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论或还原主义（英语：Reductionism，又译化约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

还原论（Reductionism）的思想可追溯久远，但“还原论”（Reductionism）却来自1951年美国逻辑哲学学家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此后，还原论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扩张。最新的大不列颠岛百科全书把还原论定义为：“在哲学上，还原论是一种观念，它认为某一给定实体是由更为简单或更为基础的实体所构成的集合或组合；或认为这些实体的表述可依据更为基础的实体的表述来定义。”还原论方法是经典科学方法的内核，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世界的本质在于简单性。

还原论的思想在自然科学中有很大影响，例如认为化学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生物学是以化学为基础，等等。在社会科学中，围绕还原论的观点有很大争议，例如心理学是否能够归结于生物学，社会学是否能归结于心理学，政治学能否归结于社会学，等等。

在还原论方法的解析下，世界图景展现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早在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lmholtz.Von）就曾认为“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现代物理学借助“还原”，把世界的存在归于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生物学家开始相信分子水平的研究将揭开生命复杂性的全部奥秘。复杂的世界经由还原被清晰地分割为可以重组的简单粒子、部分，关于世界的知识也被分解为种种不同、分类庞杂的学科与部门。卡普拉(Fritjof Capra)对此指出：“过分强调勒内·笛卡尔的割裂成碎片的方法成为我们一般思维和专业学科的特征，并且导致了科学中广泛的还原论态度——一种相信复杂现象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将其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来理解的信念”，即我们由还原论方法嬗变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还原论信念。

还原论信念是一种本体论预设、一种关于实在的观念与态度。还原论信念及其还原主义主要根源于一元论哲学(monism)，预设“表面上不同种类的存在物或特性是同一的。它声称某一种类的东西能够用与它们同一的更为基本的存在物或特性类型来解释。”还原论信念的核心理念在于“世界由个体（部分）构成”。牛顿力学观盛行的18－19世纪是还原论信念的高峰。古代有机的、生命的和精神的宇宙观被把世界看作“钟表机器”的观念所取代。还原论信念的持有者相信客观世界是既定的，世界是由基本粒子等“宇宙之砖”以无限精巧的方式构成，宇宙之砖的性质与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的性质，最复杂的对象也是由最低层次(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基本构件”组装而成。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构想，卢克莱修的原子和无限虚空说，到近代艾萨克·牛顿的具有一定质量和运动的物体，又经约翰·道尔顿的原子论，并最终发展到当代还原论者的对原子内部的基本粒子和能量的确认。既然世界由不同层次的基本单元构成，那么那个最终无法还原的最小实体就是宇宙的本质与本原。

由此，根源于还原论方法理念的还原论信念反过来强化了还原论方法，并first方法论产生一个普遍影响：各种复杂现象被认为总可以通过把它们分解为基本建筑砌块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加以认识；不同科学分支描述的是实在的不同层次，但最终都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最基本的科学——物理学之上。

生物学研究中的还原论表现最为明显，有人试图把生命运动形式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形式，用物理-化学运动规律取代生物学规律。20世纪初的还原论者把人类社会运动还原为低等动物的运动，把生物学规律还原为分子运动规律，再继续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现代生物还原论借用分子生物学取得的成就，认为就像遗传过程可以还原为化学相互作用一样，所有生物现象都可归结为物理-化学运动。生物学中的还原论还主张学科之间的还原，如果一门学科的理论、规律可以说明另一学科的理论、规律，则后一学科可以向前一学科还原。

科学哲学还原论的著名代表为德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R.卡尔纳普。他应用还原论研究逻辑语言的分析问题，主张可以从直接观察到的物体来给一切科学理论下定义或进行解释，复杂的知识经验体系都可分解为简单的因素，科学规律等同于许多观察报告的组合。

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论痕迹十分明显。心理学独立后的第一个心理学派—构造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应该用实验内省的方法分析意识经验的内容或构造，从而找出意识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连接成为各种心理过程的规律。E.B.爱德华·铁钦纳反对机能心理学派重视意识功用的特点，他只对确定组成意识经验的心理元素感兴趣，至于这样做有什么用处，他并不进行回答。铁钦纳在经过所谓分析之后，找到能意识到的44000-50000种最简单的感觉元素，这些感觉情感这两种最基本心理元素范畴内。显而易见，构造心理学元素分析的方法与还原论显然是同出一辙的。

20世纪前半期风靡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也采用了还原论立场。行为主义的创始人J.B.约翰·华生认为，心理学应以客观的、可观察的行为为研究对象，放弃对捉摸不定的主观心理状态或意识状态进行探讨。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就是有机体的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心理学规律”就应用S-R联结对行为的不同描述。实际上行为主义者在反对“心理”存在的过程中早已把“心理”还原为物理-化学变化了，因此行为主义被讥笑为“没有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者在对本能、习惯、情绪、动机、语言、思维的解释中贯穿了还原论的基本观点。例如，约翰·华生认为，言语动作就像打球、游泳一样，只不过是喉头内部一组肌肉的协调动作；言语习惯只不过是动作习惯的缩短或代替，婴儿学习言语的过程和养成其他动作习惯的过程是一致的。对于思维，华生也把它归结为细小的肌肉运动。华生还原论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将心理等同于身体变化的心身同一论。

还原论者看到了事物不同层次间的联系，想从低级水平入手探索高级水平的规律，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是，低级水平与高级水平之间毕竟有质的区别，如果不考虑所研究对象的特点，简单地用低级运动形式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规律，那就要犯机械论的错误。在心理学研究中，面临的研究对象十分复杂，而研究方法又很不成熟，在某种程度上，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分解，在更适合于研究水平上进行研究，对提示心理学规律来说，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需的。但这种分解必须考虑心理学科的特殊性，不能在分解中丢掉原有心理现象的特殊意义，而将生动丰富的心理现象变为毫无意义的元素的集合体。

还原是一种思维由整体到部分，由连续到离散的操作，这种“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主体思维的割离本性紧密相关。人类思维正是在这种连续与离散的矛盾中行进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分析芝诺悖论时说：“芝诺认为只是限度、分割、时间和空间的点积性环节就其整个[抽象孤立的]特定性而言是有效准的；因此发生了矛盾。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着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思维引起了由于人吃了善恶知识之树的果子而来的堕落的罪恶，但它又能医治这不幸。这是一种克服思维的困难；但造成这困难的，也只有思维。”列宁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指出人类思维的割离本性：“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如此，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这里也有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这个本质。”

这一思维的割离本性表明，人类对世界的理性把握总是非连续性的。科学理性的基础在于一阶逻辑，它是人类思维中演绎推理的系统化展示和形式化思考的完备形式，“正是依靠以演绎推理为核心的演绎逻辑，人类思维的伟大结晶——科学成果才可能严格地系统化、精确化。然而，一阶逻辑也典型地表明了人类思维的一种割离本性。”理性只有找到存在的不变性才能在思维中建构出离散的思考“逻辑点”，才能把面对的对象与自我区别开来，把对象与其它对象分离开来，使它们分别成为思维逻辑上的“原子对象”，也才具有进一步深刻把握事物的可能。所谓“逻辑点”是指在一阶逻辑中，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方面(范畴)对一定的对象下非真即假的点判断，违反这其中任何一种设定，就会出现思维中的矛盾，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同一对象的“三同一”理论。张建军对此的分析是：“实际上，这种规定已经把本来相互联系、相互过渡的对象离散化、割离化了，既不涉及对象内部的任何结构与关系，又不涉及对象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同一时间’，体现了思维的纵向割离；‘同一方面’，体现了思想的横向割离；由此确定的‘同一对象’，自然只能是一种离散的思维抽象……这种割离性乃植根于作为一种宏观生物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

在此情形下，思维上逻辑点所要求的思维割离性必会与实在对象的内在统一性发生冲突、矛盾，因为我们每一刻只能形式地思维，辩证法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自始至终地力求更好地逼近实在。为了“逼近实在”，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矛盾性，这一把握就是一个不断打开逻辑点，又不断形成新的逻辑点的过程。莫兰所倡导的，在认识与应对复杂性时采用“二重性逻辑”，也是这个原因。他认为新的复杂性科学将建立在“想象与验证、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重性逻辑基础上。”(P148-149)得出这一认识结论对超越还原论及复杂性的思考极为重要。这意味着，世界一定是经我们思维割离后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是因人类主体思维的本性才被解释(分解)为支离破碎。我们只能在这些支离破碎的思维逻辑点中重新拼合世界。

由复杂性的视野看来，逻辑点就是思维中的定态、“可区分态”，只有充分认识这些客观存在的“可区分态”才能走向深入，从定态中认识不定态。对复杂性的一个流行误解是，复杂性就是混乱性。然而，如果研究对象只有混乱性，无法找到实在的“可区分态”，就根本无法形成思维的逻辑点，形成理论。不可区分在科学上就近乎等同于“不可认识”。霍兰（John Holland）在《涌现》一书中指出：“在研究涌现现象的过程中，可识别的特征和模式是关键的部分。除非一种现象是可以识别的并且重复发生，否则我是不会称这种现象为涌现现象的。”复杂性理论的任务在于充分揭示出“可区分态”的复杂性，而不是接受其混乱性。因此，面对复杂对象，“还原”依然是复杂性科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

还原论的致命之处，主要不在于它反对现代自主论的原则，而在于反对现实的生物学理论的形式和内容去追求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理想。面对现代生物学的成功、还原所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以及现代自主论强有力的批判和否定，现代还原论发现，剩下唯一可依赖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依据，即“生命来自于无机化合物界”这一命题。我们不应“以‘生命’解释生命”，也不应“以‘生命’解释物质”，合理的方向应是“以‘物质’解释生命现象”。在这里，“生命现象”是一个很不具体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可具体为被“约束”或“规范”的物质行为表现和“约束”或“规范”机制本身，这是真正的解释对象，也是理论自主性的实在性基础。因而，对于还原论来说，追究“基因”或“遗传信息”的起源和分子进化机制已成为其最后的坚守阵地，而且当代自组织理论和超循环理论的盛行，似乎为还原论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希望。

迈尔曾将生物学理论划分为功能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在功能生物学中，基因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是生物学一切功能和目的的基础和源泉，只要突破这一点，即能够用物理——化学的语言演绎地描述形成遗传信息的分子进化机制，那么，还原论至少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但是，通过以下分析，这种希望似乎又是水中之月。

前面说过，“自主性概念”之所以“自主”，是由于它直接对应于生命现象或认定“生命的实在”，它反映了生命特有的本质，因此，它作为理论的起点，不必给予也不可能进行物理——化学的描述。还原论否认存在生命的特质，把所谓“自主性概念”或直接来自生命现象的概念看成是“复合性”的，可分解为诸多物理——化学的术语和概念，与此相应的试验上可操作性依据是生物化学对生命有机体的组成还原。但是，组成上的还原虽然可作为生命与无机化合物界密切联系的依据，但也没有否定现代自主论的“用物质的原因解释生命不等于还原”的命题及所坚持的原则。否定“自主性概念”的充分条件不仅仅是把它看成“复合性”的，而且要以物理——化学的术语和概念逻辑地导出它的内涵。如果只满足于组成上的还原，结果只能是以“自主性概念”为核心来赋予生物大分子及其行为以生命意义。与逻辑导出相对应的试验依据不是组成上的分解还原，而是与逻辑导出同向的试验可操作性，说白了，就是由无机化合物要素合成生命，哪怕是最简单的生命现象。例如，对于超循环论来说，就是生物大分子超循环耦合能否在试验条件下发生，这涉及到“生命来自无机界”这一命题由哲学化向具体的科学化的过渡，关系到还原论在科学上能否真正站稳。

第一，由无机到生命，经历了漫长时间，并且，生命的产生和演化是在十分优越的条件下选择了唯一快捷的途径而发生的。以人类的有限生命和历史是否有能力进行这种操作呢？这就象大海里的沙子，原则上是有限的，如果想数清楚有多少粒，则在实践上是一个无限的问题。

第二，自组织理论本身的结论——非线性过程的不可逆性，使这种操作不可能。从无机化合物到生命的历史过程，其中有许多偶然性或随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并已作为“信息”储存于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中。由于偶然性或随机因素的不可重复，使时间不可反演，因而整个过程无法进行重复操作。

第三，自组织理论和超循环论的非线性动力学过程的不确定性，使从无机到生命的演绎过程不可能。尽管自组织理论及超循环论这一新物理科学曾经被讨论的热火朝天，由于它在分子自组织领域内就已经在逻辑上不确定了，因而，至今为止它对生物学的影响只限于描述性地说说而已，至多提供一个框架式的思想启示。

最后，用《上帝与新物理学》中讨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过去的三个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还原论。的确，‘分析’这个词在最广泛的范围中被使用，这种情况也清楚的显明，科学家习惯上是毫无怀疑地把一个问题拿来进行分解，然后再解决它的。但是，有些问题只能通过综合才能解决。它们在性质上是综合或‘整体的’。”

分割论（Reductionism，或译为还原论）是西方认识客观世界的主流哲学观，认为万物均可通过分割成部分的途径了解其本质。东方文明系统思维则认为这种认识论只可用于简单事物，对于复杂事物（例如人体生命）而言，一旦被分割，将会因此丧失许多信息而失真。事物的复杂程度越高，因分割而失真的程度就越严重。中华原创医学（中医）即依此而形成，而西方医学则以分割论为指导。

华族在很早以前就对还原论和整体观两种方法论有所认识和比较。在《道德经》第一篇中对此有精彩论述：“有欲观”（即还原论）对事物的认识由“形”（徼）而及于“神”（妙）；“无欲观”（即系统思维）则由“神”而及于“形”。两欲观法互相配合，由“徼”及“妙”，又由“妙”及“徼”，互为体用、反复验证，直至完美获取宇宙真实的神形全貌。故尔，老子强调，“有欲观法”和“无欲观法”并无此厚彼薄之分，曰：“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即此两种方法论均为揭开宇宙奥妙之必不可少的方法，而且都源于人类的智慧，殊途而同归，并无高低的区别，只是应用范围有所不同（见附图），越是复杂的事物，整体观的优势愈加明显。老子认为这两种观法皆俱有极高的发幽解昧能力，故曰：“同谓之玄”。事实上《道德经》八十一章，无处不闪烁着“有欲”和“无欲”观法相辅相成的光彩：时而见“有欲”观锋芒毕露之灼见，但却隐隐涵括“无欲”观灵感的真悟；时而感“无欲”观精妙绝伦的展现，却又深深反映“有欲”观研究的精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然一体。这两种研究方法，各自己经十分超群（玄），两种方法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地配合，更是妙不可言（玄之又玄）。因此，是认识宇宙，解开一切奥妙的钥匙（众妙之门）。

林中鹏、张超中等学者认为，整体论（Holism）和系统思维（Holistic Views）虽然仅一字之差，然而仍然有不小的区别。整体论是西方百年来少数杰出科学家个人在分割论哲学观的重围中冲杀出来的结果，所以称之为“论”。在他们的辉煌成就中，多少还残留着还原论梏的痕迹；此外，还多少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与此相反，中华文明整体观则是数千年亿万人原创发明的淀积，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所以称之为“观”。鉴于整体观和整体论混用的现状，特冠之以“东方文明”以示区别，即东方文明整体观（Eastern Holistic Views）。系统思维在以中医（中华原创医学）为代表的养生文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附：道德经第一章原文（马王堆帛书版）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