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是社会学家李银河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98年1月。书籍主要讲述了同性恋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次文化），有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该书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学的道路，在实地调查中分析了大量个案、描述了形形色色的个体经验，展现出了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身份。该书也开启了中原地区学界把同性恋群体作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之后近二十年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开辟出了大量空间。

《同性恋亚文化》为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的性学著作之一。最早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2002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本书是李银河博士早期著作《他们的世界》的增订本，与她的另外两部著作《虐恋亚文化》和《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一起出版。

本书的序言及部分章节是由李银河博士的丈夫，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先生代笔。

作为亚洲地区第一位女性性学家，李银河博士对中国同性恋生存处境的长期关注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性价值观，影响了包括同性恋者、虐恋者在内的性少数人群生存状态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理解，尊重性的亚文化。这是一本以研究同性恋现象为主题的专著。作者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调查研究了我们社会之中长期为人们所轻视甚至是歧视的，但是数目又相当庞大的一个“灰色”人群——同性恋者，并以此探讨和研究同性恋这一亚文化。作者以“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现象”开篇阐述了本书的写作目的，接下来的“同性恋现象普遍存在”一章向人们介绍了同性恋现象的历史与现状，以大量的史实和统计数据证实了同性恋现象在全体人类社会中都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一种常态，实质上指出我们有必要研究同性恋现象，帮助同性恋者争取和异性恋者一样本应有的、但却又被我们的社会所剥夺的权利。接下来，作者介绍了研究方法和样本情况，并探讨了诸如“同性恋成因理论”“环境与经历的影响”“角色问题”“性生活、性观念”“婚姻生活”“价值观念”“中国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最终指出了我们应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和如何对待同性恋者。

同性恋是一种性取向。那些对与同性产生爱情、性欲或爱慕，称为同性恋者。同性恋有时也用来描述同性性行为，而不管参与者的性取向如何。

有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现代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是无法直接一一对应为现代的“同性恋”的，例如古罗马的“爱者”与“被爱者”的关系与现代的“同性恋”可能有区别。

美国心理协会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员总数超过15万人，其中包括研究人员、教育学家、临床心理医生、心理学顾问和学生等。早在1973年，他们就已经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将它从精神病手册中取消了。

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在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不再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病态心理，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一个进步。

现代口语中，常常使用“同志”来称呼同性恋者（正式场合下，这个词语的原意不变），另外“同性恋”也有“同性爱”等近义词。此外，粤语吸收了英文单词gay后，用“基”指同性恋。但是此词通常具贬义。带有贬义的单词还有“玻璃”等。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还把男同性恋者称做“飘飘”。

女同性恋中，“T”指特质倾向于阳刚，或外貌喜欢作男性化/中性化装扮者（“T”来自英文的Tomboy）。但“Tomboy”的本义并没有同性恋的意思；“婆”指装扮、行为、气质阴柔的女同性恋（又称为P）。“婆”这个词在最早是相对于T而来，指“T的老婆”。但近年来，婆的主体性已经逐渐浮现，用以泛指气质较阴柔者。舅父指年长的T；这个词起源于60年代，是女同性恋用来对长辈的尊称。在中文里则称“哥”，例如“张哥”、“金哥”。至于“拉子”、“女同性恋”或“蕾丝边”指女同性恋者（由Lesbian谐音而来）。1990年代，见于台湾省作家邱妙津的女同性恋小说《鳄鱼手记》里，开始流行于台湾。

男同性恋亦有其一套使用的名词与用语，例如台湾同性恋文化术语里较普遍的用语是“C货”，系由英语“Sissy”及“Nancy”所衍生而来，指气质阴柔的男同志。Macho Queen（茱莉亚·文斯）指外貌非常阳刚，身型健壮，但隐约有阴柔特质或动作及想法的男同志。另外如同于女同性恋者的“T”与“P”，台湾男同恋者一般也分为“哥”（普通亦可称‘葛格’）、“弟”（亦可称‘底迪’）两种角色。两者主要差别不是女性化或男性化的程度，而是保护及依赖两种概念。一般而言，其区分是不明显且无确实定义的。其他尚有“男色”、“走旱路”等词婉指男同性恋现象。因李安之电影《断背山》夺得奥斯卡后，“断背”一词亦成为同性恋之别称。

《同性恋亚文化》一书是李银河博士早期著作《他们的世界》的增订本，与她的另外两部著作《虐恋亚文化》和《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一起出版。这项富于探索性的、难度很大的社会学调查，涉及了中原地区男同性恋亚文化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他们的感情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法律地位、有关同性恋成因的争论、人们对同性恋态度的变迁，以及同性恋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起，李银河就开始撰写关于性的学术著作。1988年，李银河和王小波开始做男同性恋的研究。当时同性恋者很少有愿意浮出水面的，所以他们只找到很小的样本，做一些感情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描述。当时北京出版社已向他们预约书稿，看到实际稿件后却告知他们“太敏感，没法出”，最后这本书在1991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题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年，该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书出版后，李银河和王小波又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很多同性恋者主动向他们提供资料，国外又有一些研究同性恋的新理论，于是李银河将研究的样本增加到120人，把它扩充到了30多万字，这就是《同性恋亚文化》。

《同性恋亚文化》的目的在于说明同性恋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导致的研究的复杂性。该书的研究采取了“滚雪球”抽样方法，即首先找到个别愿意接受调查的同性恋者，由他们介绍自己的朋友熟人，再由这些朋友找到朋友的朋友。使得调查也就有了一定的发现价值，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个案史。《同性恋亚文化》对约120个个案样本进行了深度访问，对其生活经历进行详细了解和分析。每次访问持续一两个小时，同有些调查对象前后深谈多次，将正在发展中的恋爱事件的最新进展也加在调查记录中，从而整理、归纳出个体生活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此反映出同性恋这一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观念等。《同性恋亚文化》一书揭示了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通过侧重于对中原地区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一番解读和分析，主张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该书证实了中国学者对同性爱现象的认识不但可以从“同性爱是否病态”的传统争论的泥潭里跳出来，而且可以开始用自己眼睛和视角来看待同性爱，并不断纠正自我认识。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士，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是当代中国最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妇女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性社会学。她的许多理论对中原地区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性作用。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除了社会学研究，李银河还业余写作小说、随笔和诗。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等。

由于性由社会构建而成，而非天生的，所以由“性”所衍生出来的无论是同性恋也好还是异性恋也好，也必然是社会构造的产物。

比如在探讨为什么固定的同性恋对子总是不能长久的问题时，被调查者所列举的五条原因中的第三和第五条其实是当前条件下社会道德原则的产物：是社会的不容使得对子不能长久；是同性恋者只能“暗中活动”才会产生所谓的安全问题——而这种“灰色”的行动方式也是社会的不容造成的。

又比如说，相异点的第三条所谓“忌妒心的重要性比在异性恋爱中要低”。从书中记载的调查对象的表述中我读到的也是因为社会的不容。因为社会只承认异性恋，所以同性恋者的感情往往没有结果。试想，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所付出的感情不会有一种为社会所承认的结果（比如结成婚姻关系），那么他或她还会特别地珍视感情吗。我想或多或少会打些折扣，因此忌妒也自然没那么强烈了。

再比如说，相异点的第四条更是社会的构造。“同性恋爱一不可能组织家庭，二不可能生育子嗣”这个被作为前提的陈述本身就有问题。能不能组成家庭是以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为转移的，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允许同性恋结婚了；生育子嗣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借腹生子”的方式来解决的（当然生育后对于后代的社会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它所推论出的“显示出一种更加纯粹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性质”，它的原因与我对忌妒心理不强的原因的理解相似，都是一种无奈选择。如果同性恋在事实上真的与异性恋平等起来，同性恋者身上同样可以也必然会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那么继续“纯粹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交往方式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也就不再会成为同性恋交往当中流行的方式了。同样，当同性恋在事实上真的与异性恋平等起来到时候，同性恋的结合也同样会带上各式各样的功利的色彩，比如成为改变社会地位、拥有财富的特殊渠道（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古已有之，刘恒宠幸邓通，赐给他开采铜山自铸钱币的权力，邓通因此富比王侯，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那时，同性恋者择偶的社会属性考虑必然会上升。

因此，同性恋现象当前的形态、同性恋者当前的生活状态和方式绝大部分责任应该归咎于社会的不容。到了社会足够宽容的时候，相信像“（男同性恋者）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是真正的男人要的是真正的女人”这样无奈的矛盾和尴尬应该会迎刃而解。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同性恋者在产生后代（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以后，该怎样对他们的后代进行社会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社会化，都将会对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的比例和未来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产生时间上，究竟是同性恋（或至少是同性性行为）在前还是异性恋（或至少是异性性行为）在前，就性行为来说，从逻辑上应该还是异性性行为要早一些，因为同性性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肛交，这是对异性性行为模仿的结果。而且，生物的不断繁衍才是某一物种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之一，因而异性性行为应该是早于同性性行为的。另外“动物学研究发现许多灵长目，如猕猴属、狒狒属、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性行为”，但是“不少灵长类动物中的同性性行为，其内容主要不在于性而在于以这种动作表示自身对对象的统治地位，或者是以同性对象加强联系为其目的的”。早期人类估计也差不多吧。至于涉及感情的同性恋现象，则应该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结果了，而且也应该发生在异性人类之间产生感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