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拉斯（Silas），又译作：塞拉斯。赛拉斯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英语:TheDaVinciCode)中的人物。

Silas

赛拉斯（Silas），又译作：塞拉斯。赛拉斯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英语:TheDaVinciCode)中的人物。

一个患有白化病的主业会献身者，严格遵守肉体苦修的修行戒律，年轻时在马赛成了孤儿，此后便了开始了罪恶的一生，他一直被监禁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直到一次因地震导致监狱部分倒塌才逃出来。他受到一位名叫阿林加洛沙的年轻的西班牙牧师的庇护，此人给他起名叫赛拉斯，后来此人成为主业会的首脑。在小说情节开始以前，阿林加洛沙让他与导师联系，并告诉他，他将接受一个对挽救真正的圣道（thetrueWordofGod）至关重要的使命。按照导师的命令，他谋杀了雅克·索尼埃和其它三位郇山隐修会的领袖，为的是得到隐修会的拱心石（法语为clefdevoûte；英语为keystone，意思是“拱顶的关键”）的下落。后来他发现上了假消息的当，便为了得到真正的拱心石而追杀兰登和纳芙。他并不知道导师的真实身份，而只是个协从的杀手，他明白这是罪恶的事，但只因他坚信自己的行为能拯救天主教会，还是做了这些坏事。

《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部作品从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及评论家的广泛关注，然而人们大多把视线集中在书中所提及事件的真伪性和畅销的原因上，却未曾注意故事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尤其是像非主角——赛拉斯这样的人物！赛拉斯——爱的缺失者赛拉斯生来就是一位白化病的患者，他的酒鬼父亲经常因他的母亲使儿子处于窘境而殴打她。当赛拉斯试图保护母亲的时候，便连他一起打。这样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生活在恐怖和担心的状态之中，更为不幸的是，一天母亲被父亲打死，塞拉斯手刃父亲，从此过着流浪的生活，偷食东西，与人打斗，成为囚犯。在旁人看来他是一个弑父者，魔鬼的化身。然而造成这样后果的主要原因正是塞拉斯缺少爱和关怀，当提彬那位自作聪明的管家雷米送给他伏特加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当赛拉斯接到导师的命令回到房子的时候,“他的心中逐渐有种越来越强烈的前来寻求庇护的感觉”,其实这些都表明他需要关爱，渴望被保护。由于扭断了海员的脖子，赛拉斯被监禁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在那里他是鬼魂，是幽灵。此时一场地震改变了赛拉斯的人生。

电影版

塞拉斯《达芬奇密码》

赛拉斯Silas扮演者：保罗·贝塔尼身份：天主事工会的白化病教徒因为疾病，他自小与世隔绝，同时也在寻找父爱，他对耶稣的爱达到了变态的地步，被利用成为追杀隐修会首领的凶手，他一路追杀索菲和兰登，要为主教找到圣杯的秘密，最终被出卖。

电影版人物改编自同名小说《达芬奇密码》

Silas

赛拉斯，一个白化病人，长着一副强壮的体格和凶残的面孔。在旁人看来他是一个弑父者，魔鬼的化身。他杀了索尼埃。他残暴至极，一露相就给人犹如看到穷凶极恶的撒旦之像，随处种下危险与毁灭。当“老师”把他从道德败坏中解救出来后，他皈依了上帝，投在了天主事工会门下。现在的他恪守教规，节制苦修，大腿上一直缠着紧锁掀进肉里的苦修带，他每天都要鞭笞自己的肉体，直至疼得近乎昏厥过去，以此来感受基督的苦难，感受与上帝同在。眼下，一个“无处不在”的导师要考验他对主的忠诚，要他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赛拉斯欣然应允。但当他得知具体方案时，他犹豫了。他被要求杀人，而且是杀一个无辜的陌生人。赛拉斯想起了当初弑父的情形，这始终成为他心里一个不可磨灭的阴影。此时他心中一直以苦修压制的“俄狄浦斯情结”重又复发，他陷入恐惧、自卑、无依托感之中，且顾虑重重：上帝是拯救世人的，他禁止人类互相杀戮；但导师是上帝的使者，他的话就是上帝的福音。到底该怎么办呢？导师解了他的顾忌，告诉他，正义之战免不了流血牺牲，上帝是站在正义者这一边的，尽管放手去做，上帝会眷顾的。塞拉斯得到了些许的安慰，同时他也走进了这个圈套中。

当赛拉斯用他从“玫瑰线”下挖出的刻有《约伯记》的石头砸破教堂修女头颅时，两个教派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石头上暗示着：追寻到此为止。而斯蒂芬·塞拉斯并没有停下。到此他已经杀死了四个敌教郇山隐修会头目，从行为上来看，他完全又恢复了邪恶的本性，杀人时从来不手软，而且没有罪恶感；从目的上看，使命告诉他这是正义的行为，是捍卫信仰之战，是维护上帝权威的义举。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后，受到良心、伦理道德谴责，自挖双眼等待毁灭；塞拉斯弑父后选择鞭笞肉体惩罚以赎罪寻求上帝之拯救。二人遭遇伦理道德危机时，同样选择了自残身体，但希腊的众神似乎没有基督教的上帝强大，前者致力于惩罚；后者则致力于拯救。宗教信仰的诱惑之处就在于此：它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救赎，无论你以前多么罪恶。宗教使人小心翼翼地活着，身上负担着永远也卸不完的罪恶，像西西弗斯推着永远无法停稳的石头，它承诺彼岸的幸福，与人性坚持着拉锯战，它上演的是动人的悲歌，直击良心。因此人性永远无法战胜宗教，就像个人永远无法战胜制度一般。更进一步说，宗教使人权得到保障，在统一的神权下，人人都是臣子，无法逾越。也正是因为神的不可见，人们赋予了宗教多种色彩，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别，派别间有各自不同的朝圣仪式。郇山隐修会认为男女间交合才能见到上帝，信徒们围拢成圈带上面具穿上圣洁的服饰观看着这一过程，还要伴随着不断发出崇敬的声音，当上师交合达到高潮时信徒们同时也见到了上帝；而天主事工会则是通过苦修、持戒等方式接近上帝。无怪乎被现代宗教洗脑后的索菲看见祖父索尼埃那惊人的仪式后怎么也无法接受。隐教与显教始终都在较量着，以期夺得稳固的正统的称号。宗教间以血腥的手段实现着光荣而纯洁的理想。塞拉斯则是这场战争的牺牲者。

随着密码的破译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作到苏黎世银行存放的装有“圣杯”之迷的密码筒再到得知“圣杯”只是玛利亚·抹大拉别称以及最后破解“圣杯”所在地，塞拉斯一直参与其中，阻止着这一进程的开展。他关心的不是秘密公开后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多大的撼动，他关心的是他的使命，他不惜要取得的是上帝的“福泽”。像一切盲目的信徒一样，他关心的是自身信仰的履行实践，而不是真理的可信度。当塞拉斯得知被“导师”出卖，警察来抓捕他以致使他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又陷入了狂乱之中，错手间打伤了他的启蒙老师，他彻底的崩溃了。他开始怀疑起来，他没有怀疑上帝，而是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得到救赎。当他倒下的那一刻，仿佛倒在一片葱郁周围充满祥和气氛的青草地，这时他嘴角扬起了微笑，他知道他得救了。

Silas《达芬奇密码》

赛拉斯的特征是：杀人之时，必诵经文。《低俗小说》与《拯救大兵瑞恩》等影片都活跃着这类人的角色。扣动扳机或者挥舞屠刀的刹那，必须靠《圣经》文字的温暖才能安抚心头的恐惧？还是以神灵的崇高与圣洁的名义，便于加重杀戮的正当性？而这种以神之名的除恶行善，让我想起两个活生生的中国例证：武功高强的少林寺僧人大开杀诫的时候，口中总要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以示忏悔；还有一则更为绝妙，来自金庸小说《鹿鼎记》，神龙教教徒与敌手打斗之时，只要念诵“洪教主万年不老，永享仙福，寿与天齐”，武功便能大进一层，从而挽救颓势，决胜于眼前——以这一神通来传教，保准是生意兴隆。

赛拉斯既恐惧，又虔诚。列夫·舍斯托夫的名言用在他身上刚好合适：“因为恐惧，所以信仰。”我未看过《达·芬奇密码》的原著，仅从电影透露的信息来推测，塞拉斯似乎从诞生之日就担负寻找圣杯的使命，作为一颗有毒的种子，他必须在遵行教义的同时施行杀戮，伟业同时是罪业，惩罚同时是救赎。而他永远无法达成救赎，他置身于自我局限的漩涡，漫无尽头地泅渡。当“老师”的助手告诉他，他的使命已经结束，将会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他却满面惊慌。因为除寻找圣杯以外，他不知自己还应该干些什么。惟有死神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纯粹为信仰而生，亦只得为它而死。所以我们要质疑塞拉斯的悲剧，就必须质疑这种信仰。塞拉斯之前，还有一个模型，那就是《七宗罪》中的杀人者杜·约翰。他是真正以上帝的名义杀人，比塞拉斯更主动，更凶残，更毫无顾忌。我曾经追索过杜·约翰做法的本质，却不得其解：“……杜·约翰是以神的名义杀人，这和我们经历过的以革命的名义、以道德的名义杀人是一个道理。口号的正义并不能掩盖实质的不义。这就要说到正义与救赎的关系。在杜·约翰的偏见，他这样残忍地杀戮，精心策划，费时数年，正是为了维系神的至上尊严，惟有如此他才能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他死得是如此安详，俨然得道的圣徒。耶稣可以宽恕一个行淫的女子，而杜·约翰却为了凑满七宗罪的刑罚，悍然杀死警官米尔斯的美丽妻子翠西——电影之中唯一一个无辜死亡的人；耶稣放弃了世俗的判决权力，承担起现世的不义，为的是天国的正义（这一点上，耶稣似乎很接近哲人苏格拉底）；而杜·约翰却施行世俗的判决权力，否认了现世的不义，同样为的是天国的正义。这里的推进又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以为，这是一种思维在作祟。罗兰夫人控诉道：“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其实我们大可将“自由”换成诸多宏大的概念或主义，如“民主”、“公平”、“天道”，以及“上帝”。这就相当于一种思想的完形填空，选项是同一性质的，都是足以让人的思维快速晕眩起来的兴奋剂。反正形式已经固定，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逃不过理论宏大化的梏：在光芒四射、伟力无穷的概念面前，人比蚂蚁还要微小，比稻草还要脆弱。或许正因为这种天壤的差距，人才愿意投入概念的圈套，就像购买一种可葆长寿的护身符。在此之后，人就陷入与概念的相互利用与抚慰，概念需要人力的充实，人则需要概念作招牌，行正义或不义。这种意义上，原不必分什么超验、先验与经验，上帝、天命、法西斯主义正可等量齐观，何况后者要无耻，也会直白一些。因此保罗·约翰逊写《知识分子》，以拼命揭短的方式将人类的那些无比辉煌的偶像统统击溃，他最后总结：“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但更悲哀的是，人类历史的许多时刻，“人”——或者“人民”——本身就融化为一种概念，沉沦于苍白的概念之战。譬如历史就可以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而具体的人在哪里呢？全都埋没于宏大叙事的废墟之下。正如《拯救大兵瑞恩》中的那个战士，一边开枪一边呼喊：“信仰上帝即可得救”，可谁又被拯救呢？我们只看到战场的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包括他自己。我喜欢赛拉斯这个角色，因为他从不掩蔽自身的虚弱，他的空洞而忧伤的眼神，甚或还有疑惑。而像他这种人，在文艺作品当中，多半没什么好收场。赛拉斯死了，杜·约翰死了，那些以神之名肆意杀虐的生灵都死了，即便他们对神的信仰百分之一千的虔敬。据说这样的结果，可以呈现神的伟大与无限，正如《圣经》的诫命所言：“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可它或者被当成耳边风，或者是马后炮，现实一点，不如转换为：“你们不可妄信神的名！”毕竟，最惨重的受害者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没有机会去“称”的，只好维护“信”的消极自由：面对越者们动辄以“神”之名的侵犯，无须任何名义，就敢于拔出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