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1849年出生于陕西省，是驻守在莫高窟的道士，于1931年去世。

王圆箓因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后流落至酒泉市入道修行，后云游到敦煌市，看护莫高窟，清理洞窟积沙墓。1900年，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自知经卷宝贵，保护经卷责任重大，先后寻找敦煌县令严泽、新知县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等，给远在万里之外的朝廷写过密信，期望经卷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但都没有结果。同时西方文化客纷纷来到中原地区，掠夺中国的文化珍宝。敦煌的大量珍贵文物经过他的简单交易流失海外。

王圆箓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里三件唐拓本之一的李世民行书《温泉铭》，在季崇建著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金石长寿——慎堂藏拓注释与题跋.初编》一书中被提及是现存最早有纪年之拓本。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让6万余件晋朝到宋朝的写本、刻本及各类文物，在封藏近千年后重见天日。这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推动了东西方学者的竞相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一门新兴学问——敦煌学。

王圆箓因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年轻时从军戎守边疆，后流落至酒泉入道修行，成为驻守在莫高窟的一介道士。大约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走进莫高窟，感慨莫高圣境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随后，他定居此地，看护莫高窟，还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清理洞窟积沙。据传，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他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此揭开了莫高窟新的历史篇章。

发现藏经洞后，他徒步数十里，赶往县城找到敦煌市县令严泽，还奉送了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引起他的重视。1902年，王圆箓又向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两番未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酒泉市（今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员廷栋。王圆箓与藏经洞频遭“冷遇”，可俄、英、法、日、美等国却视莫高窟为宝地，从王圆箓处买走洞中大量经书等文物，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王圆箓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里三件唐拓本之一的李世民行书《温泉铭》，在季崇建著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金石长寿——慎堂藏拓注释与题跋.初编》一书中被提及是现存最早有纪年之拓本。

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廷腐败、国家无度。六月，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遗址，八月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京城陷落，皇室出逃。藏经洞发现之时，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之际，国人政治意识上无暇顾及，文化观念上缺乏认知，经济实力上捉襟见肘，致使敦煌市文物惨遭轮番掠夺。

1900年5月25 日，王圆箓在洒扫第17号洞窟时，发现“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

王圆箓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酒泉市兵备道官员廷栋，当时的甘肃省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藏经洞文书开始了最初在国内流散的过程。然而，此时的清代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圆箓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王圆箓与藏经洞尽管没有得到官方足够的重视，但莫高窟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消息却很快就传了出去，一些在中国西北一带活跃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闻讯而来。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在黑水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1907年3月，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市，用假装虔诚的态度欺骗王圆箓，据他自己写的回忆是：“自己之崇奉唐僧，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得到了王圆箓的信任，以四块马蹄银（约二百两）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从王圆箓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当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传晓于全世界时，清朝官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千方百计地窃为己有。因此，偷窃一度成风，敦煌市文物流失严重，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再历浩劫，西方窃贼也接踵而至。1908年，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将藏经洞遗物“翻了个遍”，以白银500两换得6000余卷文言文写本和不少古藏文写本、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及大批绢幡和丝织品。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1910年，清政府终于作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装满6辆大车运往北京保存。但王圆箓大量隐匿文物，而运送途中又被沿途官僚“雁过拔毛”，运抵北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了18箱，仅8000多件，是出土时的五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残页断篇。

1911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350两白银从王圆箓处骗买写本数百卷，还将两身精美塑像卷入行囊带走。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到敦煌市收集了1.8万余卷写本和百余幅绢画，还剥离窃取了第263等窟的十余幅壁画和十余尊塑像。1921年，在苏俄内战中失败的469名白匪军逃窜至莫高窟，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70两银子买通王圆箓，粘剥12幅壁画，带走第328窟的一尊唐朝菩萨彩塑和第257窟的一尊北魏彩塑。1925年5月19日，大获其利的华尔纳第二次来到敦煌，目的是揭取壁画和搬走彩绘。由于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向王圆箓责问此事，使得王圆箓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过日子。当地政府也对华尔纳第二次考察莫高窟的要求表示拒绝。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严密监视下，华尔纳考察团只活动3天便匆匆离开敦煌市。

西方探险者在敦煌的劫宝活动结束。但藏经洞的大部分文献资料早已流散于世界各地。据统计，英、法、俄、日、美、丹、韩7个国家的藏品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有13000多件在大英图书馆，5700多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0000多件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而中国仅存2万多件。

业内人士分析，当时王圆箓将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让他灰了心。二是急着筹款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完成自己的宏愿。三是马尔克·斯坦因的“探险家精神”触动了崇尚唐玄奘的王圆箓，虽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却让了步。简言之，王圆箓贱卖珍贵敦煌市文物是“政府不理、经济需求、信仰吻合”三大原因导致的。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圆箓时说，王圆箓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圆箓低价卖出经卷给马尔克·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圆箓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据《西域考古图记》等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西方人到中国带走文物时，都持有当地官方许可证，且一路官兵保护，一介道士根本就没有能力拒绝他们。客观地讲，王圆箓到达莫高窟时，莫高窟处于“废弃”的无人管理状态，王圆箓四处募捐，清理积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看护莫高窟的第一人”。据考证，“王圆箓生活很清贫，募捐以及贱卖敦煌市文物所得均用在‘功德’上。”（《西域考古图记》评）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有功，但贱卖民族瑰宝有罪。不能因为王圆箓是一介道士，没有经过爱国主义教育和不懂《文物保护法》而为他开脱罪责。王圆箓贱卖经卷的行为，损害的是民族和国家利益，就这一点说王圆箓是民族罪人，不能因他后期做过一些诸如“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大小佛洞，積餘年之功果，費多萬之募資”的善事而改变他的犯罪性质。王圆箓不仅是贱卖国宝的历史罪人，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汉奸”。（经济学者、西北大学教授 李刚评）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种种行为，业内人士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历史罪人论”，一种是“无知黑锅论”。“历史罪人论”者认为，如果王圆箓第一次盗卖文物是上当受骗，那么后来又连续5次以上在17年间继续盗卖文物，这肯定不是上当受骗。“无知黑锅论”者则认为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向当地官员汇报，当时的政府却长达7年置之不理，半路出家的农民道士贱卖文物亦在情理之中。此外，若无引狼入室的中文翻译蒋孝琬，斯坦因不可能凭蹩脚中文从认死理的王圆箓处得逞；后来，马尔克·斯坦因将大量敦煌市文物暂存瓜州县政府达数月之久，也无人过问。再者，保罗·伯希和等人偷运文物路过北京时，还向中原地区官员和学者展示，京城名流谁也没有提出扣留这批文物，还设宴款待，中国海关也一路绿灯……故认为敦煌文物被盗卖，是王圆箓、蒋孝琬和当朝官员共同犯罪的结果。（业内人士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