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虎雄,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1878年1月生于日本
新潟县西蒲原郡粟生津村(今吉田町)的一个学者家庭。著有《支那文学研究》、《禹域战乱诗解》、《白乐天诗解》、《(日译)杜少陵诗集》等。
铃木虎雄先生,其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惕轩都是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尤以铃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极丰。因而铃木虎雄自幼即浸染于中国文学与
日本儒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当中。及长,毕业于
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后,又于1916年赴中国留学两年,于1929年赴
欧洲各国考察半年,更成为其在毕生致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得以开阔视野、融贯中西的重要因素。
铃木虎雄先生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贡献极大,在从中国留学归国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61年被授予
日本文化勋章,1963年被列为一等功勋并授予
瑞宝勋章,同年病逝,享年86岁。
铃木虎雄先生在日本汉学界地位极高,现代著名汉学家
青木正儿、
吉川幸次郎、
小川环树都是出其门下的。正是由于其门下众多的杰出承传弟子以及其本身汉学成就的开创性,
铃木先生甚至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参见《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5年出版)。
铃木虎雄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从《
诗经》、《
楚辞》、《文选》、《杜诗》一直到词曲、戏剧、小说,几乎对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式都有专著或专文论及。不仅整理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精华,如其所著《陶渊明诗解》、《陆放翁诗解》、《玉台新咏集注》等,其中尤以全译《杜诗》八册,规模之巨,至今仍为
日本的最完备的杜诗译本;而且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其所著《赋史大要》、《骈文史序说》等,皆为前无所本之作,所著《文心雕龙校勘记》,从《
玉海》、《
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勾稽佚文、参校勘定之方法,即对
范文澜校订《文心雕龙》有重要启示与影响,尤其是其所著《
中国诗论史》,作为批评史的开创之作,更为日本汉学极度推崇。而《中国诗论史》成就之本身,也正是与其学养之深广紧密相关的。
1900年毕业于
东京大学汉文学科,1903年赴中国台湾,任《日日新闻》社汉文部主任,1905年返回
日本,任
东京师范学校讲师、教授。以《中国诗论文》获文学博士,这是日本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史的著作。1928—1931年参加《国民文库》的编辑,翻译《杜少陵诗集》,这是日本第一次全部译出
杜甫诗歌的作品。1936年出版《赋诗大要》,探讨中国诗歌的体裁形式的发展历史。1948年出版《陶渊明诗解》,1950年出版《陆放翁诗解》,1953年出版《玉台新咏集》。创作之汉诗数千首,辑为《豹轩诗钞》(6卷)。著有《支那文学研究》、《禹域战乱诗解》、《白乐天诗解》、《(日译)杜少陵诗集》等。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早期的当以
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出版)、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1934年出版)、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
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
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开明书店1944年出版)为代表,其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对诗史论丰富内涵及其价值和影响的系统专论,却迄今未见。仅从这一意义上看,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
中国诗论史》的重要价值,即已显而易见了,但是不仅如此,该书早在1925年即由日本京都宏文堂书房刊行,比中国最早的批评史专著
陈中凡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还要早出两年,况且,作为该书主要内容的《论格调、神韵、性灵之诗说》、《周汉诸家的诗说》、《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等三篇系列论文早在1911年、1919年和1920年即分别发表于《艺文》杂志,可见其对中国史论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邮局创建性功绩。对此,
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
吉川幸次郎即已指出:
作为文学批评研究者,先生著有《
中国诗论史》,这是一本不仅早于日本的学者,甚至还早于中国学者罗泽根、
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著作的划时代的创造性成果。(吉川幸次郎《继承与开创——铃木虎雄先生的学术业绩》,《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
细察
陈中凡先生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但是,从中国学术界的总体看,
铃木此书问世后,并未得到清楚的了解和足够的认识,则不能不说为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