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虚无主义（英语：moral nihilism）是一种伦理学观点，其主要特点是否定一切社会道德价值，否认道德义务的意义、道德原则或道德观点的客观性、有效性。道德虚无主义者一般蔑视一切传统，主张为了获得自由，要消灭道德和一切道德传统。

道德虚无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但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准确的哲学概念则最早出现在18世纪，至19世纪发展成为影响较广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道德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nihilism）在道德领域的现实表现，其又主要表现为三种理论形态：非道德主义、道德主观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哲学史上，支撑道德虚无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包括尼采、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和当代的麦凯等。

作为一种伦理学主张，道德虚无主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批评，唐纳德·A·克罗斯比认为道德虚无主义能够协调人们与生存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的生命存在意义，并与生命达成妥协。但部分学者则认为道德虚无主义是社会变革和动荡时期的产物，是在否定传统道德时出现的一种极瑞趋向，其否定人类一切道德价值的内涵是根本错误的。

道德虚无主义英文为“Moral Nihilism”，德语“Nihilismus”来自拉丁语“nihil”，即“什么都没有”，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创造，在哲学中是指一种极端形式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意味着失去了信仰的人们发现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的状态，也就是最高价值的消失，道德失去了终极依据。道德虚无主义“拒绝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一政治意义则最早于1824年由德国记者约瑟夫·冯·戈雷斯（Joseph von Görres，1776-1848）使用。伊凡·屠格涅夫在《父亲与孩子》中使用了俄语形式的“Nigilizm”，指的是 1860-1917 年期间的俄罗斯革命无政府主义，他之所以这样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当时存在的“nothing”在他们眼中都得到了青睐。

道德虚无主义（moral nihilism）认为道德本身空无一物，并不存在什么行为对错的道德真理或标准。它是一种否定一切社会道德价值的理论和态度，即在道德上蔑视一切传统，主张为了生活获得自由，要消灭道德和一切道德传统。这种虚无主义是一种更严格的哲学立场，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当前人类的生存状况。该理论源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但在18世纪才开始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出现，主要表现为非道德主义、道德主观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三种反道德主张。

虚无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直到18世纪才作为哲学概念正式出现。

虚无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主张“未经检验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尝试让他人不相信一切，所以在苏格拉底眼中，人们就像地下洞穴中的囚犯，因为人们不仅把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视为实在，还因为人们从小就对这种实在习以为常，所以会拒绝对这种实在进行任何挑战，因此他要求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提出定义又反复进行检验，刺激人们去为他们的信仰做辩护，但他本人却拒绝给出他自己的观点，而是提供与主流完全不相容的观点，因而被他人指控为离经叛道，侵蚀社会。事实上，苏格拉底鼓励他人质疑并拒绝他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一位用虚无主义指控他人的反虚无主义者。

17世纪虚无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勒内·笛卡尔（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勒内·笛卡尔关注的是那些通常被声明为知识的东西不应该被作为知识而接受，除非人们能够确定这些声明的基础。在《沉思集》中，笛卡尔指出自己曾对一系列谬误的深信不疑，为了避免再犯类似错误，人们必须把任何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信仰作为虚假之物来拒绝。因此，笛卡尔检验了每一种被接纳的知识基础的确定性，并且得出结论：没有一种基础值得信任。与苏格拉底通过辩论来检验知识的基础的方法不同，勒内·笛卡尔是通过内省的方法来检验知识的基础，尤其是以沉思的形式表现的内省，因此，笛卡尔是一个用虚无主义指控自己的反虚无主义者。勒内·笛卡尔用位于他自身之内的理性来摆脱幻觉，从而主张与虚无主义斗争的关键在于从意志的努力逃入科学的确定性。

18世纪虚无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大卫·休谟（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和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

大卫·休谟指出，如果在知觉之上建立知识，那么就不能宣称因果关系是人们能够认识为真的东西，而只能宣称因果关系是人们能够相信为真的东西，而不是一定为真。他认为，人们所信以为真的大部分东西之所以被相信，不是因为理性的力量，而是因为经验的力量。如果人们关于某种观念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并且人们反复体验到那时的感觉，那么人们就会尝试着把那个观念升华至知识的等级，即使它不具有更多的确定性。这种彻底怀疑论证明了因果关系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从而证明勒内·笛卡尔乃至苏格拉底克服虚无主义的努力的不可能性。

伊曼努尔·康德回应了大卫·休谟的怀疑论，认为经验是由人们塑造的，而非给予的，基于这一前提，人们可以超越自己所体验的东西，知识并不是只取决于人们已经经验的东西所能达到的程度。通过这一点，康德为科学创造了可能性，使科学被置于普遍的、独立于经验的真理之上，而不是纯粹偶然的、依赖于经验的主张之上。康德的观点让人们远离了“认识论虚无主义”，即相信知识的不可能，但在另一方面，康德又让人们接近了“生存论虚无主义”，即相信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而他用以回应生存论虚无主义的道德哲学，又打开了“政治虚无主义”的大门，即相信传统人类价值观念的不足取，因为它们有悖于真正的人类自由。

19世纪最著名的道德虚无主义者无疑是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弗里德里希·尼采开启了他怀疑、否定和摧毁一切支配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使命，其中包括对道德生活标准的破坏。尼采基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对“伦理生活的观念起源于两种相等力量之间的斗争”的讨论，提出谁是主人、谁是奴隶，并非取决于斗争，而是取决于出身，取决于谁生来强壮，谁生来虚弱。强者统治，只是因为他们能够统治，他们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壮，而弱者则与此相反变得更加聪明，因为他们被迫用计谋而非蛮力打败主人。于是主人视自身和他们的生理特征为“善”，视不具有此类特征的人为“恶”，奴隶则视主人和他们的行动为“恶”，视不参与此类行动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为“善”。这样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看来，价值观念的本质都是虚无主义，都逃避了“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美国学者唐纳德·A·克罗斯比(Donald·A·Crosby）将道德虚无主义的形态划分为三类，即非道德主义(amoralism)、道德主观主义(moral subjectivism)和利己主义(egoism)。

非道德主义（amoralism）指的是对所有道德原则的拒绝，以及没有任何道德地生活的决心。它之所以被视为虚无主义，是因为它否定道德生活的所有标准和约束。非道德主义是一种在中西道德文化史上源远流长的道德主张和道德行为趋势或取向。它具有理论意识和实践行为两种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

理论形式的非道德主义否认道德事实的客观性，否认道德真理的可能性，否认道德价值的客观普遍性，将道德存在的意义被否认抹杀或消解了。非道德主义观点就是从历史经验论视角否定了“正义”的客观性。而实践形式的非道德主义则是具有明显心理倾向和品格特征的反道德活动或“前道德”(Premoral)活动。它往往无视、蔑视、仇视甚至敌视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要求，并将这些道德思维或道德判断的结论付诸行动。在绝大多数条件下，非道德主义都不会公然全盘否定伦理道德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而且还常常打着道德的旗号反对道德。非道德主义者，即一个不会让自己的行为服从于任何道德原则的人，认为人的生命和所有形式的生命一样，都是荒诞无价值的。主要理论家为弗里德里希·尼采。

道德主观主义（moral subjectivism）认为道德判断是纯粹个体性的和任意性的，因此没有理性的判断或批判标准的，其基本思想是，道德不是普遍的，而是因人而异的。它否定任何在各种矛盾的道德主张中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认为道德的表述根本不是真正的声明，而只是对选择、倾向、态度、情感或欲望的表达，认为这些东西是真的或假的，或者会受到任何理性的检测的束缚，这些都没有意义。道德主观主义者拒绝社会地施加的道德，呼吁每个人在道德的问题上从集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在道德主观主义者看来，一方面，社会施加的道德的内容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社会道德的权威性应该颠覆。因此要求拒绝外部权威，每个人发展自己的道德。

道德主观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都否认道德的普遍性，但道德相对主义是基于道德规范因不同社会而各不相同，每个社会的习俗和传统是道德规范的权威性的来源；相形之下，道德主观主义否认道德的普遍性，是基于道德原则因人而异，每个人自己才是他的道德原则的最终来源。因此，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集体版本的主观主义，道德主观主义是一种个人版本的主观主义。主要理论家是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利己主义（egoism）认为人的行为目的只能利己，从而否定无私利他而把利己不损人奉为评价行为善恶的道德总原则，它主张任何个体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对他自己的义务，人只是出于自己的自我利益而行动，此外别无其他理由或动机。利己主义共有两种分类：心理利己主义和伦理利己主义。

心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的一切行为目的只能是利己的，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观。心理利已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理论，是关于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的理论，但并不对人们按照自我利益来行动提出任何规范的判断。

伦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行为目的都只应该是利己的理论，是基于心理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观，是利己主义关于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原则的理论。它表现为三种类型：唯我型、个体型和普遍型。

普遍型伦理利已主义是由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A.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J.卡林和」.霍斯普斯(John Hospers，1918-2011)等人提出来的，这种理论并非仅仅阐明一个人应当做什么，而是关心一切人若要有道德就应当做什么：他们应当永远为其自身利益而行动。这些利奥六世希望建立一种为一切人所奉行的道德体系，他们认为最好的道德观是要每个人都为其自身利益而行动。

道德错误论，是当代元伦理学中的一种理论类型，通常被称作“错误理论”或“虚构主义”。在认识论意义上，该理论主张一些实质性的道德信念是真理指向的，但它们都是错误的。在本体论意义上，这一理论的基本观念是不存在客观的道德价值和事实。其代表人物为约翰·麦凯。

关于道德错误论的论辩主要是这样的：其一，由于道德责任“客观的、内在的规定性”预设已经成为道德思维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以至于除非具有这一性质，否则就不成为道德责任，其二，没有什么东西是客观地、内在地规定性的；所以不存在道德责任，人们的道德信念是错误的。论证过程可简化如下：

按照约翰·麦凯的思维，道德价值独立于人们的信念而存在，能被人们接近和认知；道德判断是关于道德价值信念的表达，并且，假如道德价值存在，它们必须能够给予人们行动以理由。这种理由给予特性能够对人们施加一种约束力，具有某种规范性力量，而不论人们具有什么样的欲望。这样，它们完全不同于宇宙中任何其他的东西。由此，麦凯得出道德价值或属性、责任并不存在的结论。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通常称为尼采，德国利奥六世和语言学家、散文诗人、文化评论家和作曲家。

尼采1844年出生于洛肯村的牧师家庭，1864年考入了波恩大学，一学期后放弃了神学研究，追随语文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里施尔到莱比锡大学学习。1869年，24的尼采岁完成学业后，进入巴塞尔市大学担任古典语言学副教授，1869年移居巴塞尔后，尼采自己要求放弃普鲁士公国公民身份成为无国籍人士。1897年因健康原因辞职，从此四处旅行寻找适合自己健康的生活环境，主要旅居于瑞士和意大利。1889年初在都灵突发精神障碍，从此无法工作余生都生活在护理中，先是依靠母亲照顾，1893年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从巴拉圭回来后和母亲一起照顾尼采，1897年在其母去世后与妹妹一起搬到了魏玛，最终于1900年去世，享年55岁。

尼采自称是“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这个名称包括两种否定，一方面否认“这至今称为最高的典范”，一方面否认“成为统治的道德本身”即基督教的道德。在《朝霞》一书中，尼采提出了“一切价值的重估，重点在于重估道德价值。在哲学的一切阶段上，道德始终被看作最高的价值。它不仅被当作最高的生活价值，而且被当作最高的文化价值。真和美都要在善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基督教实质上是一种与生命相敌对的伦理，长期以来，不仅作为最高行为规范支配着人类，颠倒了善恶是非，还把人类引向颓废。所以，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道德价值的起源问题之所以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决定了人类的未来。但一向生活在基督教之中的人们是不可能正确评价基督教的，一个人必须不按基督教方式生活过许多年，经历了一种与基督教相反的真诚生活的热情，方可做出判断。

尼采对于道德的否认，有两层意思：第一，否认某人的行为是出于所谓道德的动机，也就是说，动机本身就不真实，真实的动机却是不道德的，经过自我欺骗作用而化装成了道德的；第二，动机是真实的，然而这动机却是一种根本错误的道德观念，也就是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他分别从人性、社会历史、自然三方面来论证不存在道德事实。其一，从人性来看，每种道德的特异性表明，没有一种道德判断可以追溯到人的类存在，而只能追溯到某一民族、某一种族、某一等级等等的存在。其二，从社会历史来看，全部历史都是对所谓“世界伦理秩序”命题的经验上的反驳。其三，自然和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

由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并没有创造新的哲学体系，作品的表达方式也类似于散文和诗歌，而尼采本人也有很多如“非道德主义者”“虚无主义”的标签，因此长期以来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争议性。但尼采通过“上帝已死”，揭露了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预言了虚无主义的到来，宣告了西方传统耶稣式文化哲学在工业革命后的终结。而他也通过“超人哲学”“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等哲学思想为这种危机提供了答案。尼采认为个体的意志和力量是最重要的，远比非神、自然或其他超越个体的权威重要。他主张人们应该追求个体自由和超越人类的可能性，并且通过不断挑战现有的道德和价值观来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视弗里德里希·尼采为先驱，但其“奴隶道德”“伟大政治”等思想也被批评为极端主义、虚无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代表。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英国利奥六世、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第三代罗素伯爵，被认为与弗雷格（Gottlob Frege）、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怀特海（A.N.Whitehead）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罗素也是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出身于英国威尔斯一个贵族家庭，幼年时父母因病去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数学和哲学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11年任亚里士多德协会主席。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以此“褒扬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且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罗素由此成为以“非文学家”身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四人。1970年2月2日，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在英国家里逝世，终年九十八岁。

罗素在1935年出版的《宗教与科学》中提出了道德主观主义的例证。罗素反对某种经验的或理性的证据可以拿来解决关于道德声明的争论的观点，因为这样的声明都不可避免地是“主观的”，即在伦理舞台上，每一个辩论者“都只能求助于用他自己的情感以唤醒他人类似的情感。由于伦理表达并非断言，而只是情感或欲望的表达，它们并不存在肯定或否定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反理性的(irrational)；这只意味着，它们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或者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反理性的。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认为人类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说服争论中的任何一方，而只能根据自己的情感偏好来决定这类问题，而这些偏好建立在人们的童年早期所接受的训练之上。这些训练的影响导致人们把快乐和某些行为关联在一起，而把不快乐与其他行为关联在一起。在这些快乐和不快乐的感受中，而且只有在这些感受中，道德的“应该”感产生了。面对这样根深蒂固的、通过社会继承的关于正确与错误的感受，诉诸理性恐怕毫无助益。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用一个实证主义的假设声明结束了《宗教与科学》中的那一章，而这一假设贯穿了全书。他认为，由于知识只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得，所以“科学不能发现的，人们就不可能认识”。那些人们不可能认识的东西，包括关于基本的道德问题的理性答案，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于科学领域之外，因此也处于知识和理性领域之外。正是这种道德领域的彻底不可知性，和基本道德问题的彻底不可决定性，构成了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道德虚无主义。

约翰·麦凯，1917年生于澳大利亚，并在那里接受了大学教育，1938年到1940年期间，在牛津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几年，他基本上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任教。从1963年起，他来到英国本土的英国约克大学任教，几年后，成为牛津大学的专职研究员。

麦凯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元伦理学、宗教哲学以及形而上学。《伦理学：发明对与错》这本书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伦理学思想。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影响甚大。它初版于1977年，在此后的短短6年里就再版了4次。该书试图勾勒出一个伦理系统，此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伦理学的地位，第一部分分析了伦理学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则探讨了伦理学与法律、政治、宗教等其他领域的关系。

麦凯指出，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可以被称作道德客观主义，并指出西方传统主流的客观主义存在着与人无关的客观的、绝对的道德价值。针对这一观点，麦凯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反驳性论证。

麦凯否定客观道德及价值的存在，强调道德价值绝非与人无关的。不论是对广义上的善的定义，还是狭义上的善定义，都是和言说者的某种需要、言说者本人有密切关系的。这种“主体的"道德价值并非自然地会走向相对主义，而是会普遍化，其实质乃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共同建构。通过普遍化，这种道德价值可以被这个社会的成员普遍接受。

该书为回应评论家对其作品《善恶的彼岸》的批评，弗里德里希·尼采以15天时间所起草的三篇文章，与《善恶的彼岸》并称，为尼采晚期著作，是其思想发展至最成熟、最成体系的作品，其许多关于虚无主义的笔记就写于本书创作同一时期，并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把其他著作中的观念传播给更多的读者。该书论述了道德观念产生的自然、社会、生理甚至病理条件，发掘了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创造不同价值判断的共同的原始动力。尼采说此书是“一个心理学家为重估一切价值而做的三篇关键性的预备之作。

该书为弗里德里希·尼采发病之前计划写一部讨论虚无主义的著作的笔记整理而成。当尼采的妹妹成为尼采的监护人之后，她收集了他的笔记，并在他去世之后以《权力意志》为名于1901年出版。这些笔记给我们提供了尼采数年来对于虚无主义各种各样的分析。根据科利和蒙提那里考订研究版《尼采全集》第12卷和第13卷译出，并根据第14卷补译了相应的编者注释。第12卷和第13卷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收录尼采作于1885年秋至1889年初之间的全部残篇遗稿，包括了后人编辑的所谓尼采“主要著作”即《权力意志》诸版本的内容。

道德相对主义（moral 相对主义）认为道德价值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因此道德价值没有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普遍意义，从而无法证明拥有一套价值的一群人评判拥有另一套价值的另一群人的道德的正当性。即人们绝不能简单地讨论什么是对的或错的，而只能讨论相对于特定的道德准则来说什么是对的或错的。因此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的折中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继续使用规范性词汇，并规定它应被理解为相对于特定的道德准则。这一学说认为，道德与每种文化相关，因而没有任何总括性的理论可以评估或对比所有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因此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判断者关于善恶的标准对同一个行为的不同的道德判断，相对于判断者各自的善恶观念，人们并无客观的标准决定不同的善恶观念之间的优劣。道德相对主义将道德仅仅建立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将道德的要求也仅仅限制在达成共识的人们之间。

例如，“对”与“错”的本质是规范性的术语，是用来说明事物应该如何的术语，与事物的实际情况形成对比。大多数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道德上的对与错应该相对于一个社区的“道德准则”。根据一些这样的法典，吃牛肉是允许的；根据另一些法典，这种行为是可憎的，决不能被允许。

道德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普罗塔哥拉。智者运动的奠基人普罗泰戈拉认为各种美德因约定而成，可以因人因事而异，发生有益或有害的作用。

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在本体论意义上，主张存在道德事实和客观的道德价值，即主张道德概念描述或指称规范性的实体或事实，并且这些实体或事实不依赖于那些描述或指称它们的概念而存在。道德实在论总体上也可以分为程序道德实在论与实质道德实在论。程序道德实在论认为，存在着关于道德问题的答案，也就是存在着回答这些问题的正确或错误的方法，；而实质道德实在论认为，道德问题存在着答案，因为存在着道德事实或者真理。二者实际上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答案与我们达到那些答案的程序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观点，程序实在论认为，之所以存在着道德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存在着达到它们的正确程序；但实质道德实在论认为，之所以有回答道德问题的正确程序，是因为存在道德真理或事实，它们不依赖那些程序而存在，并且那些程序追寻着它们。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摩尔。摩尔认为做出道德主张的某些语句能够是真或假的，某些语句确实是真的，使得那些语句为真的东西，是对这个世界的非自然特性的陈述，这些陈述不能通过自然科学术语来进行解释和理解。

道德怀疑主义（Moral skepticism）否认人们能够拥有道德知识，甚至否认人们能够持有确证的道德信念。具体到道德怀疑主义的回溯论证，它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由“是”推出“应当”是逻辑上无效的。因为由事实前提推出道德结论的推理是逻辑上无效的，而信念的确证不能基于一个逻辑上无效的推理，所以任何道德信念的确证都不能以非道德信念作为前提。这意味着即使认知主体能够确证地相信某些非道德命题，他也不能以这些非道德命题作为前提来确证他的道德结论。又由于道德分歧的普遍性和文化、心理因素对道德信念的歪曲，认知主体不能够不经过任何推理过程而直接确证地相信任何道德命题。由此，道德怀疑主义者认为人们不可能确证地持有任何道德信念。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约翰·L·麦凯。麦凯所支持的道德怀疑主义立场为“关于道德价值的地位和道德评价的本质的观点，是关于它们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适用于这个世界的观点”。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卡尔·雅可比认为，在唯心主义中，认识的来源、标准甚至认识过程都导向了虚无。在认识中，人们先把事物转换成我们头脑中的形态，以形态的方式在头脑中再现事物，这个以形态出现的事物进而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因此，人们认识的不再是现实中的事物，而是头脑中以形态形式存在的事物。即一方面，现实中的东西被虚无化了；另一方面，自己又无法对应于现实，因而也被虚无化了。因此，从认识论方面来看，道德虚无主义指称在标准、来源以及认识过程等问题上以无为取向或必然导向无的某种哲学。

学者马新宇指出，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实质上是要提供一种虚无的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人性、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世界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它们都是虚无的。法国19世纪的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为其自身利益而行动的利己主义。俄国作家伊凡·屠格涅夫所描写的虚无主义是人的神性的丧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提供终极价值，充当最后的根据，认为生命没有意义，人生没有目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非道德主义，是将传统基督教道德的最高价值进行贬黜的过程，其定位传统哲学时所使用的虚无主义概念，也是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而言的。

海德格尔基于尼采的道德虚无主义指出，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道德虚无主义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尼采的道德虚无主义是对道德标准和约束的存在的否定，他认为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自行贬黜的过程。海德格尔指出，所有形而上学都将问题集中于对“存在者”的追问，而虚无主义就是对“存在”的忽略，因此虚无主义没有从其本身得到思考和规定的过程，其历史并不是价值设定、价值贬黜、价值重估的过程，而是存在本身悬缺的历史。

施特劳斯认为道德虚无主义，即否定一切价值的合法性，认为没有任何权威有资格为人类立法，所有主体具有无差别的道德地位，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这一观点本来是要把个人解放，放置在神的位置上，却走向了自身的悖反，把人置于动物的位置上。施特劳斯将之称为“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 liberalism）”，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宣扬人的惟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道德品质。这种道德虚无主义是另一种类型的专制，即抽象的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专制，其极端的发展结果，将个人与他人隔绝，使之完全蛰居于孤寂的自我心灵之中。

道德虚无主义对自我的弘扬，其实是指出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即“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道路。施蒂纳所主张的自我解放，是不能依靠在自我之外的什么永恒的观念或原则来实现，而只有靠使自我君临这些观念或原则之上来达到。利己主义者的联合是建立在一种爱的原则之上，因而联合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我”是唯一能使自己参加联合的人。联合的目标不是革命，而是反抗，不是创立新制度，而是设定自我。施蒂纳哲学思想的大胆和夸张可以让人们惊醒，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拥有比经常认为的自由更多的自由，认识到人们共同的未来是完全开放的，而非固定或预先注定的。

道德虚无主义着重强调个人观念与经验的极端重要性，其中坚决反对把自由个体的具体存在吞噬进抽象的空洞——所谓人性原则或科学的行为法则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注意到，在如下几个方面，他们是错误的：他们倾向于把个人与他人隔绝开来；倾向于把个人从其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中抽象出来；倾向于把个人思考为唯一重要的现实；倾向于把每个个体视作为他自己而存在的法则或意义宇宙。注意到这些限制后，人们可以发现道德虚无主义哲学对特殊个体的关注中存在深刻的真理。人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更为全面地理解这种真理及其言外之意。

每一个体的生命都具有不可还原的特殊性和唯一性。两个个体尽管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关于事物的完全相同的看法。由于共同继承了相同的文化和世界，人们从一出生就与其他人密切相关，并且由这些继承提供的非常类似的方式所塑造。但是，由于存在体格、背景和经验方面的不可化约的特质，还有对其所处文化和世界的独特反应模式，人们又总是彼此不同的。每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社会性的，但每个人关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看法又是独一无二的。

道德虚无主义可以被视为对某些基本假设的富有启发性的归谬法，这些假设虽然具有破坏性并且站不住脚，但曾经深刻影响了现代思想。20世纪和19世纪的虚无主义哲学，已经无情地推动着这些基本假设得出了它们的逻辑结论，从而能够让人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这些哲学的存在和走向，提醒人们亟待重新评价这些哲学。关于现代西方心灵的假设性框架的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它严重倾向于根据错误的二分法来思考问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把人们引向两个极端，让人们无法认识到在两个极端之间或许还存在替代物。

道德虚无主义说服个人相信他自己的价值，但扼杀了位于他自身之内的集体性精神的觉醒。通过以这种方式回到他自身，他被剥夺了任何具体的力量。西蒙·德·波伏娃指出，自我提升导致自我毁灭。在个人主义的国度，公民们应该拥有为追求幸福所必需的生活与自由。这些组成国家的孤立个体却是冷漠而同时又不是盲目或无意识的。波伏娃认为，在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体可以认识到国内需要变革的社会问题，但认为自己作为孤立个体根本无力影响政治变革，以至于他们依靠个体力量唯一能达到的变化就是成为冷漠无情的人，也是他们仅有的回应。

道德虚无主义对传统道德的摧毁使得现代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神圣性丧失的世界。在虚无主义之前，人们只需要追寻、认同传统社会的绝对价值而不需要自己确立价值、设定意义，但在现代社会，人只能依靠自己来设定价值体系和意义标准，社会在这方面保持中立。价值的塑造权由社会移到了个人手中，形成价值的主体化，导致道德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价值标准的泛滥使之倒回传统形而上学的领域。

虚无主义的出现，使享受不在从属于生命价值，而是从属于有用价值，这意味着使目的从属于手段，或者说有用劳动本身成了目的。人们逐步减少了参与世俗生活方式的机会，而且从根本上降低了影响世俗生活的质量。世俗生活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而在世俗生活中，一种无休止的劳动使人根本没有机会去谈论享受。能够产生有用事物的劳动进行的越多，就越能够加强享受事物的手段，但反而能够享受的却在变少。最终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得到现代性带来的福利和价值。

道德相对主义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如果接受了道德相对主义，那么道德进步的观念就会受到怀疑。不仅阻止人们认识其他社会的社会准则，而且也会妨碍认识本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准则。通常认为，社会的某一部分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小的限制。但道德虚无主义否定了外在的权威，甚至否定了实践理性所颁布的强制的道德律令，使人们无权判定行为或现象是否道德，因此放弃对其进行道德判断，失去社会的前进方向。

罗伯特·G.奥尔森(Robert G.Olson)：“如果某人用虚无主义意指他不相信可以通过某种理性方式证明道德批判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利奥六世们反思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气候，那么人们的时代确实就是虚无主义的。”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唐纳德·A·克罗斯比：“虚无主义哲学能够更加深刻地协调我们与生存的难以应对的含混性的关系，协调我们与光暗复杂交织的生存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虚无主义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来如此的生命，并与生命达成妥协，而不是用天真的妄想、过于简单的解释和不现实的期望来遮蔽生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杨深认为：“道德虚无主义最的谬误就在于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混淆了‘是什么’和‘应该’，进而从现实的腐败中得出屈服于流俗甚至同流合污的顺世主义。然而历史表明，每当社会上出现罪恶和腐败时，往往就是历史将发生转折、社会将改革、道德行将重建之日，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

西北大学马新宇教授认为：“道德虚无主义的产生就是用独断论、怀疑论的思维方式思考道德标准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就是当下社会的多元主义现实。多元主义既是超越独断与怀疑的理论选择，也是社会的道德事实。这种事实的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任由其发展则必然通往道德虚无主义，因而需要底线伦理的约束。因此，底线伦理与多元主义的制约和互补是克服道德虚无主义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