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特别行政区飞往印度尼西亚途中，发生了一起由台湾当局主使，针对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策划实施的政治谋杀。

1955年2月10日，周恩来决定参加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的万隆会议。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为了实施“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并且找到了一名启德机场做清洁工的周驹，通过其将炸弹安装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4时2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大约在9时23分，飞机上发生了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共造成11名乘客死亡，3名机组成员幸存。周恩来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而幸免。“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派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到香港调查此事，但是，在港英当局对事件进行调查期间，周驹于1955年5月18日逃往台湾。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暗杀威胁下，周总理坚持参加万隆会议，并提出“求同存异”理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使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成为国际政治史上的丰碑。

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斯里兰卡（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1955年2月10日，周恩来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当天，他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之中国决定参加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个决定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有些西方国家的阴谋或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自1955年2月开始，周恩来立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面对严峻的形势，周恩来考虑后，决定还是乘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会议。限于当时国内的条件，中国代表团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我国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1955年4月11日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特别行政区，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3时从启德机场直飞雅加达。

正当周恩来进行会议准备之际，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在去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参加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于是周恩来决定先去缅甸。于是，中国代表团决定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市，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香港特别行政区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外界并不知晓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周恩来的行踪。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C－69型军用运输机的民用版，称为星座式客机，其载客量达到100人，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为了参加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中国外交部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协商，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代表团参会的专用包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英文名：Kashmir Princess），是发生在1955年，由台湾当局主使，针对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谋杀事件。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要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毛人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议谋害周总理。行动计划拟准后，毛人风责令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一处处长赵斌成全权负责。

为了实施“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特务，由他从基隆市偷偷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后认为需要找到一个合适安装炸弹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是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个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被特务机关发现。周驹，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经过观察，特务机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香港情报站特务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元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为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后来，吴姓特务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周驹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1955年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黄姓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驹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驹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区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

1955年4月11日上午近12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则下飞机用餐。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后来卡尼克事后回忆，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4时25分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起飞。飞机上共有十一个乘客，并载有3780英加仑燃料和140英加仑滑油。当时起飞重量是98376磅，载荷分布适当，重心在25%平均空气动力学弦。飞机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年资最老的和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他总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飞乘组的其他人员也是有经验的人员，个人都有他们专业的执照。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

大约在1955年格林威治时间9时23分，当飞机在良好天气下在18000英尺上空飞行时，飞机上发生了爆炸。三个生还的飞乘组组员都听见了这一爆炸，但是爆炸声是不是响得足以使机上的每个人都听见，这方面还有一些疑问。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当时正在客舱内睡觉，他是被爆炸所震醒的。他当时发现有烟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怀疑后行李舱起了火。

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接近了机身。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估计机翼支持不了多久，因为金属在熔化中。

在下降时副驾驶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量后，发出求救信号，飞机向左转弯，企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先发给所有乘客，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非常浓的黑烟进入飞乘舱，使强迫降落前一刻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想拉平飞机以便降落，飞机还是略为向右侧转，右翼冲到了海面，在飞机坠落将及水面时，从窗口跃海的有六个人，幸存的三人是泅水七个小时登陆的，其余三个则不知存亡。幸存的三人后被印度尼西亚当地一村民救起。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共造成11名乘客死亡，乘客包括，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3名机组成员幸存。

参考资料

1955年4月12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严辞声明。这份声明称，4月10日上午9点半左右，中国政府曾向英国驻北京的代表处表示，要求香港英国当局采取措施保障飞行安全，英国负有严重责任。声明还表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台湾特务机关导演的谋杀案，这是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万隆会议进行敌对破坏的疯狂行为。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但是，还是决定区参加亚非会议 。

1955年4月12日，新华出版社发出题为《由于美蒋特务破坏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的电讯稿，在叙述飞机失事和机上人员情况后，写明：“在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起程前，中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所包用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其准备已久的杀害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4月14日，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由昆明市乘坐印航“空中霸王号”包机直飞仰光。同日，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由刘少奇签发的电报，指出：“关于飞机失事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告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吴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当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6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1955年4月15日，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时强调：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周恩来表示，希望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即女王陛下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尼赫鲁表示同意。

英国在1955年4月12日、13日连续发表声明称，中方人员、行李上飞机时均有中印人员在现场监督，当局还立即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同时英国还怪中方事先没有将可能发生的阴谋性质详细告诉英方。

美国方面的态度一直在摇摆，试图掩盖什么。在中国发表声明前，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报道称失事是有人破坏，因为香港国际机场有反共工会。中国声明发表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声明这是荒谬的。美联社通过采访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孟买到香港的意大利和印度商人企图证明飞机在孟买已发生故障，但均被印度航空公司否认。美国新闻媒体引用被救起的印方人员的说法，企图掩饰其破坏行为。

周恩来参加完万隆会议回到北京后，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1955年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氏。高氏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氏转告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艾登，希望女王陛下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1955年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中国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对此事一方面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1955年5月9日，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能够指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5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1955年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特别行政区，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1955年5月18日下午1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同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本来周驹在事发后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盘踞在中国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200港元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港英当局对事件进行调查期间，周驹于1955年5月18日逃往台湾。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毛人凤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晋升中将，成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就升任中将的局长。1956年，毛人凤在台湾病死；赵斌成、周驹则于20世纪90年代死于台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开以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造成了影响，就连应邀出席万隆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很担心。特别是东道主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或环节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还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这次会议可能遭到暗算。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明确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万隆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刘伟强执导，聚焦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部谍战动作片，截至2024年9月，剧本仍在打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