，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等早期进化论先驱也对社会达尔文理论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社会背景上，在19世纪伊始，英国吞并了爱尔兰并建立了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1814年火车机车的问世，极大的带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1832年，英国进行第一次议会改革。1836年，宪章运动盛行，英国工人要求获得政治权利。随后，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1837年-1901年），英国工业革命高歌猛进，国家实力跃居世界第一。19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进入垄断阶段并参与瓜分世界的活动，成为“大英帝国”。扩张的全球贸易、强势的战争姿态以及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让英国社会呈现出主动进取、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思想上，本土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让人本位的思想风行英国。19世纪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观点，将伦理学的目标由道德行为转变为需要被估量的实际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被视为最高道德的行为。哲学家约翰·密尔紧随其后，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做了进一步的个体性论证，他鼓励每一个人人充分发挥超脱平庸之辈的“个体性”，提倡“首创”精神。他的功利主义观点展示出一种“精英崇拜“的倾向：“奖励有天才的强者以强力抓住世界的统治，使世界不顾自身而唯他之命是听，他所能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这种强调人本位和社会竞争的思潮汇聚在斯宾塞那里，奠定了“优胜劣汰”的思想雏形。受到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也为了顺应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市场开放的呼声和需求，为英国的海外扩张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斯宾塞创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流派。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垄断、扩张和竞争行为迫切寻找的合理性说明。

社会查尔斯·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为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理论，认为自然选择过程中的人口变异现象，将直接导致最强竞争者的生存和人口的不断改进，社会也应该是运用这种方式进化的有机体，符合“最适者生存”的发展理论。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阶级优生学：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行优胜劣汰的组织，并且这种优胜劣汰的竞择行为对这个组织是有利的，可以帮助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那么这种择优选择的自然淘汰机制在这个组织就是合理且必要的。

社会达尔文理论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将社会视作有机体的“社会有机体”观点。创始人斯宾塞将查尔斯·达尔文用于阐述自然界进化的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与生物有机体相似的活的有机体，想象社会可以为了发展而进行自发的“物竞天择”“择优选择”。在此基础上，斯宾塞提出“放任式竞争”的第二个观点。以自然律为最重要的社会规律，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要求社会重视并倡导普遍的生存竞争，鼓励个体之间彻底的自由竞争，绝不鼓励非自愿的合作与互助。事实上，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排斥一切合作和互助，包括国家形式的社会共同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主要聚焦在市场竞争、海外扩张等实践领域，怀着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心态”，对社会中存在的竞争淘汰现象报以冷漠的注视。

在斯宾塞眼中，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比照自然界的会为了自身发展而对成员择优选择的“活的”有机体，同样具有生命发展、功能分化和结构复杂化的有机体特征。与生物有机体连续和集中的构成分子——细胞不同的是，构成社会的分子是抽象的自由分散的，因此人类社会是一个高级于生物有机体的“超级有机体”。但是有机体的结构是类似的，正如生物有机体具有营养系统、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人类社会也有这三种对应的职能系统。社会的产业组织类似生物有机体的营养系统，通过产品的生产和输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而决定产品流通的商业行为和运输组织就类似有机体的循环系统，承担人类社会的分配职能。而比附神经系统的则是军队、政府这样的管理组织。生物体通过神经调节生物行为，社会通过组织和部门指挥、控制集体行动，协调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行动。与这三种职能呼应的是社会中也存在工人阶级、商人阶级和官吏阶级三种阶级。斯宾塞本人并不反对阶级观点，他认为阶级分化是社会发展进化的自然选择，三种阶级愈协调、复杂，社会的发展水平愈高。

既然人类社会有机体像自然界一样，在不断的适应环境中进行着优化选择、优胜劣汰，那么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的生存竞争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也是不可逃避的筛选。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首次提出了对人类社会的反思。他认为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在不断运动再分配，有规律地在进化和退化中重复往返。因此，生命过程必然是进化的，一方面进化表现为个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分化了的成分互相协调。从混沌到地球形成、从简单生物到复杂生物、从无机质到有机质、从人类心智的成长、社会制度的进步都是这种普遍进化论的体现。“进化只能与建立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后才会结束。”斯宾塞强调放任式竞争的重要性，因而反对合作、互助等在他看来是对于社会自然筛选设置障碍的行为。在此观点上，他也反对各种卫生制度、税收制度等国家集合体的强制法律规定，认为这些人为的规则设定都会妨碍社会自身的优胜劣汰环节。斯宾塞抱以一种冷静到乐观的进步主义心态，认为社会会通过优胜劣汰持续进步，而失败者则是自食恶果。普遍进化论是斯宾塞主要的社会学和政治观点。

社会达尔文主义起源于英国，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美国才被重视，迅速风靡了英语世界，斯宾塞本人被称为和亚里士多德、艾萨克·牛顿齐名的大师。从1864年斯宾塞的著作第一次在美国出版到1903年斯宾塞去世，39年间他的著作在美国售出368755册，是那个时代社会学和哲学书籍发售的最高纪录。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实现了“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适配成为盎格鲁体系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美国扩张主义者的强力鼓吹为美国政府的海外扩张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著有《综合哲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原理》和《个人与国家》等书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立者，首次将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观点运用在社会学理论中，特别是在教育学和政治领域。斯宾塞于1851年发表《社会静力学》、1852年发表论文《进化的假说》，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发表七年。

斯宾塞比附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论的术语，用于形容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竞争关系，与他本人受到的自然淘汰的古典经济学思想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影响有很大关系。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体可以被阐述为两种观点。一是个人主义（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由竞争与贸易，在社会中倡导“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二是种族主义（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强调种族优劣论，主张压迫、侵略弱小国家和民族，同时鼓吹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是斯宾塞的支持者，在社会淘汰上与斯宾塞抱有相同的看法。在斯宾塞的理论下，经济生活中赚到更多的钱的人就是社会淘汰环节中的赢家，而失败者则是因为自身的无能和软弱。萨姆纳赞成斯宾塞的观点，并指出“百万富翁是自然淘汰的一项产能，是由自然淘汰在整个人类中所挑选出的、能够完成某些工作的人。”在对社会政治的理解上，萨姆纳坚信“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论调，主张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社会生活，反对慈善机构和有关组织救济穷人；在经济上他认为社会地位由金钱和货币来衡量，也就是说健康的人变富，不健康的人变穷，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的准则就是看其银行存款数目的多少。那些因贫穷、懒惰而生活潦倒的人不应该受到帮助和救济，社会通过自我调节自动会将他们淘汰。因此，萨姆纳认为社会进步的方式是由果敢、进取、有才能和毅力的强者支配统治社会，鼓吹自由和平等都不利于社会的择优进步，适者生存必然意味着存在淘汰和不公平。

英国的科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注重把进化论具体运用到社会中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的具体方法上。他运用进化论思想，从不同层面来探究无机化合物世界、人类的历史进化、生存的自然选择、道德发展和民族性发展问题、人类和社会等现实问题。皮尔逊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具体探究的认识论、优生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它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和创意性的理论见解，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宣扬了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思想。在自然选择与道德关系的研究方面，卡尔·皮尔逊用“最适者幸存"来描述人类发展的公式，表明了生命中利他主义的标志，生存斗争中人类进步的基调。

《社会静力学》是达尔文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研究社会和政治学说的主要著作之一。社会静力学就是从静止的状态去研究社会，是研究一般的社会关系、秩序、结构及其性质的学说。简而言之，社会静力学是关于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一般理论的预备性考察。这是斯宾塞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是由英国学者彼得·狄肯斯所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著作。该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向、目的、进步等以及新形式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阐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清理谱系，重新解决进化思想和社会思想之间的连接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达尔文进化论主张各种生物都是由共同祖先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及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这个学说虽然不是达尔文首创的，但他给出了大量证据。达尔文经过科学考察，发现一切动植物因为繁殖太快，以致自然界无力供养它们，因此每一代都有许多动植物在达到生殖年龄以前就死掉了。一般而言，动植物与其亲代不是完全相同的，总会存在某些差异。在特定环境中，同种的个体为生存下去而展开竞争，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生存机会最大。因此在动植物所发生的各种偶然变异中，有利的变异会使后代变得更能适应环境，生存能力更强。所以，鹿一代比一代跑得快，猫在接近猎物时越来越悄无声息，长颈鹿的脖子也越变越长。查尔斯·达尔文提出，只要时间足够长，从原生动物界进化到人类的漫长历程也能够通过这种过程予以说明。

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中也存在许多差异。首先，两者所认为的“生存斗争”存在一定差异。斯宾塞认为社会在个体为了生存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会不断发展，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而达尔文认为，“生存斗争”仅仅是自然界中动物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其次，二者对“进化”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达尔文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在进化，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可在斯宾塞看来，进化等同于进步，是人类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的必经阶段。最后，二者对“适者生存”的应有有着很大差异。查尔斯·达尔文运用该词对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阐释，更多地是与生物进化理论联系在一起。而斯宾塞在理解进化论时，认为强者就是适者，而强者为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造成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等同的误解。事实上，达尔文主要是从生物的个体层面来进行还原论考察，他对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的演化考察为进化论提供了大量的生物学证据。除了个体层面之外，达尔文也简短地从群体角度解读过进化论观点。达尔文认为：物种之间在进行普遍的生存竞争时，有的团体内部有更多富有同情、正义和互助行为的个体，会帮助团体变得更紧密、团结，使团体更有凝聚力和更好地发展，从而胜过其他竞争的团体。因此在这种集体的竞争之中，正义、友爱等道德的行为和伦理规范就会逐渐地传播起来。查尔斯·达尔文的这种从个体竞争到群体竞争的观点，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态度更接近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者，他本人也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在之后的学术引申中，这种择优选择的竞争逐渐被表达为斯宾塞的“强者崇拜”的逻辑。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始于严复对于《进化与伦理》的翻译《天演论》，原文作者是达尔文好友阿道司·赫胥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很快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自然进化论引起了爱国志士的警醒：自然界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进化改变以适应环境、避免淘汰，国家也正如自然界一般，如果不励精图治、穷则求变，很快就会被世界民族之林淘汰，沦为弱国，只能获得被强国压迫、利用的下场。要想改变这种未来，只有让国家变法图强，人治日新，才能让国家长久屹立在人类文明社会中。不过，严复将查尔斯·达尔文思想与政治思想相结合，显然缺少对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点进一步的伦理与正义考虑。《天演论》的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都有震荡，但是随着深入的分析，愈多的中国学者发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性，在承认其进化论客观性的基础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做了反驳和批评。

鲁迅受到《天演论》的影响，在他的《中国地质论略》《人之历史》等书中强烈宣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是对于随之引申到人文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鲁迅一直是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痛斥了欺凌弱国的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凄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臣仆不慌也。”鲁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庇护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贪婪的本质直言不讳，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是那些”凌天下”的兽性爱国之士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籍着“自然淘汰”的借口欺压弱小的国家，富有正义和公理心地对被欺凌地他族人民和其他国家表现了同情和忧虑。因此，鲁迅反对将自然界的进化学说机械地运用到人文社会的领域，更反对将此作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借口。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适配让它在美国迅速流行，并引起了上层结构的改革。在现实的法律解释和法律实践中，那些保守的法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表述作为法律条文的背书，甚至将其与《独立宣言》和宪法联系。法学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73年写道：“更强大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在立法中反映出来；这正和人或兽类的每一项设计一样，以长期观点而言，必须有助于适者生存。”这段话点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美国法律界欢迎的本质：为经济放任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南北战争后，放任主义在美国盛行，成为美国法律界的基本观点。一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4条是捍卫放任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1873年，第14条宪法被时任最高法院法官加入了“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观点，1884年，这条观点被改造为“捍卫企业、贸易、生活的权利”。由此，不可剥夺的权利获得了经济的解释方式，并获得宪法的最高保护权利。史学家保尔·F·鲍勒（Paul F. Boller）认为这种改变是放任主义与斯宾塞主义在美国镀金时代的完全胜利，整个美国完全斯宾塞化了。

另一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也影响了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威廉·G·萨姆纳认为济贫社会“迎合人类本性中最卑下的罪恶，浪费掉资本，从而摧毁文明”，不迎合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的“优胜劣汰”的价值观。萨姆纳认为，绝不能让政府去帮助在竞争中失败的弱者，这些失败者也没有任何正当性值得获得援助。当时的法律也认为工人是一种财产，拥有不可剥夺的以任何条件出售自身劳动力的权利，这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契约自由”。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帮助弱者的教会和失业工人并不受待见。在这种“失业者是咎由自取的失败者”的社会风气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次以违反宪法的理由判定各州的劳动立法，拒绝为工人提供任何劳动保障。

通常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大量借鉴了查尔斯·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科学思想。但是卡尔·马克思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解读和运用并非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式的阶级优生论点，是一种多层次的人类如何从“自然王国”到“文明王国”的解读。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秉持原则肯定的态度。1861年他给费迪南德·拉萨尔写信称：“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此时，马克思初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中大量详实的生物进化证据和鲜明进步的科学观点为马克思后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提供了思路。

随后，卡尔·马克思很快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反思。马克思指出，查尔斯·达尔文试图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运用在动物和自然界，试图将他生活的英国社会投射到自然王国中，再借市民社会这个中介来观察动物界和自然界：“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他 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种将人类社会的程序移情到自然界中去观察自发的自然行为在马克思看来是非常荒谬的。

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此时他对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已经趋于稳定。卡尔·马克思首先指出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合理性，但马克思并非承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理性，而是指出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只能局限在阶级社会中，尤其是运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必然失去实践的根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正是因为从未跳出过阶级社会的历史去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其次，马克思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层林法则”，是一种暂时的局限的时代观点。卡尔·马克思将达尔文主义的自然科学客观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局限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理论设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如沃尔特·白芝皓认为，社会中的不平等和竞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性特征有其自身的价值，在此竞争过程中“适者”存活下来，而“不适者”则消亡，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和竞争能力。他们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适者生存和弱者淘汰的过程，以及个体的自我提升和优化。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文明程度将不断提高。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受到了许多批评。如章太炎就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兼弱攻昧”的主张，认为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如应用于现实，可能成为列强侵略的理论根据。“既取我子，又毁我室，而以慈善小补为仁，以宽待囚虏为德，文明之国以伪道德涂人耳目。”批评者指出，将自然选择的原理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中会忽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的道德价值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过于强调竞争和个人利益，忽视了合作、互助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