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普(1601年—1669年),字则甫,号今础,明末贰臣,沂州珩头(今山东
兰陵县向城镇杭头村)人,从父辈分居长新桥(今苍山县
苍山街道内)。
崇祯丁卯(1627年)中举,戍辰(1628年)
进士,选翰林院士,授户部左侍郎。与父亲
宋鸣梧(官
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同行,合称七卿)同殿称臣,故名重一时。因此崇祯帝说他“品能铸古,才用衮今,……将任重乎,天下宁唯信谏于一人”,以见朝廷器重之一斑。
地方人们多以论传甲申(1644)国变之日,崇祯帝往东华门出逃未随,旋回喊之普门不开,迫天子于
煤山遗址缢死。对于这些从未见于资料记载的传说,岂能妄言。兹据清
宛平街道人
王崇简所撰《今础宋公墓志铭》所述,之普于明亡前告疾假于临沂官邸疗养,至
李自成起义军攻进京城,君王缢死噩耗传来,顿时“
沂州大地,处处兵”,他没法返京,只好带病携眷逃往江南。此事在其侄儿宋契学的《马孺人行实》中记述最详,此文见于《琅宋氏家谱》,且不多赘。还从《墓志铭》说“公平生为人,虽身处贵显,而实忘其爵位。……甲申(1644)间寇氛充斥,兵兴旁午,沂州四境,悉为戌马之场,公于是避难南下,往来江浙之间。鲁王(太祖十世孙)
朱以海在
绍兴成立‘监国’政权,因素闻公名,随用为辅弼,以公为柱石焉,赐以‘尚方’(皇帝用的宝剑)。”此事于民国二年(1912)神州出版社印制的《崇祯长编》一书,收有徐芳烈的《
浙东纪略》中所述,有
张国维(崇祯朝
兵部尚书)宋之普入内阁,张仍管军事,而之普总理朝政,也就是人们传说的他当过宰相了。在《海东选史》中记宋之普为南明鲁王
东阁大学士,并在《南疆绎史》、《明史》、《清史稿·本记四》中对有关宋之普的事迹均有记载。另外在《清末志士》中,还记载了宋之普曾任过
台州市(今
浙江省临海县)
知府。
之普辅鲁王不久,看到刚从南京“弘光”小朝廷垮台后,逃往
绍兴的
马士英、
阮大铖皆投以专权。之普与马、阮一向不合,恐大事难成,正踌躇间。
顺治帝三年(1646)二月,清朝以贝勒
爱新觉罗·博洛为征南大将军进逼浙江,攻破绍兴,鲁王逃走,
张国维于左右无援跳水而死,宋之普只身逃出,被截持于
杭州市一隅。行闻当局在招降明诸遗臣,接连下诏,声言有三诏不到还负隅顽抗者祸殃九族,此时他想到新政残酷,违之还怕
沂州庞大的
宋氏家族要遭杀害,被迫赴京。也就是墓志铭中所说的“议者以为归命濡滞”,未敢重用,于是“左迁常州守”,便为降臣。宋之普清节自律,自信忠臣不保二主,无心再为二臣。于
顺治十二年(1655),借以弟弟
宋之韩前来看望之际,退居常州。并于苏州东林书院旧址建“道南堂”,讲学其中,应做
反清复明的工作,堂曰“道南”,岂不一语道破他心在
南明么。如此而已明目张胆的与时政对着干,还真算有一股硬气,说不就会杀头的。《墓志铭》也说他“甫年五十有四,即于东林书院,……日聚生徒,……谈经校艺,安辑之余,文治蒸蒸,人才蔚起,公之力也。所为诗、
文言文词,人艳称之。”容将其家乘所载,他与常州告别之日,书院弟子,
吴越好友赠诗(摘录若干首),以窥见其为人、为时、为事也。
以上诗中尽写之普因急于回乡,不得不与江南告以暂别,人们都依依难离而又欲留不得。诗中寄以无限崇敬和期待,并将比作“仲尼归鲁”,给乡国泉林增添了多少色彩。这就更不愧于人们给他称为“元公”、“梁栋”了。请想此时此刻,若他真有半点贪生怕死的媚清表现,怎会有这么多志士仁人,书院弟子和田间野老来“卧辙讴歌”呢。“遮道原随诸父老”的感人场景,直至夕阳西下,江乡秋暮,树叶阔零,疏林风冷,城里城外,牵衣顿足,表现出“吁嗟此日难再得”的苦闷之情。无怪而后
沂州知府邵士所撰《宋公传》中盛赞:“今础宋公,成名
进士,易历清要,天下人脍炙公文景行,公行如日星丽天,华岳在望,广平(唐名相
宋景的字)不足多也……”。还颂其出守常州后“诸多抚绥,诸所建竖,至今道路口碑啧啧称神君焉。”所谓“神君”,还如这位沂州
太守文中所说:“昔
宗均(汉代清官)守九江有异政。”就是因为宋均任九江太守时清廉之甚,连老虎都不敢于辖区而逃往远处,故郡称“神君”。“今德化如公千载不渝,始有所淑,故行后一辄。”
《宋公传》中,赞语争辉,连其父
宋鸣梧及子孙数代珠联璧合,宦迹于世总结为“英声琳琅照一门德星,奏之
太史姓,峥嵘之气直谓今础公犹生。”今日看来,这位守官遗章载于州志,实为沂之瑰宝,并非妄言哉。
在
蒲松龄《
耳中人》、《
堪舆》一篇中的宋侍郎,即指宋之普。《0186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中注“宋侍郎:指宋之普,
崇祯戊辰(1628)
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入清后,任常州
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