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归途》是由虎子执导，石钟山编剧，孙逊、张双利、朱泳腾、张晶晶、冯嘉怡等领衔主演的抗日战争连续剧。

《生死归途》改编自石钟山的小说《中国血》，主要讲述了由营长高吉龙带领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丛林中，在完全失去供给，失去与外界联系的封闭环境中，仍然不屈不挠，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与被困在缅甸丛林的日军做斗争，并最终胜利返回祖国的故事。

《生死归途》于2011年5月19日首播，播出平台有腾讯视频、广东南方电视台、贵州卫视等，截至2024年5月，该剧在豆瓣平台评分为5.4分。

1942年，中美两国为了保护滇缅公路，决定派遣远征军到缅甸作战，后战败，断后的中国远征军东北营奉命向印度撤退。在撤往印度的过程中，途径缅甸北部丛林，与日军前园真圣（徐铁人饰）大队遭遇。前园真圣的弟弟被东北营击毙，致使他发誓不惜一切代价要在这片丛林里彻底打败东北营。

营长高吉龙（孙逊饰）所率领的东北营遭遇重重困难夹击，对外既要面对日军的追击，在丛林中多次和日本军队发生血战，双方两败俱伤，对内又要谨防张师长（冯恩鹤饰）的陷害，以及与队友间的各种猜忌和矛盾，同时还要应对丛林环境的种种挑战，包括食物短缺、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高吉龙与队友李双林（翟小兴饰）吉姆（卡尔饰）、古克简（胡安饰）等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地下党员王玥（张晶晶）的身份是英军顾问翻译，因掉队和东北营走到了一起。撤退途中，高吉龙还收留了从日本营地逃出的日军慰安妇大原美代（孙蔚饰）。

最终，高吉龙、王玥一行率领部队逃出丛林。同时走出丛林的还有日军的前圆大队长。高吉龙和前园真圣再进行最后的较量中，刀劈了前园真圣。

《生死归途》改编自石钟山自己的小说《中国血》，主人公是一群陷入丛林绝境的军人。根据石钟山军旅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曾被多次搬上荧屏，《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幸福像花儿一样》等剧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无数电视观众。《生死归途》是石钟山首次转型当制片人，他表示，自己亲手打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更能够保留原著的精髓和精神内核，因为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需要对表现形式进行调整，而自己参与其中可以确保保持原作的一致性，避免出现分歧。

《生死归途》的故事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1942年3月至8月，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这段时期，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其中3万余人葬身在胡康河谷野人山。《生死归途》以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为大背景，将焦点聚集在最为悲壮的野人山大撤退上。特别选取了东北营，由高吉龙率领，作为中国远征军的缩影，以此特写大撤退过程中的各种人性百态。编剧石钟山表示，《生死归途》不以宏大的战争场面为卖点，而是通过细致、深入的情景再现，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战争的残酷，感受无名英雄的爱国激情和伟大精神。

《生死归途》剧中女主角沈小雅，曾做过编剧石钟山的助理，她曾在石钟山导演的作品《幸福的完美》中饰演过一个女护士的角色。吴军忱在《生死归途》中饰演东北营战士牛大奎，吴军饰演此类小人物得心应手，敦实的外表，受气小媳妇般的无辜表情，让观众忍俊不禁。冯嘉怡在《蜗居》《裸婚时代》等时装剧均扮演财大气粗的商人，此次参演《生死归途》，是他首次触电战争戏，第一次挑战间谍角色。

在《生死归途》中，朱泳腾扮演了一个日本士兵前园广成。他坦言，这个角色与以往任何同类型题材的角色都不同。这部戏更注重平实的叙述，而不是特意夸赞或贬低。他所饰演的日本士兵更多地展现了人物内心的纠缠、愤怒和彷徨，最终为了逃离不愿的战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淡定和从容给当下和平时期的观众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反思。朱泳腾与华谊兄弟签约仅一年，就获得了出演自家电视剧的机会。他优秀的表现得到了华谊众多资深制片人的肯定。《生死归途》是他在华谊的处女秀。

《生死归途》以中国远征军赴缅参战为背景，描绘了东北营残部穿越缅北山区、进入原始森林的艰难情景。在这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多变的天气、易迷失的路线、有毒植物和未知动物的出现，构成了剧中人物的重大挑战。石钟山原著小说中包含了一些极具惊悚的情节，比如女性生理期引发蚂蝗爬行的场景。对于这些情节在电视剧中的呈现，石钟山表示，这些情节听起来刺激且惊悚，文字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如果用电视剧的镜头呈现，将挑战观众的感官极限。在拍摄时，他们会给予观众一定的想象余地。例如，在密林求生时，人物造型将更加写实，但过于过火的镜头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小说相比更为写意。

造型一贯朴实的吴军忱，在《生死归途》中首次尝试了豹纹、皮草、爆炸头的潮流装扮。吴军自己调侃说，他的形象不是半个世纪前流落原始森林的东北营战士，而是二十一世纪的潮男。冯嘉怡饰演的王老赖在剧中整日与捡到的猴子相伴，逗猴、耍猴，跟着猴子上树摘果。冯嘉怡说与动物演戏最难，拍摄时险些被猴子抓伤，相处久了，觉得自己都有些猴头猴脑。

《生死归途》的创作特色突显在其对微观情境的细腻刻画和角色人性的深入探讨上。虽然它的背景是中国远征军参战的宏大题材，但剧集选择将故事聚焦在丛林中的一支被遗弃的东北营队伍，通过他们与日军的追逐和内部冲突展现人性百态。独特之处在于角色身份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些人物表面上各有合理身份，却逐渐显露出不合理和危险之处。剧中塑造了一系列复杂的人物形象，例如王老赖、王玥等，他们在表面上拥有各种角色定位，但随着剧情发展，暴露出不同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危机，为故事增添了紧张感。此外，剧中对革命爱情的刻画也是其特色之一，通过王玥等女性形象，展现了在战火中的温情和人性的复杂性。另一突出特色是对战争残酷性和人性的深刻探讨。剧中通过描写日军士兵小山智利为爱人牺牲的故事，探讨了人类在极端情境下的反应和民族特性。这种对人性和战争的深入思考使得剧集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生死归途》以大背景小视觉的手法呈现历史事件，突出展现了中国远征军野人山大撤退的悲壮场景。虽然这一历史事件已经多次被文学著作和影视作品描述，但该剧另辟蹊径，将中国远征军作为故事的大背景，而将故事的焦点聚集在野人山大撤退上。在剧中，特别选取了高吉龙率领的东北营作为中国远征军的缩影，通过深入细致地刻画撤退过程中的人性百态，使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无名英雄的爱国激情。编剧石钟山表示，《生死归途》不以宏大的战争场面为噱头，而是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让观众更加深刻地理解战争的残酷性和参战士兵的伟大。

《生死归途》以其丛林谍战场景描写而倍显独特。在戏剧中，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呈现了地下党、中国国民党各派、日军等在丛林中展开的激烈斗争。相较于传统的谍战戏，该剧以新颖的故事元素，如丛林、悬疑和谍战，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生死归途》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上，更体现在人物面临的极端环境下。在丛林的恶劣条件下，人们不仅需要应对敌我斗争，还需要应对生存的种种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的斗争显得极为渺小，甚至不得不进行合作才能生存。剧中的高潮迭起的戏剧冲突充满了震撼力。编剧石钟山表示，剧中虽然描写了丛林中的惊险情节，但在拍摄时会注意避免过于刺激的镜头，留给观众一些想象的空间。这种创新的拍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和引人入胜的丛林谍战场景。

《生死归途》的创作特色还在于以个体命运控诉战争，探讨生存边缘的人性挣扎。石钟山的作品以其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而著称，观众可以通过故事情节认同主人公的情感，即使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也能深刻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剧中，东北营这支队伍呈现了鱼龙混杂的特点，成员包括地下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日军间谍等。这些主人公们都带着各自的使命在战争中相遇，他们并非无懈可击的高大全英雄，而是真实、复杂的人物。剧中的人物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形象的特质，即使是看似面目可憎的投机分子，也有着真情流露的一面，他们心中也充满了爱。高吉龙等正面人物展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战争的反思，甚至对敌人的宽恕。而反面人物也没有被简单地脸谱化，他们的行为既可恨又可怜。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刻画，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战争背景下的人性挣扎和复杂性。石钟山表示，《生死归途》通过特定的一群人，在特殊的环境下的所想、所为，探讨了不同立场的人在政治使命与道义之间的挣扎，同时也弘扬了人性中的真善美。

该剧（《生死归途》）虽然是以中国远征军为创作背景，但展示悲壮情怀的同时，不玩苦大仇深的控诉，不拼惨烈场景，东北营中那些看似“不务正业”、颇具喜感的小人物，以及穿插闪现的温馨画面，让观众泪中带笑。——（新浪娱乐评）

《生死归途》在河南省、贵州省、黑龙江省三卫视播出后，以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为背景的丛林谍战，及对生存绝境下的人性拷问，紧紧吸引大众眼球，被誉为中国版《迷失》。《生死归途》以创新的手法将远征、抗日、谍战、人性拷问融为一体，三大亮点让它既有别于传统的军旅戏，也有别于《团长》《中国远征军》等远征军题材影视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搜狐评）

《中国血》（《生死归途》）讲述的是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参战失利，断后的“东北营”奉命向印度撤退，在密林深处与敌人展开的生死较量。据史料记载，第一次中国远征军中并没有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成分，第二次远征军中第20集团军所属的第53军才是东北军。剧中“东北营”所处的深山密林，是历史上新22师撤入印度前迷路所经过的野人山，这支部队被一架美国飞机偶然发现，空投了电台、粮食、药品，才得以走出野人山，并不是如剧中所述的受地下党的保护和帮助。该剧对于这段历史无中生有的乾坤大挪移，让观众看完该剧，仅仅是记住了寥寥几个虚构的“东北营”战斗英雄，却不知在穿越野人山途中，有3万名将士长眠于此。娱乐化、铜臭味致使这历史题材、宏大叙事的作品误入歧途，这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即便拥有可供多维度、多视点创作的丰富历史素材，但如果继续深陷商业和娱乐的沼泽中，所收获的历史题材作品只能是不见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真实生活和精神的糟粕之作，只能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这将给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留下莫大的创伤。——（人民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