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首部散文集，于1992年首次出版。

收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余秋雨在世界各国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文化苦旅》借山水风物探求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墨客的内在风骨，启迪世人思索中华文化的历史走向与未来发展。

《文化苦旅》开“文化大散文”之风气，为中国当代散文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指出了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崭新方向。截止2019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苦旅》是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

余秋雨在创作《文化苦旅》之前，已经发布了诸如《艺术创造论》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业界享有良好声誉。但是，余秋雨并不满足于沉迷于书本，此外，余秋雨之所以创作《文化苦旅》这本书还因为受了纽约大学戏剧系知名教授、美国先锋戏剧大师RichardSchechner（理查谢克纳）的启发Richardchechner教授虽然比余秋雨大二十多岁，但仍抱有一颗赤子之心，游历了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Richardhechner教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状态使余秋雨萌发了借着讲学的机会开启一场单身孤旅的想法。

1987年，恰逢《收获》杂志编辑部正搜集有关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的文章，余秋雨便借此机会将自己的两篇文章投递到《收获》杂志中，得到副主编李小林的赞赏。在李小林的催促和比稿下，1988年，《收获》第1期以“文化苦旅”为专栏名，开始发表余秋雨的散文。

虽然《文化苦旅》开始刊载的态势不错，但该书的出版之路却并不顺畅。起初是南方一家出版社想向余秋雨约稿，并获得余秋雨本人同意，但他们却错误判断了《文化苦旅》的价值，“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小册子，”并且要求余秋雨删除部分内容。这让余秋雨感到格外不满，最终双方意思无法达成一致，这件事渐渐告终。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文化苦旅》一书，但先决条件是要放到该社出版多年且有许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中。而余秋雨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员较多，开本太小，显得小气，最终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

当余秋雨在和王国伟的交谈中谈到《文化苦旅》出版的不顺时，王国伟立即表示可以把稿子交给自己。在《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中，王国伟描述了余秋雨书房角落里的书稿，"像一堆废纸，惨不忍睹"。第二天，王国伟就找了一位退休的资深编辑，请他用稿纸重新抄写并仔细阅读全文，并告诉余秋雨如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以加强文化的厚重感等建议。因此，余秋雨又补写了多篇章，《文化苦旅》的书稿也从原来的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书稿正式立项之后，王国伟又抽样调查了一些圈内朋友的阅读情况，反响不错。这更增添了书本出版的信心。

继1992年，首版《文化苦旅》出版后，2014年，新版《文化苦旅》在微信"精选商品"中亮相。相较于旧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为余秋雨30年历史文化散文修订自选集，不仅删掉了旧版13篇文章，还另新增文章17篇，而保留的《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等经典篇目也全部改写、修订。

《文化苦旅》全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共计37篇，包涵《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沙原隐泉》《柳侯祠》《白莲洞》《都江堰》《三峡》《洞庭一角》等篇章。其中《道士塔》《信客》入选人教版初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等。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借中华大地山水物象、大漠荒原为主要载体，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剖析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十分强调文化良知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良知是抵御野蛮侵袭、守卫文化净土的重要因素，字里行间都寄托了他个人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苦旅》富有古典审美意味，但实际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命题，这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品。作者描绘的人文山水并不是陈词滥调，而是通过进入山水之中，寻找其中的人文精神，并表现出深远的含义。例如，《一个王朝的背影》关注文化、历史和人的三者结合，作者高度关注王朝统治者的人格；《西湖梦》则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感知；在《庐山》中，作者反思了几次流行的隐逸潮流；而在《乡关何处》中，则详尽阐释了中国人共有的近乡情怯情感。作者将统治者、下层文人、隐士等中国特有社会角色的性格与心理机制一一描绘，这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现代文人选材眼光独到的特点。

非虚构文学十分强调作者鲜明的介入性，这种“鲜明的介入性”不只是强调作者身体的在场，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以及独立的价值导向。从创作背景上来看，余秋雨正是感到“长时间沉浸于书籍之中，让他感觉与现实生活有所脱离”，才萌发了边走边写的想法。

从叙事角度上来看，非虚构手法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属性，一是平民性，即把普通人、弱势者的日常生活、社会经验作为书写对象；二是社会性，把个人故事或新闻事件放在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文化苦旅》中作者并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视角进行书写，而是将叙事目光下移，以一种仰视的视角以小见大，通过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中表现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

如在《道士塔》中，余秋雨叙述了莫高窟灿烂文化曾流落他乡的失落和现在敦煌文化研究者们内心的悲愤之情。王圆箓只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普通平民，因为贫穷饥饿和无知愚昧让他以极低的价格让俄国人、匈牙利人和法国人带走了大量的文书经卷和绘画。作者用真挚淳朴的语言，表达了让王圆这种随处可见得普通平民肩负起这笔文化重债的无力感。

在《贵池》一文中，作者又从小学校长传承傩戏的视角来审视中华文明史，描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校长如何在民族自我复归意识使然下，重新去捧读古籍文典，在闲暇之余记当地农民所唱的田歌俗谚，决定"听了又听，选了又选，然后走进政府机关大门，对惊讶万分的干部们申述一条条理由，要求保存傩文明"的故事。

《文化苦旅》的磅礴气势可在其文章标题中窥见一二。无论是《三峡》《都江堰》还是《阳关雪》《酒公墓》，都显得十分雄浑壮阔。此外，从内容上来看，如在《都江堰》中，余秋雨以长城为作比，将千百年来人们心中所聚集的、特殊的、伟大的情感转化为展现都江堰工程伟大的手段。通过其巨大的气势，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在见到都江堰时内心的激动。

《文化苦旅》中，韵律和谐柔美的句子不胜枚举。相同的尾韵可以和零散的句子、内容相互链接，渲染散文的氛围感，向读者传达作者的心中所想，维护文章的整体和谐。例如：在《杭州宣言》一文中，对杭州西湖昔日的景象进行描写时，余秋雨先生专门设计工整排列的韵律，一面向读者叙说着西湖今日的风光；一面由历史与现实的景致对比抒发出作者怅惘的情感。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中，一般都采用整齐的局势来形成文章的语言美。整齐的句式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整散句结合；二是，长短句搭配。《文化苦旅》中尽可能的穿插整散句调节文章的美感；如《洞庭一角》中，“一楼何奇，范希文两字关情，杜甫五言绝唱，吕洞宾三过必醉，滕宗谅百废俱兴。儒耶?诗耶?耶??”余秋雨巧妙使用对仗排比，打破历史令人人喘不过气的沉重感，从沉重中写出轻松之感。

美学家蒋孔阳：《文化苦旅》“较之某些泛泛而谈的思想史或文化史，于我心似乎更有戚戚焉”。

作家公刘：《文化苦旅》“品味之所以居高，不从众，有魅力，端赖于作者充沛、厚重、成熟的文化感”。

作家王安忆：《文化苦旅》“不避嫌疑地让散文这种日渐轻俏的文体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的心灵情节”。

作家梅洁：在《我读〈文化苦旅〉——致余秋雨先生》一文中谈及楼肇明多次提醒她一定要读《文化苦旅》。终于，在一次手术后卧床休养时，阅读《文化苦旅》安抚了她的疼痛，“当我出院以后，肉体生命和文学生命将同时获得一次新的诞生！”

作家朱国华：《文化苦旅》向我展现的精神世界远不是自由的和开放的,相反,这洋洋数十万言好像只是用同样的方式，宣泄了同一类情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散文界整体处于沉闷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大散文从文化的角度反思历史、审视社会、探询人文，丰富了当代散文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审美空间和社会感染力。《文化苦旅》开启了文化大散文的先河，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散文”，站在正史的立场上，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评判历史。这类文章的篇幅较长；题材广大；推崇理性，重视逻辑。在《文化苦旅》的影响下，王国伟等人推出“文化大散文”系列丛书，先后发行了《湮没的辉煌》《神圣回忆》《精神守望》《叩访感觉》等散文集，都取得了可观的市场反响。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文学期刊十分崇拜虚构文学。这种虚构崇拜在1985年的文学寻根热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不仅歧视纪实类的文字，甚至对写实性的小说也颇有微词，非虚构常常被视为非文学元素。这也是《文化苦旅》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直到2010年《人民文学》开创了“非虚构写作”专栏，非虚构写作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经过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一股非虚构写作的潮流。

《文化苦旅》虽在崇尚虚构的年代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进入90年代以后，却火遍大江南北，而文中纪实性、打捞历史的文字也是对崇尚虚构文学风尚一次有力的去魅。

《文化苦旅》中，不少篇章入选语文教材，如《道士塔》《信客》入选人教版初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等。该书曾获得了全国金钥匙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被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为30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

《文化苦旅》不仅在中国大陆畅销，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台湾版《文化苦旅》1992年11月由尔雅出版社发表，荣获台湾最佳读书奖，被评选为《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台北金石堂1992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并当选1992年台湾十大畅销书之一。不少批评家和理论家将《文化苦旅》誉为大陆当代散文的“重镇”，是艺术与思想的“精神道场”，甚至认为《文化苦旅》将当代散文的创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2015年，与余秋雨相交颇深的作家白先勇回忆说：“二十几年前，我读到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产生了一种很大的感动和激动。惊喜的是，这本书居然能把那么复杂的中国文化，写得如此完整又如此有深度。我当时想，这本书应该让整个华人世界的读者都来读一读。”

《文化苦旅》的评价毁誉参半。这些争议反映了不同文化人群对新文化现象的不同态度和心理承受能力。

在众多批评声中，有人专挑余秋雨的文章中的“知识性硬伤”，他们认为余氏的文章见识浅薄至极，说的都是些文化常识，完全不配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煞有介事地介绍。也有人把余秋雨的成功归结为商业作秀，认为余秋雨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但他的知名度暴涨与文化界哄抬和自我包装脱不开干系。另外，有人把余秋雨看作传统文化的琼瑶，用琼瑶式的煽情、矫情方式解释传统文化。更有人越出文学批评阵地，敦促余秋雨为“文革”中充任“石一歌”的写手一事忏悔。此外，2008年5·12汶川地震，余秋雨的"含泪劝告灾民"和"诈捐门"事件引发了不少争议，这些争议十年过去，并没有消退，反而成为他被屡屡诟病的主要原因。

《文化苦旅》上市之后，有不少人认为该文“公式化概念化自作多情矫揉造作，材料堆砌古文今译，思想上难以融会贯通。”此外，社会群众抨击余秋雨还有一个原因是余秋雨的多部作品都延续了《文化苦旅》的这种风格，文笔千篇一律，并无特色。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学者文章围绕着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例如李书磊的《余秋雨评点》，胡晓明的《读〈文化苦旅〉偶记》，朱国华的《别一种媚俗》，敬文东的《圆形叙述的黄昏——余秋雨论》等等，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评价了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些讨论涉及中西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学者与媒体关系、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以及散文创作的自我重复和抒情限度等问题，进一步揭示了“余秋雨热”所反映出来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