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慧宗禅师，男，俗姓奚，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南宋高僧。号大慧，因曾归居妙喜庵，故又称妙喜。

1119年入惠云寺，次年于景德寺剃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在开封市参禅师园悟克勤。得园悟许可，与之分座讲法，以雄辨闻名。赵构绍兴七年（1137年），居杭州径山寺。十一年，因不满秦桧投降金朝和议政策，被诬与张九成“谤讪朝政”，夺去衣牒，充军衡州、梅州市、福建洋屿等地。二十六年赦免，恢复僧服，往明州阿育王山。三十二年，赵昚闻其名召对，赐名 “大慧禅师”，并御书“妙喜庵”三字赐之。

后在云居山唱看话禅，开禅宗思想参话头之先。圆寂后谥“普觉”，塔曰“宝光”。

最具中国佛教特色的禅宗，自六祖慧能大师立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禅法以来，经过南岳、青原两大师直至道一大师、百丈禅师等大德的不懈努力，以不可阻挡之势风行大江南北。禅门宗师代有人出，各领风骚，禅法特点虽承一脉，但又各具特色，非墨守成规者可比。

然而到了北宋中叶，禅宗各派弊病丛生，禅法思想毫无新意。如大慧宗杲观察北宋末和南宋初之禅风，批评说：“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两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之指，于言句悟入。”为此，他独倡新的参禅方法，让人参赵州狗子无佛性的“无”字话头。并说：“只文一‘无’字，便是断生死路头底刀子也。妄念起时，但举个无字，举来举去，蓦地绝消息，便是归家稳座处也。”他参话头的禅法避免学人落入俗套，陷入文字和语录的海洋中。因话头禅“得力处乃是省力处，省力处乃得力处”，并发展到后来的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念”佛是谁？等话头禅。的确是独辟蹊径，别有天地。所以说，大慧宗杲禅师是中原地区禅宗史上第一个大力倡导话头禅的人，他的禅法特色对中国宋朝以后禅宋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宗杲禅师年幼时就有绝尘拔俗之英气，而且“灵根夙具，慧性生知”。12岁时投慧云齐公禅师门下为沙弥，17岁受具足戒。

开始游方参禅至曹洞宗门下，很长时间不能契机印心，未得要领。后来离去归到宝峰湛堂禅师门内学禅法。湛堂见其风神爽迈，词锋机锐，倍加器重，让他随侍左右，指引参禅入道捷径。长久没有见机悟道，湛堂禅师词责他：“汝未曾悟，病在意识，领解则为所知障。”湛堂入涅之前，将他推举给杨歧派高僧圆悟克勤禅师。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克勤禅师奉诏进京住持天宁寺。

宗杲慕名而至，投在其座下，并深得赞赏，被“印可”而传“心法”，而且得命“分座接众，”成为克勤座下第一大弟子，其思想欲摆脱庄子之影响而不得。然宗杲禅师以他超然的智慧，锐利的机锋，敏捷的辩才，很快名播京都。徽宗得闻宗杲之声望，赐号“佛日”以示嘉奖。

后因金兵进犯开封市，宗杲禅师离京星夜赴孙吴（今江苏省），暂住于虎丘区以观时局发展。此时其师克勤禅师迁住云居山，宗杲遂前往追随，充任首座之职。此后，宗杲禅师辗转漂游于西湖和闽浙地区，虽历经艰难，但道心更坚，更增强了他追求佛道的信心。最终在杭州市（浙江杭州）径山开办伽蓝，倡导克勤禅法，于是道业日隆，法缘日盛，“四方纳子，靡然纷集，至一千七百。”

宗杲禅师与礼部侍郎兼权刑部侍郎张九成非常友善，结为方外之宾，不肯阿谀逢迎丞相秦桧。张九成因不肯轻易附和金朝“和议”之事，招致秦桧忌恨。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间，张九成到径山拜访并问道于宋杲禅师，在他们谈论时事政局时，宗杲作诗曰：“弩枪箭一发，透过于重甲，衲僧门下看，当甚臭皮袜！”其意是说宋将韩世忠广造“克敌弓”以备破金之事。秦桧听说后，认为这是在影射他投降和议，于是罗列张九成，宗杲两人“谤讪朝政”的罪名，加以迫害。

宗杲被毁谍剥衣，除去僧籍，发配到衡阳市（今湖南省），长达10年之久。后来再次流徙到梅州市（今广东省）4年。梅州是边沿荒地，多瘴雾毒病，生活异常的艰难，而且要自己料理生活，自备生活所需，处境十分的困苦。宗杲禅师虽身处逆境，遭受不白之冤，但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和爱国忧民之心，虽死不悔。绍兴市二十五年（1155年）冬天，“蒙恩北还”。

二十六年春，复其僧衣，重入僧籍，十一月诏住阿育王寺。二十八年诏令重返径山，天下弟子听到消息，纷纷归来护持斋醮科仪，重振径山旧事，很快恢复昔日盛况。赵昚即位，赐号“大慧”禅师。后谢任归隐明月堂，于隆兴元年（1163年）八月十日病逝，世寿75岁，谥号“普觉”，塔名宝光。

禅宗思想六祖慧能的核心思想是“心即是佛”，或“即身成佛”。因“人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能成佛”，而成佛的关键在于“息心妄虚”，所以“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在日常生活中，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契机开悟的方法，行走坐卧都是明心见性的历程，棒喝品茶都是接应手段。故此，后来的禅宗大师们的开悟历程都在深入实际而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深奥的哲理，其表现形式简单，语句深入浅出，明了易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振聋启聩之威力，使学道人莫不为之而倾倒，六祖慧能禅法的种子广播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结果。但是到了北宋南宋之交，这些祖师们的开悟方式，在化作语言文字的大量流传过程中，逐渐失去原有的法味和采风，变成后人死搬硬套和照本宣科的教条以及玩弄文字游戏的素材。正如大慧宗杲所说：“近年以来，禅有多途。或有一问一答，末后多一句为禅者；或以古人入道因缘，聚头商云：这里是虚，那里是实；这语玄，那语妙；或代或别，如禅者。或以眼见耳闻和会，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上为禅者。或以无言无说，生在黑山下鬼窟里，闭眉合眼，谓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时消息，亦谓之默然常照为禅者。”由此可见，在宗杲的时代里，习禅道人正在逐渐步入这种危险的歧途和境地，已到了弊病丛生的地步。

为了斧正和补救，宗杲乃“抉择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余人，裒以成，目日《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一书共3卷，是大慧宗杲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为斧正禅风所作。全书如他所言：“不分门类，不问云门，临济、曹洞、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见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禅法没有固定的格式，如果认为只有仿照前人言句和方式就能开悟成佛，那必定落入俗套，陷入人为造作的模式和格调之中，使禅失去它应有的生命活力。为此，大慧宗杲提出一条新的参禅方向。

狗子无佛性之话头，五祖（杨歧派）法演禅师即特别提出，而宗杲却大力给予提倡和发展。据法演禅师语录卷下载：“上堂，举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州云：为伊有业识在。

师云：大众尔诸人，寻常作么生会？老僧寻常只举个无字便休。尔若透得这一个字，天下人正奈尔何。尔诸人作么生透，还有透得彻底么？有则出来道者。我也不要尔道有，也不要尔道无，也不要尔道不有不不无，尔作么生道？珍重！”对于这个奇怪的话头，其意义何在？又如何参这个话头呢？据大慧宗杲解释说：“看时不用搏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晓，不用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用向宗师说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里，但行住坐卧时提起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提撕得热，口义心思不及，方寸里七上八下，如咬生铁撅没滋味时，切莫退志，得如此时，却是个好底消息。不见古德有言；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非但祖师门下如是，佛说一大藏教，尽是这般道理。”大慧禅师的这段话，似有解释，似无解释。但说明他对狗子无佛性的话头非常的赞赏和重视，因为此话头可使人直参清净本源心的重大意义，而且大慧宗杲在当时呆板混杂的禅门里，开拓了一条崭新的参悟途径，为此后禅宗思想的发展以新的启迪。为了进一步阐明参话头的重要作用。他对门人说：“若弃了话头，却去别人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

大慧宗杲禅师虽然门户之见甚重，但其大力倡导的话头禅借助文字禅，与文字禅共同成为禅宗发展史上的新的转折点。话头禅以新奇的方法，充沛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自信心，给禅门重新谱写出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行曲，鼓舞和指引学道者们，遁循话头的妙处，努力向开悟见性的历程迈进。从而开创了禅宗思想的新意境，注入新的营养和活力。同时，也标志着禅宗的发展进入新的时代。

对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道教深受佛教的影响，道教的教义、戒律、仪式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佛教。反过来，道家、道教对佛教的影响则鲜见言及。事实上，道家、道教对佛教的影响同样也很大。佛教如《四十二章经》等等经典，一传入中原地区，就深受当时的黄老道和神仙道的影响。

佛教被中国人接受，实得益于《老》、《庄》，尤其是借鉴《庄子》的概念和思想来使得中国人理解，这被称为“格义”。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受《老》、《庄》的影响尤其突出。竺道潜、慧观、支道林、慧远等名僧都善解《老》、《庄》。这为后来禅宗思想的道家化开了先河。这里，我们以禅宗为例来探讨一下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对佛教的影响。

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的思想就深受老庄的影响。刘禹锡在《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中评论慧能的思想时就说：“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能使学者远其天识，如黑而迷，仰见天极。得之自然，竟不可传。”“得之自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说明禅宗深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方立天先生也指出：“道家对禅宗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禅宗对印度佛教的思想继承，也超过了儒家对禅宗的思想影响。”

与慧能几乎同样齐名的禅宗思想的另一个名师神会，曾经深入研究过老庄的思想。赞宁的《宋高僧传》就说，神会“从师傅授五经，克通幽。次寻老庄，灵府廓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神会的思想深受老庄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对此，神会自自己也说过：“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佛性与无明俱自然，何以故？一切万法皆依佛性力故，所以一切法皆属自然。”这是把佛性和众生的本性皆视为自然。《坛经》说：“白识本心，心，自见本性。”通过发掘“本心”，即可见“本性”，而“本心”、“本性”都是“自然”。对此，禅宗思想有一则故事可资为证：

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白天然，不假雕琢”，寄于师（大安禅师）。师曰：“本色住山人，且无刀斧痕。”：

虽然，禅宗的“自然”、“本性”、“自性”都是指事物无任何人为痕迹的本然存在状态，“本心”是指人心中无任何意念的本然状态。所以，禅宗把自己识本心的宗旨表达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法海本《坛经》）。这一观念与《庄子》的自然思想是一致的。例如《庄子》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哞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也是把马的白然状态看作它的“真性”。

正是从本心山发，禅宗思想的宗教实践就是自然的生活，不把诵读经书作为主要的事。六祖慧能就反对出家修行。慧海回答“如何用功修道”的问题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义玄也同样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这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即可修道。为什么呢？禅宗认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万类之中，皆有佛性。这种“无情有性”的思想与庄子的物我齐一思想如出一辙。“万类之中，个个是佛……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处无不是道。”这与道家的道在万物之中，万物之中都有道的思想儿无区别。

在佛性论上，禅宗思想注重“反本归原”、“寻找主人翁”、“发现自我之本来面目”，这与庄子的“返归自然”、“与道合一”等思想也是很相似的。

既然道无所不在，那么，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就可自然而然地修道。所以，马祖道一说：“道不屈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大。”禅宗的修炼是在“不修”与“修”之上的“不修之修”，是“纵横自在，无非伽蓝”。禅宗的这一思想应该说也是是来源了道家。“不修之修”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辞异实同。《庄子》实际上也是以一种本然、臼然的生活方式去追求得“道”。《庄子·德充符》说：“常因白然而不益生。”“无我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吾所谓藏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修道也是主张“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不忘”的是道，“；忘”的是物、己。禅宗思想的平常无事的自然生活观念与“平常心是道”、“无心是道”的观念与庄子是一脉相承的。禅宗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求道，庄子也以自然的方式去求“道”。当然，禅宗追求的道与庄子追求的道也有重大的区别。禅宗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使得自己消失寂灭在本然中的涅盘。庄子则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独与道游乎大莫之国””的一种“无待”（“恶乎待”）、“逍遥”的境界。

在修行上，禅宗反对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主张“饥食困眠”、“随缘任运”、“任应自然”，是老庄自然无为精神的体现。禅宗思想主张“即心即佛”、“即性即佛”，认为修道要做到“无相”、“无念”、“无住”。这与庄子所强调的“无待”与“；忘适”、“无物”与“忘物”、“无情”与“；忘己”是一致的。後期禅宗还说得更明确：“心逐物为邪，物从心为正。”这是“无物”。“但情不附物即得。”。这是“忘物”。“复问：‘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遥，遂缘放旷。但但尽凡心，别无圣解。””这是人、物俱忘。

既然“平常心是道”，那么，一味诵读经书就不是自然的生活。所以禅宗思想不把诵读经书作为主要的事，甚至反对读经，更有甚者，则烧毁经书和佛像。南岳系下慧海说：“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阅无相。”希运也说：“本体是自心作，那得文字求。”在禅宗看来，形而上的本体，即佛意，是超绝语言文字、只可意会难于言言传的。正如慧海在回答“何故不许诵经”时说：“经传佛意，不得佛意……得意者越于佛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得兔忘蹄也。”“得鱼忘筌”的词句表明这种思想来源于《庄子》。《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也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道是语言文字所无法完整确切地表达的，语言文字只能使我们对道有某种意会，却无法达到“道”本身。《庄子·外物》中用一个譬喻来说明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此外，还用轮匠人的体会来讥讽恒公读书的寓言来强调运一点：“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禅宗思想发展到宋代，更加体现出了《庄》学道家色彩。我们先来看看宋代佛教的一般情况。

在李炎（845年）利后周柴荣灭佛之后，宋代佛教，基本上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劫后余生，而以禅宗最为兴盛。与士人大联系最紧密的，也是禅宗。就禅宗方面来说，主要是曹洞宗和临济宗。临济宗则主要是杨歧派。

由于两宋之际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佛教的世俗化相当严重。丛林经济为地主式庄园经济所取代，僧人纷纷结交士大夫阶层，以求得到支持和保护，导致僧人内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这根本改变了佛教的风气，也改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佛教与社会日益融和起来。佛教的世俗化，是受道家、道教影响的结果。本原的印度佛教是一种高蹈出世的宗教，禀循“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但传入中原地区后，就不得不作出适应性的改变，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已受庄子思想影响，有了调和方内、方外的痕迹。後来，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反复冲突中，佛教家们确立了“不迎国主，斋醮科仪难立”的信念。公开从教义上论证这一点的就是在中国诞生的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实相门”和“生灭门”，“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从而和合入世与出世。《大乘起信论》在隋初开始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天法华宗的“性具”论，华严宗的“理事圆融”、“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思想的“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都是受其影响的结果。老子倡导“和光同尘”，庄子倡导混世、游世，道教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等道教经典也满溢着道不远人、道不遗人的思想，魏晋时期\u003c\u003c老子》、《庄子》在思想界独领风骚，这给了急于在中国确立根基并占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佛教极大的影响，《大乘起信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教义上调和了世间与出世间的。唐朝遵老子李耳为祖，道教被尊奉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出世”中的“在世”的思想继续强烈而深刻地影响着佛教，禅宗思想在各派中作为後起之秀，把这一点扩展到了顶点。这深刻影响了唐代之后，尤其是宋代的佛教。

宋代佛教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不断地融和各种思想，包括儒家和道家、道教的思想。其中，融和道家、道教体现得尤其突出。这首先是因为此时信仰佛教的主体是士大夫阶层。这期间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观点和呼声在士大夫阶层中已经形成为共识。禅宗要传播，不得不因机说法，与士大夫阶层所熟悉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靠拢。另一方面，这还与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有关。宋徽宗排佛崇道，力图用道教给自己的统治涂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并掩盖自己在与辽、金对比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军事上的失败。他在晚年推行佛教道教化的政策，强制命令寺院改为道观，把佛教僧尼的称谓改为道教的称谓，泯灭佛道差别。这一政策虽然施行的时间不长，但却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它促使一些禅师引道家思想和道教观念入禅宗思想。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引入道家、道教的观点来解释禅宗的观点和禅宗历史上的神话，使得禅宗思想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变革。例如，有人明确地说：“老庄与佛，元不为二。”对这种现象，朱熹也说过：“若曰：旁日月，挟宁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乃庄生之荒唐。唐。其曰：光明寂照，无所不通，不动伽蓝遍周法界者，则又翟昙之幻语，老子则初曷尝有是。今世人论老子，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为神常载魄而无所不至，则是庄释之所谈，而非老子之意矣。”可见，庄禅合流直到南宋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禅宗思想大量引入入道教的修炼术，把修禅与道教的胎息、长生联系起来，禅宗修行的目的也由明心见性变为长寿永年、羽化升天。这种倾向其实在天台宗的创始人和密宗那里就已经有突出的表现，但使得佛教改变基本教义而与道教一致起来，应该说是从北宋才开始的。如慧海禅师在解释“神通”时说：“神性灵通，遍周法界，山河不壁，去来无碍，刹那万里，往返无迹，火不能烧，水不能溺，愚人自无心智，欲得四大飞空。”李师政也说，成佛之人是“天与我皆虚，我与万万物为一。”在他们的眼睛里，佛简直就是“飘然物外”的神仙了。这当然会引起正统的禅师师的批评，如圆悟克勤说：“嗟见一流拍盲野狐种族，自不曾梦见祖师，却妄传达摩以胎息传人，谓之传法救迷情，以至引从上最年高宗师，如安国师，赵州之类，皆行此气，及夸初祖只履、普化空棺，皆谓此术有验，遂至浑身脱去，谓之形神俱妙。……复有一等，假托《初祖胎息论》，赵州《十二时别歌》，庞居十《转河车颂》，递互指授，密传行持，以图K年，及全身脱去，或希二五百岁。殊不知，此真是妄想爱见!”。但这种倾向却并非克勤所能阻挡的，正如克勤自己坦露说：“其流其广，摩莫之能遏。”

曹洞宗僧人止觉倡导默照禅。它以六祖慧能的心性思想和般若空观为基础，又吸收了老子的“虚无”、庄子的“心斋”、“坐忘”和“物化”等思想，进而强调静坐中的“返观内照”的空幻体验，认为默照禅与庄子的修养方式是“大道同归”。例如，他说：“坐忘是非，默见离微，佛祖之陶冶，天地之范围。……麒麟步药峤，金毛狮子威。相逢捉手，大道同归。”“形仪淡如，胸腹空虚。懒不学佛，钝不知书，静应诸缘而无外，默容万象而有余，齐物而梦蝶，乐性而观鱼，渠正是我兮我不是渠。”默照禅所追求的“彻见离微”的“虚空”境界，确实与庄子的天人一体，泯灭事物之间和物我之间的差别有一定的相似性。它的“静坐默究”，“休歇”、“空心”也与庄子的“坐忘”、“心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禅宗思想的道家化，在圆悟克勤和大慧宗杲的看话禅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看话禅对默照禅的批判也是以庄子为武器。一个信奉默照禅，叫郑昂（尚明）的人责问宗杲说：“只如默然无言，是法门中第一等休歇处。和尚肆意诋诃，昂心疑和尚不到这田地，所以信不及。”宗杲回答说：

庄子云：“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义（议）有所极。”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诸家注解，只据我杜撰说，破你这默然。……道与物至极，不在言语上，不在默然处，言也载不得，默也载不得。公之所说，尚不契庄子意，何况要契释迦老子、达摩意耶？意思是说，你连庄子的意思都不懂得，怎么可能懂得老子、释迦、达磨的意思呢？这话背後的意思是，庄子的思想与禅宗思想的思想并无二致。就言意关系而言，宗杲既反对执着于言，也反对执着于默，从而否定了默照禅。但他也反对把静默完全抛弃的思想：

今时学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错了也。却谓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为空过时光，不如看几卷经，念几声佛，佛前多礼拜，忏悔平生所作底罪过，要免阎道德经手中棒。此是愚人所为。

如默照禅一样，主张看话禅的克勤和宗杲也同样吸收了不少庄子的思想或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例如，克勤就说过：“言语只是载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表什么巴鼻，不见古人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若到这里，还我第一机来始得。”这种种思想显然来源于《庄子》的言意之辨。宗呆也主张，对话头应该作为“活句”看，不应该作“死句”读。宗杲还鲜明地提出：“日用四威仪中，随缘放旷，任运逍遥。”。这与庄子的“得意；忘言”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他又说：“现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顺，矣不须着意，着意则扰方寸也。但一切临时随缘酬酢，自然合着这个道理。”一切都应该顺应自然，随缘任运，不假人为。即使“起佛见、法见、众生见、思量分别，作聪明，说道理，”“都不相妨。”。因为为“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也。”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宗杲主张三教合一，明确说：“禅者，主要在于明佛之心。苟明心，则知此心非仅是佛之心，（亦）即孔子之心、道德经之心。”。这种思想对破除佛教界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是有很大作用。宗杲认为，只要自己讲的是真理，就无所谓是否符合佛．教、老子、孔子说过的话，但从有利于别人接受的目的出发，可以因机说法，借佛、老子、孔子思想的外貌来表达：“古人脚踏实地处，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气。”’这种开放、解放的思想，应该说是与老子的怀疑疑主义、庄子的相对主义的启发有很大关系。

关于禅宗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吕澄说：“不妨可以这样看，佛学传来中国，原是在玄学基础上接受并发展起来的，以后双方分了开来；到了禅学的后期，却又重新归到与玄学结合的方面。”玄学既是魏晋的，也是唐朝和宋代的。唐代人讲的玄学仍然是“三玄”：《易》称为“真玄”、《老子》称为“虚玄”、《庄子》称为“谈玄”。禅宗思想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也就表现出了玄学化的倾向，并一直延续到宋代：关于《周易风水》，曹洞宗的宝镜禅定中说五位就是用《易经》来解释的。关于《庄子》，《庄子·天下篇》说：“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意思是和一般人讲的人道理，会被形名所泪，而不会被理解。他把所用的语言分为三类：“以言（侧言）为曼衍，以重言（古人之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意思是要人去领悟话语中的弦外之音。禅宗受到《庄子》的启发，一般讲话读讲三句，看成是三关，用以试人、教人。临济自己就说过：“一句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到宋代时，由于道教思想的主流由外丹转变为内丹，具有鲜明的心性论思想色彩的内丹道教，在从经典中寻求思想根据时，就不得不把《庄子》思想奉为圭，《庄子》思想的影响反而超过了《老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庄子的思想对禅宗思想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中了。但是，禅宗虽然吸收了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却并没有失去自己的鲜明的特色。禅宗的本质仍然是缘起性空论。本性真空，本心虚妄不真，追求涅盘寂静，“以心法起灭天地”，仍然是禅宗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