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的繁荣，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教育交流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东亚地区还是现代中国，都是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1846年冬季，香港马礼逊学堂的美籍校长布朗博士因病返回美国，随行的三位广东省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开启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他们的留学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幼童留美、清末留美和庚款留美。幼童留美阶段，容闳等人抵达美国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1848年，黄胜因病回国，黄宽转赴英国学医，容闳获得资助考入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成为首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855年，容闳回国提出招募青少年赴美留学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1872年，清廷批准了这项计划，并设立了相关机构负责选拔和管理留学生。然而，由于中国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首批留学生未能完成全部学业便被召回。

清末留美阶段，尽管受到清政府的限制和中美关系的影响，仍有少数学生通过自费或跟随传教士的方式赴美留学。1901年后，一些地方开始派出官费留学生，如北洋政府大臣袁世凯选派的王宠惠等人。这一阶段的留美学生数量相对较少。

庚款留美阶段，1908年美国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引发了庚款留学运动。清政府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1909年成立了游美学务处，随后进行了多次庚款留美考试。同时，清华大学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建立也为留美教育提供了基础。民国初期，留美热潮兴起，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有所减弱。抗战期间及战后，留美学生人数虽有所减少，但仍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群体。

1849年，黄宽成为近代留欧第一人。清末中原地区的留欧学生有两种类型：自费和官费。自费学生通常得到教会资助，如王韬、伍廷芳等，他们在欧洲的学习经验成为了国内改革的先锋。官费学生则由清政府派遣，如刘步蟾、魏瀚等马尾船政学堂学员，他们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关键人物。

清末官费留学欧洲的浪潮始于1875年，持续至1897年，其间共有四批次学生赴欧。这些学生回国后，参与了中国海军的建设工作。20世纪初，清政府和各省地方再次发起官费留学欧洲的热潮，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民国时期，欧洲各国也开始实施类似美国的庚款留学计划，中国政府向英法等国派遣了留学生。此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成为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吸引了大批学生前往法国。

1896年至1911年是留日运动的第一个阶段。1896年，清朝驻日公使带领的13名使馆学生标志着中国学生留日的开端。此后，各省开始派遣留日学生，尤其是1901年清末新政后，留日热潮达到了顶峰。留日学生主要集中在法学和军事领域，为后来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培养了大量人才。

1912年至1937年是留日运动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留日学生人数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波动。总体而言，留日学生人数逐渐减少，不再像晚清时期那样高涨。

1937年至1945年是留日运动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留日教育主要分为伪满和汪伪两个部分。尽管日本希望留日学生忠诚于日本帝国主义，但许多学生保持了民族气节，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