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满有（1893年-1959年），男，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至延安务农。1935年，参加游击队。在大生产运动中，因开荒打粮成绩显著，曾是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中共政权树立的大生产运动的典型。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与解放军在陕北地区征战年余。在此期间，国民党意外地俘虏了吴满有，迫使他投降。吴满有被逼替国民党写自白书，在南京记者会上公开认错，支持蒋介石。从此，这位被塑造成完美形象的劳动模范消失。

1928年因逃避灾荒，移居延安市柳林吴家枣园。1934年土地革命后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而致富。1941年在缴纳公粮后还有一半盈余，并购买了不少公债，引起注意。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作者莫艾），全面报道了吴满有的先进事迹，得到朱德的称赞。他被命名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作者为李锐，李因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因为当时吴“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已经属于富裕农民。这篇社论曾经受到质疑，指“吴满有方向”是富农方向。但受到高层肯定，吴也被视为值得提倡的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吴满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同年2月24日后（一说同年8月边区庆祝军民大生产胜利庆功大会上），又应战安塞区劳动英雄杨朝臣，展开劳动竞赛。此事引起中央高层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部队积极响应竞赛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开展生产大竞赛。吴满有因此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

他的名字在《毛选》、《邓选》中被多次提及，还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边区农业战线的“吴满有运动”和工业战线的“赵占魁运动”，使两人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两面旗帜。吴满有是毛泽东的座上宾，毛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

1946年春节后，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老师，让后者跟随吴学习种地。

1947年青化砭大捷后的祝捷大会上，吴满有自愿加入解放军后勤部门，任王震任司令员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5月8日在宝鸡战斗中被俘，是俘虏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被押解到南京。同年7月20日他在中央社和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注：此处有争议，另一种说法认为吴满有并没有叛变）1949年，吴满有返回延安市。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几个月后，举家迁回老家横山。1959年因病去世。

2006年吴的侄子吴凌云筹资修复了毛岸英拜师学农时居住的旧居。

成名背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维

据史料记载，吴满有为陕西横山人，1928年来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棘园，因擅于农耕和经营，逐渐致富。他响应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积极购买公债。简单地说，吴满有的才干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勤奋苦干，从实际工作中累积生产知识，有效提高生产力；二是对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十分敏锐，善于营造有利于生产致富的外在环境，这意味着他不仅能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能缔造政策的实践典范。这两种才干经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让吴满有成为延安市家喻户晓的人物。

1942年，为了对抗中国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严重粮荒问题，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活动，为实现自给自足而努力。这段时期的农村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务实灵活的思想。其重点是，既然生产为首要任务，那么生产就应置于分配之前。应同意农民保留生产所得的财富，以奖励其生产意愿。这种富民政策等于是同意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在生产技能以及财富创造上起带头作用。更深一层看，这项政策等于是承认物质刺激对于生产的正面意义；哲学上来说，就是确认人性对财富的自然渴望。这项命题在今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对于当时提倡牺牲生命以实现大公无私社会的共产党人而言，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灵挣扎，并延伸为激烈无情的路线斗争。尤其在艰困的革命岁月中，为了将最小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人抱着献身的精神，过着极其简单的物质生活，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任何人经由生产将财富据为己有，显然与革命道德格格不入。

革命情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为革命实践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他从江西苏区时代就提出的一贯主张，当时曾遭到批判，一直到延安时期才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精髓在于，尽管在分田政策中对地主仍进行清算斗争，但不杀害对方；相反，对于积极配合，进而加入劳动队伍的地主给予鼓励。至于生产绩效高的富农，不仅同意其保留财富,，甚至树为典型，发展入党，提拔为干部。种种鼓励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能。实践证明，陕北地区的农村建设不仅刺激了生产，也团结了人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成功。

吴满有的典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树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几次公开谈话中，高度肯定吴满有，要求向吴满有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事迹作了长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诗人艾青则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边区还生产了“吴满有牌”香烟，拍了吴满有的电影……种种歌颂和宣传，将吴满有推向高峰。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超级明星”，毋宁说是为了革命的社会情境而形塑的结果。这一情境透过报道、公开表扬、诗歌、美术、戏剧、电影、口传等形式，使得一个个神话般的典型描绘凝结成的坚定信仰，充满了目标感与幸福感。其实，就吴满有本身而言，还牵涉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即自私的物质刺激与无私的精神奉献如何有机地结合，成为创造幸福社会的动力。

1948年9月，被幽禁的吴满有，吸一口香烟，表情默然，延安市风光的日子恍如隔世。

对中国人而言，这并非学术的课题，而是1949年后痛苦的摸索与实验，涉及了千千万万人的青春与身家性命。最极端的时候，富裕被当成罪恶，饥饿被说成快乐。直到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延安时期曾有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务实思想才又卷土重来，并实现了新的成就。

被俘

另一方面，尽管延安时期的农村经济建立在务实的思想上，但它毕竟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革命的目的。作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吴满有被宣传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替自己谋福利的本事，而更在于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联系上乌托邦情境，洋溢着幸福感，令人神往。这是真实的吴满有，还是革命者想像的吴满有呢？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并被任命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年余，不料在1948年5月陇东战役后遭中国国民党俘虏。后经由其他战俘指认，国民党确认这名战俘就是在延安红极一时的吴满有，如获至宝，立刻押送南京。

在监狱里的表现

第一种说法：到了9月间，吴满有与另一名在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的杨经曲(曾任新四军5师15旅旅长等职)，一起被安排参加了由南京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吴满有还被安排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公开谈话。

第二种说法：1995年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执笔人、武汉大学校友李锐公开撰文，认为吴满有并没有投敌，这个被历史的尘埃封存许久的昔日明星，才再度跃回人们的视野。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指出，中国国民党在广播时做了手脚：“自己是吴满有，共产党对穷人好。”吴满有刚说出第一句话，就被一个姓吕的国民党军官一把将他推开，由青训第一大队训育干事汪铿清代讲，因为汪是陕北人。此时，坐在旁边的就是杨经曲。吴满有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捎话：“如果听到广播的话，那是假的，不是自己本人。”1949年国民党在撤退之前，释放了吴满有和杨经曲。1950年3月吴满有回到宝塔区柳林乡家乡，一提起被俘后的事就以泪洗面地说：“不能提，冤枉事一肚子装着。算了，不提了。”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乡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吴满有党籍。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个人不入社，他一个人在山头放着羊。吴满有曾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回音。1959年3月，66岁的吴满有含冤去世。

相关文艺作品

艾青长诗《吴满有》解放区第一部故事影片《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

石鲁版画《群英会》

事实上，1948年国军已节节败退。吴满有被俘时，占领延安一年的胡宗南部，已被迫撤出了延安。而吴满有发表屈辱性的“自白”时，解放军已在孟良崮击毙国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洛阳市俘虏国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在陇东击毙国军第76师师长徐保，在临汾市俘虏了国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梁培璜，在襄阳俘虏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在济南俘虏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至于其他被俘或自动来归的国军旅级军官更是不计其数。相反地,中国国民党只能举出寥寥数名被俘旅团级的共军干部，他们大多不是因部队被歼而遭俘，而是在转移中因故跟不上队伍而落入敌人之手的。国共双方战俘军阶和人数的悬殊对比，反映的自然是战局的现状与大势。吴满有投降时，三大战役已开打在即，国军精锐顷刻尽失。当然，这些早已是今天的历史常识了。 因此，吴满有的被俘和自白，对于国共内战既无实质亦无象征作用。不过，这件事仍在许多人心中勾起了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是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象征，为何没有革命者理所当然的表现，例如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呢？然而，或许这盆冷水可以让后人稍微清醒一些。事实上，只要虚心面对历史，查阅多方数据，就可清楚发现一个事实。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过去曾多次被表彰的参议员、劳动英雄等人士,应中国国民党的要求公开讲几句应景话者，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的姓名、照片、谈话，都刊登在当年的主要报刊上。胡宗南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专访时说:“本地共产党员对他们很好的。”他的统治方略是运用边区原有社会治理架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原来共产党所表彰的地方模范，一旦转变立场，自然也就成为胡宗南掌控和称许的地方模范。而且在占领延安一年内，胡宗南并不刻意去追查过去的事，所以这个架构也没有出大问题。严格说来，这跟毛泽东十三年前初抵延安时的社会治理思维十分相似，即尽量不更动本地的社会结构，以安抚人心,团结地方。历史上，中国执政者在权力更替时面对地方治理问题，有着相似的表现与智慧，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六十年后重现的珍贵影像

这里不妨做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实假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有生产技能和生意头脑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一些更聪明的人掌握了大趋势，不仅创办名牌，也配合政府政策，捐助社会公益,支持各种爱国主义活动。然而，来自延安市时期的吴满有注定只能留在那个时期,忠于那个时代的脚本，所以一旦真实的他现身时，就难免勾起了过多的叹息。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吴满有的故事津津乐道，不断努力地挖掘关于他的材料。唯一的缺憾是，吴满有的照片却几乎一张都没有了。原因是，过去延安经常可见的吴满有的照片，中国国民党来时清过了一遍。随着吴满有的投降，共产党回延安后又再清一遍，以至于曾经名满天下的吴满有，其形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1949年后,吴满有回到延安市，于1959年抑郁而终。关于他最后的生命旅程，似乎没有留下正式的纪录，一切只剩下“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