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启明，男，中国飞虎队队员，1923年出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广东顺德人。

2014年10月1日零时35分，国内唯一健在飞虎队队员龙启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2014年12月，龙启明遗属捐出了其生病期间收到的善款，以及部分遗物。

1941年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

1942年8月在桂林市考入中航集团委员会“留美空军培训班”。

1943年3月他开始参加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中国-印度空中运输任务，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

1944年4月21岁时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

1949年11月9日参加“两航起义”。新中国成立初期，龙启明曾多次执行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务飞行任务

1952年10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他结束了飞行生涯，转业到重钢集团公司

1980年从重钢退休。

2014年9月18日，龙启明在重医附一院，接受治疗，以重钢普通工人身份退休，医院花费一天就要3500多元，靠退休工资和医保难以为续从，亟待援助。2014年7月以来，龙启明一直住院治疗，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参加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

2014年10月1日凌晨零点35分，龙启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逝世，享年91岁。

逃难踏上从军之旅香港特别行政区沦陷逃往桂林市，闲逛考上“留美空军学员”祖籍广东顺德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龙朝杰，是香港电讯司副司长、香港华员会(在港华人组织，相当于大陆的工会)会长。在龙启明的幼年记忆中，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是低人一等的。13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刚要迈进大门，洋人司长K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Kay对着他恶狠狠地喝道：“Getout！Chinesegobackdoor！(滚，中国人从后门进去)”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虽然父亲的地位仅次于Kay，但作为中国人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1941年12月8日早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倭奴军队开始进攻香港特别行政区。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那时龙启明在香港政府工学院刚就读了一年。父亲的工作没有了，他的大学生涯也到此结束。1942年6月，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市，广西大学接收华侨生免费上学，于是决定去桂林。当时桂林被称为“小香港”，到处是逃难过来的香港人。广西大学正好放假，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漫无目的地在桂林城里闲逛。然而，龙启明的命运正是在不经意的闲逛中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了中航集团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要求是大学，不一定大学毕业，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每人交了400块的报名费。”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数理化、英语，龙启明觉得很轻松，但是最后一门“党义”却把他难住了。“党义相当于现在政治，考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这些我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根本答不出来。监考官当场就将我赶出了考场。”本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双十节”那天公布录取名单，3个香港学生都录取了。第二天，龙启明就去报到，6天后，飞机把他们这群留美航空学生接到了重庆市，降落在珊瑚坝机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1943年6月，由于战事紧张，盟军飞行员非常紧缺。龙启明仅在美国接受高级训练3个月，就和另外的21名队员一起，回国投入了实战。在此之前，曾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田径冠军的龙启明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在昆明市的初级班，训练计划是20小时飞行，但他只飞了5小时06分钟，教练就马上签字让他毕业了。在印度的中级班，规定飞行时间是50个小时，但这次龙启明又提前毕业了，成绩是30小时。支持龙启明出色成绩的还有家仇。他的父母在往昆明逃难途中，在贵阳市不幸被倭奴军炸死。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就是直接驾驶歼击机和倭奴军面对面作战。

回国后，龙启明并没有如愿进入歼击机队，而被编入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编队执行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穿越“驼峰航线”。飞机在3000多米的高空中被气流冲刷得摇摇摆摆，四周是青藏高原白雪皑皑的高山。这是1943年的一天，在被视为死亡之旅的“驼峰航线”上。滇缅公路已经被倭奴军截断，物资极其匮乏，这条运输航线，是当时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血管”。刚刚20岁的龙启明年轻得不像是能够承受如此重任，然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雷鸟基地接受过3个月高级训练的他，已经是中国军队中的天之骄子。那时的飞机没有空气增压设备，机舱里寒气彻骨并缺氧，然而极度紧张的飞行使汗水湿透内衣，脸上的汗水霎间结成冰霜。突然间，正前方闪出一座高山。龙启明猛拉操纵杆，飞机就是爬不上去。龙启明叫机长瑞恩斯和他一起拉，但飞机还是上不去，眼看就要撞山了！飞机离前面的山坡最多还有600米，但瑞恩斯还在笑，龙启明绝望地说，你笑什么，我们都快完蛋了。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刻，瑞恩斯猛抬操纵杆，靠着气流的力量，飞机哗的一下爬上去了，迅即冲出山口。

62年后，在重庆大渡口区革新村小游园旁的家里，提起往事，龙启明还心有余悸。他先后飞越“驼峰航线”2100小时。驼峰航线飞行线路起伏，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龙启明的空军生涯就从这里起步。

惊险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惊险的飞行航线，事故率平均高达80%以上。

那时，龙启明和1～3名不同的美军飞行员编成一组，每天从昆明市的巫家坝机场起飞，穿过“驼峰”到达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ASSAM，装满物资后再经“驼峰”返回，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在这条航线上，战略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线路起伏，有如驼峰。此外，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因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很多美国飞行员把这条线称为“死亡之旅”、“寡妇之旅”。“每次飞行前，他们都在胸前庄重地画十字作祈祷，然后非常认真仔细地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反复查验机组成员的准备工作。他们都知道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让自己的生命搭在无谓的工作失误上。”

几乎每次航行都在‘驼峰’发生撞机事件。起飞前，在饭堂看到的战友，晚上很可能就不在了。一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喝酒聚会，谈笑风生，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人天两隔。

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前后累计拥有100架战略运输机的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竟然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总损失率超过50%，但实际损失率则更高。

一滴汽油一滴血

当时说“一滴汽油一滴血”，但如果考虑到驼峰航线高达80%的事故发生率，汽油比人的生命还要昂贵。为了宝贵的战争物资，中美飞行员不顾安危，自杀式的飞越在驼峰航线。

一次去印度装油，正碰上倭奴军轰炸，触地的刹那间，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由于外援通道基本断绝，国内的物资到了极其匮乏的地步。

“所有的汽油都是我们带回来的，一架飞机带20多桶汽油。飞过去的时候装人，回来主要就是装汽油。一架飞机按规定载重3750公斤，但往往超载一些，要装到4吨。汽油在当时绝对是稀缺品，重庆市和昆明市的很多汽车，因为没有汽油，都是烧木炭的，车全部被木炭熏黑了。只有一些军用车才烧汽油和乙醇。所以那时候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龙启明说。由于汽油实在紧张，连战略运输机的用油，都量入为出。龙启明驾驶的运输机一共有8个油箱，总装油量是880加仑，正常情况下，每小时的耗油量是80加仑，满油后可以飞行11小时。而每次从昆明巫家坝返回印度的时候，都把路上的用油算得正好，多余的油就被抽走了。“每次装满油从印度回来，路上用了300加仑，剩下580加仑；从昆明市返回的时候，只留400加仑。天气好的时候，2个多小时就飞到了。”但实际上并不是每次运气都这么好，“有一次在昆明把飞机的油抽了好多。但快到印度机场的时候，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本军轰炸，发出指令不让我降落。战略运输机没有抵抗能力，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逃避。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地势平坦，飞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越飞越低，眼看着油用光了！我就准备冒险迫降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塔台传来消息，解除警报。龙启明一拉操纵杆，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起不来。最后，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触地的刹那间，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飞机靠惯性滑动了一段距离后，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

鉴于飞机的宝贵，中美飞行员在一般情况下不选择跳伞，尤其是中国飞行员宁肯与飞机共存亡，经历多次油荒事故后，为保住可能发生事故的飞机，飞行员们坚决反对继续抽油。

参加空战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龙启明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由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最年轻的“飞虎队”队员。“轰炸队有6名中国飞行员，但整个大队包括地勤的有好几百中国人。后来每架飞机上都配备了中国人，因为以前飞机掉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明白情况，会把美国人当敌人打死。飞虎队就在每个飞行员的衣服后面挂一面小旗子，写着‘来华作战洋人，请军民救护’。”这块被飞行员们称为“血幅”的绸布，帮助许多因迷路、事故和被倭奴军击落而迫降、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加入飞虎队后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倭奴军目标的轰炸任务。当时倭奴军空军力量已经很薄弱，关岛等太平洋岛屿都已经被美国占领了。腊戍、密芝那、仰光的倭奴军基地，已经没有多少反击力量。尽管如此，惊险的战斗还是时有发生。“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直接俯冲到200～300米，倭奴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的。那天我驾驶着B-25轰炸机，看准了倭奴军基地就俯冲下去，分两次把携带的12个炸弹都投了下去。飞机飞得太低了，我都可以听到敌人的机枪发出”啪啪啪啪“的射击声。回到基地后，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要是打中油箱，就完蛋了！”龙启明说，和倭奴军相比，美军的飞机比较大，火力猛，但是转身掉头不灵活。飞机机身是三夹板的，座位后面和两侧还有钢板，美国人的技术比较先进，油箱外面都有保护层，子弹一般打不穿。对飞行员的保护，都是和美国人崇尚人为贵分不开的，美国人经常说“10架飞机才值一个飞行员”。

飞虎队员的生活，是充实而紧张的。一天，队员们正在洗澡，警报突然响起。龙启明他们立马向外冲——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伞，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与倭奴军交手。那一刻，大家来不及穿衣服，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龙启明说，对每一个飞虎队员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倭奴军目标。每次成功时，那些率真的美国战友都会兴奋地大叫“Hittarget！Hittarget！(击中目标了)”他们都会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然后，把飞机开得飘飘忽忽。

1945年8月25日的“辉煌顶点”和“飞虎队”队长驾驶第一架飞机降落武汉市接受倭奴军投降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克莱尔·李·陈纳德和美国战友们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中国回美国，重庆市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前来为陈纳德和飞虎队员送行，人群抬轿子般地抬起轿车，经过几个小时将车一直抬到中心广场。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心。龙启明永远也忘不了在“飞虎队”那几百个异常惨烈而充满战斗豪情的日日夜夜。他把这段经历珍视为人生的“第一次辉煌”。而这一次辉煌，又在1945年8月25日达到了顶点。那天，龙启明和“飞虎队”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着第一架飞机，从四川梁山起飞，降落在武汉，接受倭奴军投降。“当时倭奴人虽然已经投降了，但是武汉市的倭奴军还不承认，倭奴兵拿枪把我们11个人包围了。倭奴军说，他们不向美国投降，只向中国投降。”

龙启明告诉倭奴人，盟军包括中、英、美、苏四国，盟军是接到总司令的命令过来接受倭奴军投降的。这时，倭奴人才蔫了，打电话请示后表示投降。9月底，龙启明和战友们把倭奴人抓起来游街，就像当年倭奴军将中国人游街一样。这一刻，龙启明的心情感到很舒畅、痛快。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当了民航飞行员。1949年11月9日，龙启明参加了“两航起义”，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到了祖国大陆。1952年，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在重钢，他一干就是28年，先后在计划科、耐火厂、运输部工作，在“夜大”当英语教师。“十年浩劫”中，他更是厄运不断，被打成“英美特务”、“伪军官”；他被抄过家，被关押过，被办过“学习班”。他胸襟坦荡，“历史如过眼烟云，我不抱怨。”

龙启明从2014年7月7号开始生病，当时因患气胸在重钢总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那之后，一直未能痊愈，不得不先后又住了两次院。

2014年9月6日，因病情加重，龙老又从重钢总医院转入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龙启明的主管医生蒲霞称，龙老的肺部感染严重，随时可能引起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我们正想尽一切办法，为他进行抗感染治疗。”

2014年9月18日，重医附一院，龙启明正在接受治疗。

2014年9月21日中午，医院下达病危通知。

2014年9月25日，91岁高龄的龙启明是目前国内唯一健在的飞虎队队员病危入院。

2014年9月25日上午，龙启明的家人发表声明说：“龙老救治急需外界帮助”的说法不准确，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误解。他们有能力解决老人的治疗费用。龙启明的家人还表示，不再接受捐款。此前收到的捐款将全部用于对龙老的医疗花费，如有剩余款项，将全部用于帮助其它抗战老兵。来听龙启明大儿媳妇的说法。

龙启明大儿媳妇：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呼吁过社会捐助。我们一直是自己承担。包括营养。医疗费用。除了国家包销的部分。报道出来后。就客观上对子女造成一个压力。所以捐款行动就此打住。

2014年12月，龙启明女儿龙玉兰介绍，父亲生病期间收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捐款，家属决定将其中6万元捐款转给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用于购买200件冬衣发放给生活困难的抗战老兵。剩余善款仍将用于关爱抗战老兵的其他行动，这也是父亲的心愿。

此外，龙启明的儿女们还将父亲部分遗物捐赠给重庆飞虎队展览馆，包括龙启明的飞行日志、中国三大航空公司通行证、照片、字画和衣物等。

但对日本，龙启明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个人仇恨。年轻的时候，香港特别行政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路过每个街口都要给日本人鞠躬，龙启明为了不鞠躬，宁可绕道走很远的路。

年老以后，每次去香港，龙启明都不进日本餐馆，有一次侄女婿不知情，把他带到了一家日本餐厅，龙启明没有吃饭，当场就离开了。

如今在重庆，他又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本(民间)索赔的声援活动，日本律师问他会不会讲日语，龙启明说：“我不说日语，你要么和我讲中国话，要么讲英语。”其实他的倭语也不错。他有许多朋友后来去了倭奴，邀请了他很多次，龙启明每次都回绝了。“倭岛我坚决不去！”

“作为军人，我干了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一辈子都爱国。”龙启明说。

龙启明，抗战时期飞虎队中一位杰出的中国飞行员，他是飞越天空禁区“驼峰航线”的雄鹰，经历了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悲壮空运；他是空中迎面痛击日军的飞虎精英，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就是飞虎队英雄龙启明。然而就在新中国65岁生日的那一天，91岁的龙启明走完了他传奇而光辉的一生。

所谓最后一名“飞虎队员”龙启明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后，其家人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与慰问品无数，宣称“不再接受捐款，呼吁社会各界关爱老兵”。针对媒体的炒作，有新闻报道不同的信息。龙启明在住院期间相关治疗费用全数减免，不存在“医疗费无着落”。1、他早享离休处级待遇医药费可全报；2、真飞虎队员彭嘉衡及中航同事熊少硕称：“他尽胡说！”“新中国成立初因贪污被降职的龙根本不是飞虎队员。”而网友＠斯图卡98则列出了一系列的制服照片对比，指出龙启明虽然是机组人员，但并非隶属于当时的空军。

同时期国民党空军制服，可以看出龙启明的制服上帽徽、胸章、臂章、领章都与军装完全不同

真正的飞虎队员胡嘉衡与龙启明之前的同事熊少硕，他们都表示龙启明并不是媒体所谓的最后“飞虎队员”。其中1940年8月加入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曾参与过“驼峰航线”的报务员，参与两航起义飞回祖国的熊少硕更是写出了声明。

2014年5月17日，熊少硕看到成都市一家报纸转载了关于龙启明的报道，他一看完，心中很不平静，就拿笔颤抖着写下如下的字句：

熊少硕老人指出，有关龙启明以及何永道为当年的飞虎队员，绝非真实；当年的飞虎队员早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仍生存者全球仅14人，其中两人系中国人，一位是侨居新加坡的前新加坡航空总工程师何永道，另一位则是龙启明老人。

熊老先生认为报道很不妥当，“影响恶劣”，在国外的一些老同事得知后也认为“不合适”，熊老于是打电话到报社、省委统战部反映情况。2014年7月3日，熊少硕老人又做了如下补充：

一、龙启明根本就不是飞虎队员之一。

二、一九四二年底或一九四三年初进中国航空公司任飞行报务员，根本就不会驾驶飞机。

三、他没有中国民航发的两航起义人员证，所以亦非两航起义人员，更不是北飞起义回国的。

熊老先生表示：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诚恳对人，不要搞些虚假的言论，以免社会上产生坏影响。总之，人生一世，难免没犯错误机会，但有些错误是令人不能原谅的。

写完，熊老先生便拿出自己珍藏的鲜红的“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编号：0928；颁发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颁发日期：1981年9月10日。“参加了两航起义的人都有这张证明。”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先于其他战场开战，当中国抗日战争打的如火如荼时，其他各主要国家并未投入战争。而被称作“飞虎队”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花高价从美国雇请的“雇佣兵”，主要人员为美国人。而据真正的飞虎队员胡嘉衡回忆，飞虎队中虽然也有中国飞行员，但人数非常稀少。

1944年与他同批从美国接受培训归来的仅有18人。这些名字都有据可查，媒体所宣传的“最后一位飞虎队老兵”龙启明并非其中之一。龙启明并不是空军飞行员，也没有驾驶过轰炸机、战斗机等作战飞机，而是一位民航机的报务员。而胡嘉衡老先生的儿子则非常不满媒体的报道，表示：“我老爸还活着，他怎么成唯一健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