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是刘心武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期刊上。1979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

《班主任》讲述了初三班主任张老师答应小流氓宋宝琦重回班级，这事却在班上引起热论，在接触宋宝琦后张老师发现他其实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孩子，只是封建“哥们”思想，如何转变教育他及他一样的孩子让张老师思虑。同时，张老师发现好学生谢惠敏其实也被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和残害，她单纯而真诚，却固执刻板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如何让谢慧敏学会独立思考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成为张老师的思虑。最后张老师心怀激昂壮志，他要将四人帮毒瘤从孩子们脑中除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国家民族发展的心声和向往。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学生，挖掘出扼杀孩子的主要元素，把伤害孩子的矛头从仅仅指向社会转移到指向学校与家庭这样更大的环境，也使作品有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班主任》获得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2018年9月27日，《班主任》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班主任》发表前，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沉浸在保守和极“左”文学环境中，还有一部分人期待着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新的文学主题和文学人物出现。那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文学的指导思想，一部分觉醒较早的作家开始思考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路径。

《班主任》发表时，粉碎“四人帮”虽已一年有余，但他们那套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柱并没有随之送进坟墓，文艺事业仍然被所谓的“黑线专政论”左右着。“两个凡是”的信条仍然禁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一年之后才召开的。当时政治壁垒尚十分严密，当时的文学家和出版人首先面对的是极“左”思想下的极端现实，而后才是考虑如何真实地表现、反思那个时代。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在创作《班主任》之前，刘心武投寄过一个短篇《光荣》，但被退稿，崔道怡写信回复希望继续投稿。刘心武当时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之前有十五年在中学任教的经验，于是打算从最熟悉的中学生活中找到灵感创作，经过构思、提炼，写成了《班主任》。

1977年夏，刘心武创作了《班主任》，完成后他到东单邮局投寄给《人民文学》杂志。邮局规定“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他收回书稿，打算撤退。经过思考后，刘心武最终决定将稿件寄出。

9月21日把该稿直接寄给了崔道怡，并随稿附信说明此稿内容是写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希望读者会感兴趣。崔道怡收到后当即阅读，随即给刘心武写了回复。崔道怡对《班主任》是肯定的，然而编辑部内，对它能否发表，却有所争议。作品通过小说组副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当班的副主编阅后未能决策，又请一些编辑评议，引发出了不同意见，崔道怡便呈请主编光未然最后裁决。10月7日，张光年把有关编辑召集到他家里交换意见，他认为《班主任》很有修改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但处理得不够尖锐，要把矛盾充分准确的写出来，他还对作品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后刘心武进行了修改加工。《人民文学》11月号在“短篇小说特辑”头条位置刊出了《班主任》。

光明中学初三班主任张老师答应下16岁小流氓宋宝琦重回班级，这事却在班上引起热论，在年级组办公室，数学教师尹达磊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班上的女同学也怕小流氓集体罢课。

在接触宋宝琦后张老师发现他其实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孩子，只是封建“哥们”思想，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张老师思考着如何转变教育他及他一样的孩子。

同时，张老师发现好学生谢惠敏其实也被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和残害，她单纯而真诚，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最后张老师心怀激昂壮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将四人帮毒瘤从孩子们脑中除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共产党员。在作品中是一个积极的人物。他同情并关心像宋宝琦、谢惠敏式的“问题青年”。他深受“文革”思想的影响，不敢发表意见，盲目认可。

谢惠敏

谢惠敏是班里的团支书，也是张老师的得力助手。受“四人帮”的思想影响，喜欢上纲上线，迷信极左思想。她懂得质疑，如当张老师说《牛虻》不是黄书时她大胆反驳不是黄书是什么书。

宋宝琦

后进生宋宝琦，是一个问题青年，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缺少正确的引导，所以走上歧途，他有着资产阶级思想，迷信“哥儿们”义气，他认为知识不重要，而无休止地“造反”最好，他还崇尚享乐主义。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三班的宣传委员，干部家庭出身，石红的父母从入党后，一直保持着阅读的好习惯，石红深受这种读书氛围的熏陶，自己也是小书迷。他们一家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时，也毅然读被禁的书籍。

尹达磊

光明中学初三年级的数学老师，与张俊石是同事，关系很好。他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他担心会影响班级成绩，所以非常反对接收宋宝琦。

参考资料：

《班主任》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学校教育和师生关系。它在塑造了有良好教育方法、讲真话的新型老师张俊石和好学生谢惠敏的同时，还讲述了“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的故事，而恰恰是这个人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极大的轰动。由此发现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文学作品可以传达浪漫主义的想象，也可以反映社会现实、人性复杂性。小说将人性的复杂性描写得很活泼，启发思想解放中的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性。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国家民族发展的心声和向往。引领着文学本质的回归，让读者看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不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

《班主任》小说中描写了宋宝琦、谢惠敏与石红三个学生，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学生，这三种类型的学生是当时教育理念的折射。从思想内容上看，《班主任》对当时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小说触及了孩子的家庭环境，挖掘了伤害孩子的家庭原因。众所周知，孩子的教育是学校、社会与家庭等共同完成的。在《班主任》中，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扼杀孩子的主要元素，这样作品就把伤害孩子的矛头从仅仅指向社会转移到指向学校与家庭这样更大的环境，也使作品有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小说着力刻画了小流氓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慧敏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愚味，并把这种畸形少年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作家例行地给小说拴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小说的结尾，张老师踌躇满志地走在春风里，他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通过大家的努力，这些被毒害的少年将会健康地成长。

现在的刘心武重新审视《班主任》：“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谢慧敏的文学形象极为苍白。”

参考资料：

《班主任》这篇小说，激发出人们的阅读热情。为了满足需求，当时种类不多的报纸纷纷进行了连载。在一些机关学校，收发室门口常常能看到一些人群，热切地等待投递员的到来。十几个人争相围看一张报纸，食堂宿舍里议论那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猜测下一集他会和师生们发生怎样的冲突，一时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

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全社会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班主任》大胆揭露、深刻控诉了极‘左’思潮对一代人的精神伤害，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　何弘认为，《班主任》扭转了以往僵化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启蒙意义。《班主任》发出的是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先声。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原地区改革开放进程。

1977年，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青年报评）

刘心武的《班主任》打开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大门，开启了新的文学时代。作品真切地感应到中国走向开放和面对改革的氛围，为一个大时代写下了最初的见证。《班主任》用人性和文明的光芒反射出正在走向未来的社会的新希望。它的故事虽然单纯，却有不一样的价值和意义。（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颐武评）

《班主任》被所有的文学史公认为“开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光明网评）

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誉为“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新闻网评）

《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只矫健的海燕，它带来了新的消息和气息。因此它居功至伟无人能敌。它的局限也不能淹没它的“文学史经典”的地位。（中国作家网评）

《班主任》不仅是因为很多解读非常简单乏味，而且很难让我们看出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所在。在所谓的艺术维度上，《班主任》似乎难堪大任，它不是新的艺术风格的开创者，却是旧的艺术风格的总结者。《班主任》之所以在思想层面上难以摆脱时代的束缚，并丧失了突破时代的可能性，就在于其语言形式在无意识层面依然延续着文革话语的思维定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石天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