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雨（约1047——1119），字德翁，眉州眉山（今属眉山市）人。孜子。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二二），调清江主簿，知雍丘县。赵煦元符三年（1100），召为大宗正丞，旋左正言（《鹤山集》卷六○《跋任谏议伯雨帖》）。宋徽宗初政，条疏章惇、蔡卞罪状，章、蔡贬官。居谏省半载，大臣畏其多言，寻出知虢州。崇宁元年（1102），以党事编管南通州（同上书），徙昌化军、道州。宣和初卒，年七十三。淳熙十二年（1185年），追谥“忠敏”。有《戆草》二卷，《乘集》三卷（《宋史·艺文志》），已佚。《东都事略》卷一○○、《宋史》卷三四五有传。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自幼已矫然不群，经术，文力雄健。中进士第。知雍丘县，御吏如束湿，抚民如伤。县枕汴流，漕运不绝，旧苦多盗，然未尝有获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纲舟无得宿境内，始犹不从，则命东下者斧断其缆，趣京师者护以出，自是外户不闭。

使者上其状，召为大宗正丞，甫至，擢左正言。时宋徽宗初政，纳用谠论，伯雨首击章惇，曰：“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意，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皇帝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原地区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梁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章八上，贬惇雷州市。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谏官陈瓘、任伯雨、御史龚夬联合弹劾蔡卞劣迹曰：“卞尊私史，以压聂氏宗祠之恶，有过于惇。去年封事，数千人皆乞斩惇、卞，公议于此可见矣。”陈述蔡卞的六大罪状，最初蔡卞被降为少府少监。

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且将劾曾布。布觉之，徙为度支员外郎，寻知虢州。崇宁党事作，削籍编管通州。为蔡卞所陷，与陈、龚、张庭坚等十三人皆南迁，独伯雨徙昌化。奸人犹未甘心，用匿名书复逮其仲由申先赴狱，妻适死于淮，报讣俱至，伯雨处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负于朝廷，亦当从此诀。如其不然，天岂杀无辜耶！”

绍兴初，高宗诏赠伯雨直龙图阁，又加谏议大夫，采其谏章，追贬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诬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赐谥忠敏。

论曰：任伯雨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从小已经很强地表现出与众不同，深入钻研古代经典，文章雄健有力。中进士等级，做雍丘县县令，管理下级如同捆扎湿物（那样急切严厉），安抚百姓如同对待自己的伤口（那样周到细心）。雍丘县靠着新汴河，水道运货的船只络绎不绝，从前雍丘因盗贼多而困窘，然而不曾抓到过盗贼，人们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伯雨下令成批运送货物的船只不能在雍丘境内过夜，开始(船家货主)还不听从，伯雨就下令，东下的船只，用斧头砍断它的缆绳，奔京城的船只，护送着出境，从此(雍丘百姓家)的门可以不关闭。

朝廷使者上奏了他的事迹，伯雨被召，做了大宗正丞，刚到任，又提升为左正言。当时宋徽宗刚开始执政，听用正直的言论，伯雨首先揭发章惇，说道：“章惇长久窃取朝廷大权，欺骗朝廷，流毒百官，趁先帝变故的仓促之机，就表现出篡位之意，看不起皇帝，不再有做臣子的恭敬。假使他的用心得以实行，将在什么地方安置陛下与皇太后！如果宽恕而不杀他，那天下的大义就无法阐明，大法就无法确立了。我听北方的使者说，去年辽主正进食，听到中原罢免了章惇，放下筷子起身，接连称好，说宋朝错用了这个人，北方的使者又问，为什么（对他）只像这样放逐贬呢？从这件事看来，（对章惇）不只是如孟子所说‘国人都说该杀’，虽然是蛮貊之邦，也无不以为该杀的。”奏章上了八次，皇上贬章惇到雷州市。

伯雨处在谏官的位置半年，上疏108份。大臣们惧怕他的多言，皇上让伯雨做给事中，私下里告诫他把少说或不说当作是主要的。伯雨不听，批评朝政的言论更加强力，而且将上章弹劾曾布。曾布察觉了这件事，调任度支员外郎，不久到虢州主持工作。（后来）崇宁年间官员结党的事发生了，伯雨被削掉官职发送通州区。又被蔡卞陷害，与陈瓘、龚玦、张庭坚等十三人都南迁，(可)去昌化的只有伯雨。奸人还不甘心，用匿信又抓了伯雨的第二个儿子申先，将他下狱，妻子在江淮家中又刚去世，子捕妻逝的消息一齐送到。伯雨对这两件事跟平常一样，他说：“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辜负朝廷，也应当从此诀别。如果不这样，上天难道会枉杀无罪之人吗?”

绍兴初年，高宗颁诏追赠（已故的）伯雨为龙图阁，又加赠谏议大夫，采纳他的谏章，追贬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确了被诬陷的宣仁事件来告知天下。淳熙年中，赐谥号忠敏。

黄河之患是历代统治者的难题。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伯雨上疏说：“河为中原地区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他在批评了北宋治河方针后提出：“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为今之计，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宋史·河渠志》卷九三）

任伯雨提出的“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治水主张为后世重视，在治河方面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