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商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辉县市，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特别行政区，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深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是已经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并在铭文中最早出现“龙”字。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商子龙鼎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在商子龙鼎内侧的器壁上，清晰地铸有的“子龙”二字铭文，商子龙鼎的名字由此得来。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深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商子龙鼎是已经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保存品相完整。

商子龙鼎为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

商子龙鼎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

商子龙鼎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

商子龙鼎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商陈文龙鼎内壁近口缘处铸刻有“子龙”二字铭文。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商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已经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除了铭文中出现龙的形象，从商子龙鼎上腹部的纹饰中，也可以发现对龙的描绘。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商子龙鼎很可能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

商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安尼普株式会社倒卖到，之后一直未曾露面。2004年6月，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原地区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中国商代的青铜大鼎——商子龙鼎。重宝商子龙鼎惊现日本的消息，立即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陈佩芬曾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商子龙鼎。

2005年底，商子龙鼎被一位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来到香港，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商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商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商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中国代表以480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将商子龙鼎征集回国。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商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商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发表了李学勤、陈佩芬、朱凤瀚、郝本性、吴镇烽、高至喜、王冠英等专家的一组文章，对该鼎时代及其铭文内容进行了研究：

参考资料：

2006年4月，商子龙鼎征集回国后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同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商子龙鼎首次与中国观众近距离接触。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商子龙鼎在内的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目录，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

2021年9月，商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三尊商周时期大型圆鼎联袂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是国家的象征，商子龙鼎作为目前已经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作为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它与最大的方鼎——后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龙是华族的图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商子龙鼎中发现的最早“龙”字铭文，为这一国之重宝，增添了非凡的文化艺术魅力。商子龙鼎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几千年来，一言九鼎、扛鼎拔山的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也在持续滋养和浸润着民族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