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原名朱世溱，字东润，后以字行，泰兴市人。我国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奠基人和书法家。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朱一冯之裔孙。

幼时家境贫寒，由族兄资助前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求学。中学二年级辍学后进入文明书局作校对工作。1913年，到英国留学，次年进入伦敦私立西南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16年驻英公使施肇基本来准备将他补为官费生，朱东润反对袁世凯复辟，放弃继续深造机会，回国担任上海市中华新报的编辑。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中学、南通师范学校、武汉大学任教，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抗战期间，朱东润笔耕不辍，发表许多论著，1933年文哲季刊发表《读诗四论》，1943年写成中国现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张居正大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江南大学、齐鲁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处相继任职。1950年秋，撰成《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四篇论文。1958年，完成《陆游传》等三部著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已84高龄。1981年秋，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成为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导师。1987年后，身体日渐不佳依旧完成最后著作《元好问传》。1988年2月10日因胃癌不愈逝世，享年92岁。 

朱东润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论集》《史记考索》《杜甫叙论》《梅尧臣传》《陆游传》《张居正大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朱东润作品富有学术精神、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视野广阔、气魄宏大。做大量详细考证的同时，将带着时代精神的历史人物展现在今人面前，对传记文学写作方法具有推动作用。因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与郭绍虞、罗根泽成为开创当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华岳三峰”。朱东润先生在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贡献极大。

1896年12月4日，朱东润生于泰兴市县内苏家巷老宅中。幼年家境贫困，朱东润母亲经常带其到舅舅家寄食，故而朱东润与舅舅一家感情最深。1907年，朱东润考入高等小学，在族兄季鹰资助下顺利毕业。1910年，南洋公学校长唐蔚芝在朱东润即将失学之际帮其代付学杂费，朱东润成功升入中学。中学二年级因无法支付膳费选择辍学。在同学陈源的帮助下，于文明书局担任校对。在勤工俭学热潮的推动下，1913年朱东润参加留学俭学会，进入私立伦敦西南学院就读。1916年驻英公使施肇基本来准备将他补为官费生，朱东润反对袁世凯复辟，放弃继续深造机会，回国担任上海市中华新报的编辑。1917年秋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立第二中学任教。1919年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0年朱东润回泰兴市结婚，携妻前往南通市。1921年在南通师范任教，长子朱君达出生。1923年，次子朱君遂出生。1926年长女朱清於出生。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1930年长子朱君达因患脑膜炎夭折，年仅十一岁。1933年《读诗四论》在《文哲》季刊上发表。1939年武大迁至四川乐山复课，从事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创作。1942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3年，写成中国现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张居正大传》。1947年，因中央大学派系斗争朱东润等12名教授被校长吴有训解聘。1948年二女秀若死于肺结核，年仅二十二岁，朱东润后至江南大学兼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江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秋，撰成《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四篇论文，陆续发表于《光明日报》，后续写《“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史记·贾谊传疏证》二文。1951年春，赴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不久后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系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29年到1957年，朱东润先生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立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执教28年。1958年，完成《陆游传》等三部著作。1960年8月，参加新《辞海》审定工作。1961年2月，出席全国大学文科教材会议，被指定为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主编。

教学期间，朱东润重点关注传记文学写作与研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张居正大传》《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同时还在各大期刊报纸发布多篇论文，关于传记文学理论建设的文章也占很大一部分。指导传记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朱东润撰写传记文学及学术专著二十余种，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

1971年，参加《元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校点工作。1974年，参加《春秋左传》等书校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朱东润历经磨难，爱妻邹莲舫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始终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势力的威压，不肯屈服。1978年获平反，主持中文系工作，朱东润赋诗“我是冯唐惭老去，每看腰袅着先鞭”，表达其愿意为祖国献身培养人才的决心，同时招收唐宋文学硕士研究生。1979年朱东润在84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赴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被确定为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导师。1987年，91岁朱东润依旧活跃在文坛之中，身体状况日渐不佳情况下，坚持完成《元好问传》脱稿。最后十年凡是中文系的会议，他大多准时参加，每次登台，无不高瞻远瞩语重心长。晚年指导研究生，坚持亲自授课，每次都讲足两个小时，为学生传授读书方法。1988年2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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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认为，朱东润的学术特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富有学术精神、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视野广阔、气魄宏大。尤其是他主张西方传记文学方法结合中原地区历史学传统，而又追求人性真和善的风格，对中国传记文学影响很大。朱东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和古代作家传记写作，在人物传记、诗词、书法上都有其独特风格与特色。

20世纪30年代后期朱东润开始传记文学研究，撰写发表了《传叙文学与人格》，《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八代传叙文学》《论传记文学》等著作，在自己的几部传记作品序言中，朱东润经常论及传记文学的一些理论文体。这些著述表明，朱东润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已形成独特相对完备的体系。朱东润的人物传记特点主要有：兼容并包的理论渊源、独特命名的理论启示、双重属性的两难把握以及宏大叙事下的人格立论。

兼容并包的理论渊源体现在朱东润对中外传记理论的吸收、借鉴基础上。1943年的《张居正》序言中，朱东润说自己对于传记文学兴趣来源于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在决定研究传记后，朱东润自己开始研读大量中外传记作品。在研读完大量中外传记作品以后，朱东润的传记作品源源不断，《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人格》都是朱东润比较出名的著作。

朱东润的传记作品中，拥有独特命名的理论启示。朱东润认为西方“传记”包含“传记”和“自传”两类。中国传统中，传记是写他人的，叙才是自传，如果用传记是以偏概全。所以朱东润认为把传记文学改为传叙文学更为妥当。

在对传记文学命名思辨同时，朱东润始终强调传记文学的双重属性：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是史，这是史合文学中间的产物。朱东润作品拥有宏大叙事下的人格立论。朱东润先生说从事到人是传统史传与现代传记文学的根本区别，如何写人成为朱东润关注焦点。朱东润认为惟有了解人物私生活才能了解他整个生活。现代传记文学，常常主义传主的私生活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读者更能了解传主人格。

从朱东润开始，中原地区人物传记的写法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以往春秋笔法以一字寓褒贬很难全面了解一个完整的人逐渐引入西方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把人物放入时代背景中观察他的动向、取舍，阅尽历史人物背后的史书文集笔记，做大量详细的考证，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带着时代精神的历史人物展现于今人面前，为中国文学开辟出一条新路。朱东润创作《张居正大传》，专门梳理明初以来政事举措得失，揭示张居正家世渊源与人事纠葛。在详密的时间脉络和人事冲突中揭示张居正的政治建树、成功失败根源。最后完成的是30万的传记，所作文献阅读却在千万字以上。

朱东润晚年常说：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应该为国家多做些事情。在旧体诗词的研究上，朱东润倾注不少心血。陈尚君依据朱东润现存三份诗词手稿文本，整理出朱东润的诗词作品《师友琅馆诗存》《师友琅琊馆诗缉》《师友琅琊馆词存》，收录到《朱东润文存》中。朱东润的诗词作品中体现出“以诗存史”的精神旨趣、“以诗自传”的创作意识。1927年初，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下宋福田败退到泰兴市占据扰乱。同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宋福田部败退城外，后国民革命军旋即撤退，泰兴几乎成为空城，只有老弱登城自守。朱东润作《王师》一首，以诗存史。朱东润这一类型作品大多分布在1926—1929，体现出朱东润这一创作时期的特点。 

“以诗自传”的创作意识贯穿朱东润一整个创作生涯，朱东润会在生日、除夕、元旦等重要节日时间点创作诗词作品。例如朱东润在1925年所作的《三十杂感》，当时朱东润已经三十岁，依旧任教在南通师范，家中有三个子女时局动荡。家庭关系、国家大事都让朱东润颇为感慨心情复杂，于是有感而发以诗自传。朱东润在90岁的时候也在诗中称这种自传方式为“经行带索有遗篇”。同时朱东润的大多作品都受到杜甫一类诗人影响，陈允吉追忆朱东润时提及朱东润欣赏杜甫的“书贵瘦硬方通神”，诗歌语言要显得拗硬脱俗，朱东润并不喜欢六朝与初唐圆美流转的诗歌风格，更倾向于杜甫以来乃至宋代诗歌中所体现的强劲力量。在诗歌精神上，朱东润认为诗词创作要具有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读诗四论》中的“小夫窃高名,君子慎所守”、《诗心论发凡》中谈及的《诗经》表现的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展现出朱东润对于民族精神与历史责任的重视。 

朱东润书法根植于秦篆汉隶，而又各体兼擅，落笔古雅，有自然高妙之致。朴茂雄浑，具有苍劲奇崛之姿。朱东润最初学吴昌硕的篆书，后觉得不够安稳改从李斯学起，朱东润临写过《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刻石》等。他认为《泰山石刻》端庄稳重，《琅琊石刻》飘逸秀丽，两者之间朱东润更喜欢《泰山石刻》。对于篆书很多人会提起李斯和李阳冰，就像行草中常提及的王羲之和王献之。朱东润觉得王羲之与王献之可以并重，但李阳冰不如李斯。李阳冰篆书取巧总想多变，在《谦卦铭》中将谦字变换多种，生造前所未有写法，有些过分。清代篆书，最推崇邓石如。钱坫、阮元写篆书将笔锋剪去，写得很好，缺乏气韵。朱东润心目中篆书书法家排名：李斯第一，邓石如第二，李阳冰第三。朱东润以学者心态学习研究书法，朱东润书法不刻意追求展示效果或别出心裁的刻意创新，无俚俗之气。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以及扎实的基本功，他的书法极具书卷气。

朱东润是中国文学批评历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他创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是国内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也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具影响的奠基之作。朱东润在文学批评创作中，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掘发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讲义。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普遍盛行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的学术风气。在朱东润先生之前，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洋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也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也部分引用国外理论进行研究。后来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将这种学术思路摒弃，决心发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

朱东润文学批评表现在以人为纲，关注现实。《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及朱东润许多单篇论文都有一个显著特征“以人为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序言中，朱东润说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以展现出重要批评家卓立于时代和指导潮流的作用。以人为纲体关注现实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联系批评家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阐述其主张，第二个方面是在广阔的批评史背景中分析批评家理论主张前后联系。第三个方面则是联系批评家创作阐明其理论主张。朱东润先生多次提及：对于理论家的检查，最好从他的作品考虑。作品与理论不一定都符合，但正是因为不尽符合，我们才能看到他的真面目。朱东润的《沧浪诗话探故》，专门有一节从严羽的作品检查他的诗论，从作品可以检查出严羽所谓盛唐，只是“假盛唐”。

朱东润认为一切史的叙述中，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朱东润先生说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选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综合，依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又成为新的问题。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

朱东润的文学批评中，不管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性视角和人民性立场。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更注重于时代战乱、政治黑暗、民族矛盾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更注重于人民性立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司空图诗论综述》里，他辨别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而面对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交侵的国势，朱先生显然更着意于为人生的艺术。新中国成立他发表了《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梅尧臣诗的特点》《梅尧臣作诗的主张》《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陆游诗的转变》《陆游的创作道路》《沧浪诗话探故》等文章。这些文章中，朱先生侧重于肯定传统文学与文论中关注社会现实、表现现实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遭遇的人民性立场。

朱东润在英留学期间，将西方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约翰生博士传》与中国传记文学进行对比。1939年开始从传记文学的撰写实绩与有关理论著述两方面着手，进行深入钻研。1943年撰著《张居正大传》，序言中对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发展作了系统回顾。朱东润认为我们对于中外前人的传记作品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都是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在他看来，优秀的传记文学作者必须对传主有全面了解，与作者思想人格相近才能通观全局。同时还要摆脱为传主“专事颂扬‘’的恶习，优秀的传记文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传主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为贤者讳、为智者讳。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价值，这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中国需要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不事领扬的传记作品。

朱东润反复强调：传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是结合了史学与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重到史料的运用，也正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的刻划。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如果不坚持这种看法，会把传记文学引入到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中原地区现代传记文学应力求反映传主的生活真实，表现传主的独特个性而不拘一格,不拘一体。

朱东润还认为传叙文学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是实地的人生而不是想象的产物。因为传主是人，所以也必然有爱，也有独有的优点也有必不免的缺憾。有终身一致的信条，也有前后矛盾的事实。我们所愿看到的只是一个和我们相去不甚悬殊的血肉之躯，而不是位离世绝后无懈可击的神人。传叙家了解了这一点，然后才能写出一部唤起读者同情的著作。优秀的传记文学还应当表现传主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不应该—成不变地定格地表现传主的一生。传叙文学是艺术，他的对象不是转瞬的某一时间某一场合，而是整个的人生。在大段的旅程中，传主的生活有无数的发展，经过无尽的变化。传叙家的责任便在叙述一切的事实，而供给合理的解释。他不仅对于艺术负责，同时还得对于史实负责。在他的笔触下面，不应当是固定的，成型的，完善的人生，而是独有的，变幻的，而且不能十分完美的人生。

为表现传主思想性格上的独有特征，反映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特点，朱东润甚至指出在表现传记文学人物语言方面也应力求采用传主的原话，努力从传主所留下的日记以及友人所作的回忆录中把握传主的语言特征与文笔特色。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时，正确处理文言文记录与口语的适当翻译问题。前人把白语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粤语，比如表现明代传主的对话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说白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

1957年，朱东润对三十九篇宋话本进行研究与概括，写成《宋话本研究》。朱东润在《宋话本研究》中提出三个假定，并论述话本能比较直接迅速反映现实和侧面批判现实的特点。朱东润认为话本具有人民的思想感情，专门单独拿出一节写宋话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现实的批判。例如对《郑意娘传》进行详细分析论述艺术手法，挖掘其深刻内涵：把灵怪故事和爱国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对偷生苟活的统治阶级最辛辣的鞭挞。朱东润率先指出宋话本在文学史中原地区应有的位置：南宋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时代，民族矛盾最为严重，因而有许多特点。人民的主要愿望是精忠报国，抗敌复华。说话人以讲史家王六大夫为代表，敷演了《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直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小说家则以巧妙的手法，从侧面轻轻点出了矛盾复杂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写实和虚构相结合的艺术。这时话本才得到了迅速发展，以独特的艺术技巧反映了那个时代。宋话本的价值得到更好的认识以后，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必然会得到更必要的提高。朱东润先生还说宋话本当然不能和陆游诗、辛弃疾词那样的大作家相比，但完全可以与一般的宋代优秀文学媲美。在评估宋代文学整体成就，不能无视宋代说话人和书会才人的贡献。

朱东润研究《国风》的过程中，提出两个重要论断，其一认为《国风》160篇所言的名物章句，可以确认其为统治阶级之诗。1940年，朱东润撰写《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以《诗》证《诗》，列举大量事实，否定了《国风》出于民间想法，明确指出《国风·齐风》之《著》《东方未明》《南山》、《数简》《载驱》5首诗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朱东润结合《淇奥》，断定《著》所写服饰是当时统治阶级所特有，因此认为此诗是统治阶级所作。朱东润还根据《南山》、《数简》《载驱》3首诗所写人物是齐子文姜而断定此3首诗作者为统治阶级。 除此之外，《鸡鸣》、《还》、《东方之日》、《甫田》、《卢令》、《猗嗟》6首诗也可找到是贵族或官吏之作的证据。其二朱东润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1951年，朱东润发表《〈离骚〉底作者——〈楚辞〉探故之二》，论证《离骚》非屈原所作，朱东润说《离骚》中的一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为楚国的先王先公，而全是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的人物。

朱东润被称之为“传记文学第一人”。朱东润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等传记文学作品，其中1943年所著《张居正大传》与《朱元璋传》《李鸿章传》《苏东坡传》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成为中国传记文学中的不朽经典。朱东润开始，建立起对现代传记文学的系统看法，认为传记应用西方传记文学结合中国史学传统的方法，在虚构的运用上较为谨慎。创作《张居正大传》中，朱东润严格遵循这一规则，对所有事实都采取了极为详密的考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说朱东润曾在学术报告上讲人物传记，认为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值得阅读，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张居正大传》。

1930年，朱东润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嘱托，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部作品是国内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朱东润因编撰此书，与郭绍虞、罗根泽成为开创当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华岳三峰”。虽然此前已经有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但都仅涉及唐以前的部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第一部完整地勾勒出从上古到清季文学批评史的专著。朱东润先生的著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第一部。在创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朱东润先生始终保持以个人立目，尽量规避时代或宗派叙述。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主张放在一起讨论，避免割裂。还特别注重近代批评家，明清两代的文学批评占全书一半。

1929年到1957年，朱东润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立专修学校、无锡第二中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执教28年。对综合性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办学宗旨出三点看法：现代学术应当具有世界的意义、应当有理论的基础、中国文学批评是一门纯理论的科目，学生不具备一定的素养或许不能了解，应当放在四年级的必修课目里。在1957年到1967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以养成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理论功底、思考方式与人格塑造为目标，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和学科架构，对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说：朱东润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70余年，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追求真理，在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桃李满天下，培养的三代学生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朱东润高足冯其庸在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戏曲史、艺术史、考古学、书画、诗词以及西部文化艺术历史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大国学新概念。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主持校订《红楼梦》成为一代红学大家。朱东润学生陈尚君担任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多篇唐朝文学著作，已经重编唐诗12年。

大跃进开始，中文系召开大会，让大家“鼓足干劲”“多快好省”搞工作，大家纷纷表态以后，朱东润也得加快写作进程。本来原定五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已经提前一年。朱东润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踌躇再三。朱东润在众人的催促下，“神情痛苦，如下地狱”地决定把完成时间提前两年，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三本著作，却被认为写得太慢引发哄堂大笑。在众人的持续催促下，朱东润依旧不肯改口，只是无奈的表示创作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不能再缩短时间。三年过去，跃进热潮消退，很多人忘记当年定下的目标，朱东润却在三年内如期完成著作并出版作品。

朱东润与妻子邹莲舫是包办婚姻，邹莲舫是地地道道乡村妇女，没有文化但非常贤惠。朱东润前半生颠沛流离，与夫人邹莲舫聚少离多，后半生在复旦定居才过了几年安定日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邹莲舫因朱东润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朱东润当时已经是七十多岁老人，他不顾白天被批斗、被强迫劳动带来的身心疲急，偷偷地写下夫人平凡动人的一生。就连朱东润的学生陈思和都没有想到，一生都为民族脊梁立传的朱先生最后一部传记是写夫人邹莲舫的。《李方舟传》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书的主人公“方舟”，即是邹莲舫中“舫”字的两部分。朱东润在《李方舟传》的序言中写道： “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传记的最后一章，朱东润写他七十岁生日那天，老夫妇同游南翔镇，无意中听到一首骚体悲歌如天音般传来，夫人听了潜然泪下，预示了山雨欲来。朱东润熬过了十年磨难后，《李方舟传》这本不同寻常的传记终于得以付印出版。在这本书中，朱东润就以他俩游古狗园吃小笼为结尾，他在书中深情地写道：“初冬的时节了，但是这里到底是江南，使人感觉到的不是萧飒而是清新的余温，草木发出一些幽静的微香。南翔小笼是有名的，两客馒头送来了，吃过以后，这才开始吃饭。”短暂而温馨的情景，美味的南翔小笼成为该书精彩传神的一笔。

朱东润任教多年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培养的三代学生中很多都成为了学科带头人。讲授中文系课程时，朱东润也不忘强调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学好外语具备世界眼光，汲取世界的文化成果，能让中原地区的学术走向世界。朱东润经常教育学生和子女，做人做学问其中做人始终是第一位。人的才能有高低，文字可以写多写少，但做人马虎不得。一个人文章再好，品行不足取，也就不足取了。

袁翰青在年近古稀时依旧记得朱东润老师的英文教学，他常常说朱东润上课场景至今让他历历在目。朱先生教授的课本是《林肯传》和《天方夜谭》等书。他每次讲课都非常认真负责，课上总是留一些时间提出问题，培养学生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家庭作业、心得体会、小作文必须英文书写。每次作业袁翰青会完成得很好，经常受到朱先生的夸奖。朱先生经常借给他一些书籍和复习材料，给他开小灶，使他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

陈思和说在他的记忆中，朱东润不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总是一本正经。做学生的时候，对朱东润有些敬而远之。当时中文系学生喜欢搞创作，经常缺课在寝室写小说。朱东润先生知道以后，跑到学生宿舍和学生们谈话，让大家不要着急搞创作更不要忙着给报刊杂志写文章，这些都不算成绩。做学生就应该老老实实写作，打好基础。同时还要学好外语，否则不管什么学问都做不好，做不大。说完这些建议以后，朱东润就一个人拿着手电走了。他不要学生们送他，更不需要学生搀扶他，而是一个人消失在黑夜中。陈思和很赞同朱东润建议，认为这是金玉良言，只可惜那时的学生心比天高能听进去的很少。

1964年朱东润在最后一次故乡之行，专门来到江苏省泰兴中学为全县高中语文教师讲学。朱东润子女将先生的35000元稿费捐赠泰兴中学，设立“朱东润奖学金”，嘉惠后学。朱东润对家乡后学勉有加，对求教书法的家乡后辈诲人不倦，度人金针，勉励他们自强不息，学习先贤，为家乡争光，“多读书以培养其气质，多摹写以灵活其气力。”

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评价：朱东润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70余年，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追求真理，在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桃李满天下，培养的三代学生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

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等一些知名学者指出：朱东润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既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刚直守正，以道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也体现了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精神。和许多出生于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朱东润做学问是为了爱国、报国，他常说自己对于国家有永远不能解除的责任。

泰兴网评：“东润从事教育70余年，桃李满天下，其高足弟子多为海内外知名学者。学术研究涉及众多领域，著作等身，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又精书法，其小篆根植于秦篆汉碑，风格苍朴超逸，尤为世人珍爱。”

作家涂石：朱东润先生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和传记文学作家，是我国当代一位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强烈民族意识、高度时代使命感的出类拔萃的教育家。朱东润先生众多传记文学作品无疑是中国文化积累的一份宝贵财富。朱先生曾在许多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被后人称为传记文学家。他是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的重要波特兰开拓者队。

作家赵希方：朱东润先生终究是个平常人，所以他才亲切，才实在，他因此能够尽其所能像食肉目一般地回击人世间一切丑恶的，他也因此能够尽其所能用温暖的眼光凝视着人蜮间一切美好的。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周正平：朱东润先生一生著作达二十余种，逾千万字，其主要著作有《诗三百篇探故》《张居正大传》《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等为中同传记文学开辟了一条新路，且独抒卓见，不与流俗趋同，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尚君：我对朱先生的认识是他的学问在当代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他所达到的宽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而且朱先生的学问中始终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传统的学问和现代的学术结合在一起。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骆玉明：朱先生在尊重固有传统的基础上，能够结合中西的眼界来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这也和朱先生的英文好有关。

著名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朱东润先生前半生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因为是用文言文写的，其中的超前意识不容易被发现，其实他已经对齐梁以前的文学评价较高，对金圣叹、李渔的文学批评都比较重视。

朱东润故居是朱东润先生1937年与妻子邹莲舫置办，位于泰兴城南东鞠家巷东首，占地943平方米。1982年朱东润先生将全部24间房产及4000余册藏书捐献给家乡政府，用以倡办图书馆兴办家乡教育。1988年2月10日朱东润先生在上海离世，同年10，泰兴县人民政府正式命名“朱东润故居”，将先生骨灰迎回安放于内，刻石纪念。1989年10月，为祝贺《泰兴文史资料——纪念朱东润先生专辑》问世，泰兴市人民政府相继将朱东润故居列为文保单位，将新区交通干道以“东润路”命名，划拨专款，征地1.42亩，修缮、扩建先生故居，建成朱东润纪念馆。2003年5月，朱东润故居被列为泰兴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故居重新开放，举办“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全国百位书法家邀请展”。朱东润弟子冯其庸为朱东润故居亲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志贺。老宅前后两进陈列先生生前用物，厢屋10间为先生生平事迹展区。

1988年2月10日下午4时49分朱东润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上海市教卫办、民盟上海市委、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上海古籍规划小组、中国写作学会以及夏征农、巴金、谢希德、苏步青、谈家桢等送了花圈。先生生前好友叶圣陶、萧涤非、程千帆、季镇淮、鲍正鹄等致唁电。

1988年10月，泰兴县人民政府命名并石刻“朱东润故居”以资纪念。1989年4月5日，朱东润骨灰迎回安放仪式在先生故居举行。

1989年10月，为祝贺《泰兴文史资料——纪念朱东润先生专辑》问世，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敬题：“彩笔宏文称一代,高风亮节足千秋。”泰兴市人民政府相继将朱东润故居列为文保单位，将新区交通干道以“东润路”命名，划拨专款，征地1.42亩，修缮、扩建先生故居，建成朱东润纪念馆。

2005年12月4日上午，在修一新的朱东润故居，泰兴市隆重举行朱东润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复旦大学、省文化厅、省文物局、泰兴市四套班子负责人以及朱东润亲属等各届人士深切追思这位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纪念活动由市长曹苏民主持，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惠芬、泰兴市委书记李春江、复旦大学负责人、朱东润之子朱君道等分别讲话。

2006年12月5日上海市纪念教育家朱东润诞辰110周年。当天下午举行“纪念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原计划举行百人左右的小范围会议，因为要求参加者越来越多，规模随之扩大，会议室也越搬越大———400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共同纪念朱东润先生。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致词，朱东润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70余年，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12月4日，纪念朱东润诞辰120周年特别活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6楼多功能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骆玉明介绍了朱东润先生的学术及人生事迹。

2018年4月20日，泰兴市举行全民阅读活动暨首届朱东润读书节启动仪式，掀起新一轮读书热潮。为学习朱东润先生读书、做人的高尚品德，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广泛深入开展，今年泰兴市以朱东润先生名字命名读书节，并专门制作了纪念封。

2022年4月23日，泰兴市“朱东润读书节”启动暨“季振宜古籍珍藏馆”开馆仪式在江苏省泰兴市图书馆礼堂举行，旨在进一步扩大“朱东润读书节”品牌影响力，示范引领泰兴市全民阅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