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井三郎（1916年8月25日－2000年9月22日），是日本海军战斗机的飞行员（搭乘员）。太平洋战争结束是海军少尉，而最后军阶为海军中尉。战后著有《天空的武士》，中国80年代的《航空知识》也曾予以转载。有人根据其书中的数据，统计击落64架飞机，一度被认为是日本的击坠王，但现在这个说法已经被推翻，他的战绩能够被双方确认的只有30多架，他的排名在日本海军飞行员中大概在第4名左右。

坂井从少年开始已梦想成为飞行员（个人回想）。但由于没有达到海军搭乘员训练进程中所需要的学历（青山学院中等部－高等部－中退），因此曾打消成为飞行员的念头，而后来知道加入海军能志愿成为飞行员，所以当时不理周围的反对，于昭和8年（1933年）5月31日加入帝国海军的佐世保市海兵团，当时年仅16岁。在海兵团完成训练业后后，坂井三郎被派到战舰雾岛及榛名号战列舰上担任炮手。当时海军的主炮二号炮手只需要从事装填，被形容为花形的差事，但坂井仍然以海军飞行员为目标，1937年3月10日坂井终于通过严格的海军飞行员考试并进入霞之浦（霞ヶ浦）航空队，同年4月1日展开人生第一次飞行体验，经过数个月严格的训练后，于同年11月3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38期驾驶练习生第一名毕业，毕业时并代表全班接受天皇氏颁赠的手表。

毕业后坂井编入佐伯航空队展开三个月延长训练。1938年（昭和13年）4月9日配属大村航空队，5月11日晋升三等空曹并编入高雄海军航空队，同年9月编入第12航空队参加对中国作战。以下是他的回忆录。

第一次战斗

我随后去往中国东南部的九江，1938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了空战--几乎一开始就有顺利。九江联队指挥官对于正常起飞，也不愿使用新驾驶员，总觉得他们经验不足，对付不了中国的老牌驾驶员。因此，我好些天都是执行低空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这种飞行一点危险也没有，日本陆军势不可挡，对敌人的地面抵搞正给予粉碎性打击。敌人的空中对抗极其微弱。几星期过去了，我只飞了些动摇性任务，真叫人心焦。我热情洋溢，雄心勃勃，并以自己是个海军驾驶员一个中士而感到骄傲，决心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

5月21日，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天去汉口作正常空中巡逻的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的名单上时，心里真不说不出的高兴。去那儿可能有空战，因为当时汉口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空军基地。

1938年，零式战斗机后来我十分熟悉的飞机－还没用于作战，我们飞的是“三菱集团96”，后来盟军给它取的识别代号为“克劳德”。这种飞机速度慢，飞行距离短，起落架是固定的，飞行时，座舱敞着。

我们十五架战斗机于22日凌晨离开九江。爬高时，三架一组，采用“V字形”编队。能见度很好。从基地向西北的汉口飞呀飞，飞了九十分钟，真象是一次慢悠悠的巡航训练。没见一架截击机起来攻击我们的编队，也没见一发高射炮弹在空中阻拦我们的飞行，谁能想到，机翼之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呢？

从10000英尺看汉口机场，很容易受迷惑。晨曦中，淡绿的草地清新悦目。看上去，敌人这个主要飞行基地，全然像个闲着的精心管理的高尔夫球场。不过，敌人并没有使用这么一个好机场。我看到三个小点离开了地面，向我们飞来，那是敌人的战斗机。

很快，敌机就升到了我们的高度。它们是些大的黑的有威力的家伙。不料--至少处于慌乱中的我是这样--1架敌机窜出自己的编队，以惊人的速度向我扑来。这一下，使我准备在第一次空战中采用的周密计划，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我浑身哆嗦。虽然现在谈这不大雅观，但当时心里确实激动得发抖，那个捕捉到目标的敌人，恐怕也兴奋得不能自我呢。

我常常想，在那个节骨眼上自己的动作太拙笨，或许读者也这么认为吧。不过，我得说，在10000英尺的高空缺氧飞行九十分钟后，人的反应要象在地面那样敏捷，是不可能的。空气很稀薄，弄得人头晕脑胀；坐在敝开的座舱里，发动机震耳欲聋；冷风不断从挡风玻璃旁灌进来，使人特别难受。加之，又不能丝毫放松一下操作，眼睛要四处搜索，以免不意被敌人抓住。无奈，我慌毛火急地操纵着驾驶杆舵、踏板、油门以及其它控制仪义表，总之，人全给弄糊涂了。

幸亏训练中给我灌输的那套这时帮了些忙。空战中，一个初出茅访庐的新手特别要雇的一条是：在“V字形”编队中，应始终在长机尾后，我的系了系氧气面的带子氧气只能用两小时，并只有在作战和在10000英尺以上飞行时，才能使用，把油门推到底，于是，发动机大吼起来，飞机向前冲去，翻腾着一股股汽油味。当投油箱时，我却一点也没记起把机身下那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油箱扔掉。等我记起用手去敲击操纵杆，全身已哆哆嗦嗦起来。我是最后一个把油箱投掉的。

这时，我全乱套了，迷迷瞪瞪的忙这忙那，把空战基本原则忘得一干二净。飞机两侧和尾后没见有啥，一架敌机也未发现，自己是否被敌人瞄准了，也全然不知。我看到的只是长机机尾。我左摇右晃地死死跟上去看起来，两架飞机象被一根绳子连着。

我终于摇摇晃晃地飞到了长机后面的僚机位置，心里也慢慢清楚点儿，不再在座舱里东摸西整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无意向左边瞥了一眼。哎呀！两架敌机正偷偷摸摸地向我冲来。它们是俄и-16型战斗机，起落架可以收起，比我们的“克劳德”战斗机威力要大，速度要快，机动性也更好。

我再度给弄呆了，因为在一刹那间，我的生命又得救了一次。敌机来得十分突然，我的两只手僵住了，不知干什么才好。我既不快速飞到一边去，也不向上爬高，而是继续前飞，按一般的空战原则，此刻我是必死无疑。可是没料到，当死神靠近我的时候，那两架俄罗斯战斗机突然翻过身子飞开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真不明白这奇迹般的命运。

原来，事情并不复杂。我的长机估计我在第一次空战中会慌乱，便叫一个老驾驶员从后面掩护我，刚才便是他。他见我危险，赶紧来了个急转弯，扑向敌机，使敌人放弃了攻击，逃开了。我无法平静下来，不能象原先那样操作了。从死亡的陷阱里跳出来的我。盲目地向前飞，没料到改变了飞行位置，飞到一架逃跑的俄国飞行后边450码的地方了。我怔怔地坐在机舱里，想清醒清醒一下头脑后再动作。过了片刻，人不边糊了，于是向前冲去。

那架逃生的俄车飞机进入了我的射击瞄准镜，我立即按炮钮，却毫无动静。我前后推拉炮钮，咒骂那两门卡壳的机关炮，末了才明白，在射击前，没把保险打开。

飞在我左边的那个士官，见我在座舱里傻里傻气，非常失望。他冲上前去，向那架逃生的敌机开火。未中，и-16稳稳当当地向右转过来，对我很有利，仅仅在我的炮口前方200码。这回我可有了想准备，于是急按炮钮。炮弹成弧线飞出去，但浪费了，我再次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发誓要击落那架俄罗斯飞机，决心撞也要把它撞掉。我把油门开到最大，使两机间的距离缩短，敌机慌乱地打滚，翻斤斗，转螺旋，成功地逃脱了我的每一次射击。突然，它急转过来，想在瞄准镜内抓住我。它飞得很差劲，曳光弹在空中乱飞一气，其实，敌人就根本没抓住目标。两架飞机你追我赶地打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在我们上面有好几架“克劳德”正盘旋着，准备在我吃紧时，猛扎下来。这情况，敌人是知道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逃上，而不是非要把我击落。时机已到，当我从一个小斤斗改出来时，发现и-16刚好在我前面150码。我马上开火，子弹射进了飞机撞地变成一团蘑菇状烟火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子弹打光了。以前，曾有人告诫过，每个战斗机驾驶员应尽量留些弹药返航，以免被巡逻的敌机抓住后，无还手之力。

我心慌意乱地向四周寻找友机，当发现空中只我孤身一机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我离开了机队。我的胜利算个啥？只不过是同伴端来的一盘好菜；而他也在我追击敌机时分开了。差点哭起来。我向四周搜索，看到十四架“克劳德”在低处盘旋编队，耐心地等待我，使我能确定方位加入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想了好一阵子，内心感到莫大的羞愧。

回到九江庐山机场，我精疲力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飞行指挥官即怒气冲冲地来到我跟前，脸红脖子粗地吼道：“板井，这一切是……”他唾沫飞溅，“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你活着回来真是个奇迹，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又愚蠢又荒唐的飞行！你……”他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两眼瞪着地面，实在感到惭愧和悔恨，真希望他一气之下踢我几脚，揍我几拳，但他已怒恼得有气无力了。也许，这位上校最厉害的时候也莫过如此吧。他扭过身子，走了。

反击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枪。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主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轰炸开始前没法藏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象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以头顶上有十二架轰炸机在编队（注：苏联空军志愿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罗斯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战略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一架挨一要地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那里就燃烧到那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栗色的蘑菇云。战略轰炸机辟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集团”;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二十分钟后才赶上敌机。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十二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不会有生还的机会。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航空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冒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打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钉，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注：库里申科大队长，迫降长江，淹死）。回到汉口机场一看，十二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冢原二四三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消息终于传来了，命令通知我前往台湾的高雄航空基地。到达高雄市一看，心里不由一惊。机场上，停着一些新式战斗机，它们与我所熟悉的“克劳德-96”大不一样，而是三菱集团公司生产的零式（Zero）战斗机，式样新颖时髦，就是停在地面轮廓也很分明，像在空中看到的一样。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这种座舱密封、动力强大、起落架可收放的战斗机。在火力方面，“克劳德”只有两门机关枪，而零式战斗机除两门机枪外，还有两门20毫米航空机炮。其速度和飞行距离，几乎是“克劳德”的两倍，飞起来真如作梦一般。我觉得这种飞机是我飞过的飞机中最灵敏的，手指稍微动动，飞机反映就很明显。有了这么好的飞机，我们真巴不得与敌人马上干一场。

我们首次把这种新式飞机用于实战，是在法国占领地--印度支那，为攻占关键地带的日本陆军提供空中掩护。1941年5月回到中国战场，8月11日，我被派出执行任务，从宜昌市至成都市，要作八百英里不着陆飞行，这一带我熟，记得宜昌还在中国人手中时，我曾与十二架俄罗斯轰炸机较量过。

我们掩护七架双引擎“三菱集团1”型轰炸机前往敌区。战略轰炸机在午夜过后从汉口起飞，由我们带着飞过宜昌。夜浓如墨。唯一的地标是在山谷与原野间蜿蜓如带的白色长江。黎明前，我们到达温江机场上空，并在这儿、慢慢盘旋到破晓。天色终于大亮，但没出现敌人的战斗机。领队长机一侧机翼，向下冲去。这是扫射信号。我们一架接一架地向机场俯冲。机场年，我看到俄国战斗机已经滑到起飞线，地勤人员发疯似的跑过机场，奔向防空壕。我压低高度，跟在一架正滑动起飞的и-16战斗机后面。目标不错，只用几发加农炮就把它打得起了火。我冲过机场，向右急转，陡直爬高后再翻过来，准备第二次攻击。曳光弹和高射炮火在左右爆炸，但我的零式战斗机以极快的速度甩掉了它们。

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向下俯冲，扫射着通过跑道，打得几架敌机不是起火就是爆炸。我发出俯冲，看准前面一架飞机，来了次短促射击，敌机立刻变成了一团火球。没什么好扫射的了。我们把机场里的敌机干得一干二净。俄罗斯飞机一架也没起飞得了。多数飞机不是在燃烧，就是已经爆炸。我们回到7000英尺的高度上，看到轰炸后的机库和其它维修车间仍在熊熊燃烧。这次干得真彻底。我们因没碰到对手而感到遗憾，所以继续盘旋着，希望从滚滚上升的浓烟中跑出几架敌机来。

突然，三架零式战斗机离开编队，向地面扑去。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到一架银白色的双翼飞机正贴地面，那三架战斗机冲下去，随后发射出一串串炮弹。未击中。敌驾驶员技术熟练，操纵那架慢且灵活的飞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巧妙地逃过了对方的炮弹。三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上，离开了那架未击中的双翼飞机。现在轮到我了。我死死盯住那架进入射击瞄准镜的双翼飞机，按动炮形状开关。未中。敌机猛向左滚，一个急转弯，险些窜到了我的后面。这时，又来了四架零式战斗机飞机，大家急忙转弯，不让敌机从视线里逃掉。那敌驾驶员一定是个头目，他操作那架双翼飞机百依百顺。急滚啦，盘旋啦，翻转啦，做着各种几乎是不能做的大动作，我们的炮弹一发也未碰着他。不一会，我们打到了成都市以西一座小山的上空。敌驾驶员除了硬着头皮飞越那座小山外，没有其它选择余地。他慢慢翻滚爬高，但这是个错误，这种错误是任何一个驾驶员都不允许犯的。敌机机腹进入我的瞄准镜，一按炮钮，加农炮便从机腹射到机舱。飞机失去控制。进入螺旋。就在这时，我们的另一架飞机冲上去，毫无必要地向那架死了驾驶员的飞机打了一阵炮弹。之后，敌机撞山爆炸。我首次驾驶零式战斗机就击落敌机两架。

9月初，全体海军驾驶员回到汉口，大家在这里看到片桐英吉中将都很惊讶。他是侵华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全部海军飞行员即将回台湾，在那儿，将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使命”。总共一百五十名战斗机驾驶员和从高雄市等地调来的同等数目的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新的台南舰队。

1941年10月坂井调往在台湾新成立台南海军航空队（司令是斋藤正久大佐，副长是小园安名中佐），并于该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后参加对菲律宾美军航空队的作战。开战之时，按照预定计划，部署在台湾各地的日本海军航空队纷纷向菲律宾的美国军队航空基地发起进攻。在这之前的数日里拼命练习。不论如何，到达吕宋岛的攻击目标为止单程就要往返800公里以上。对当时的日本战斗机作战范围来说，可谓是破天荒了。

对于对美开战，他的说法呢，要说完全没有胜算的话，我觉得也不是没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呢。一般的看法是，日本和出口给自己铁铝石油等资源的美国交战，很难获胜。不过，如果日本能够控制整个东南亚的富饶资源，并确保一条可以保障这些战略资源安全运输到日本的海上交通线的话，日本的胜算就很大了。

日本对美国开战后，坂井三郎参与了菲律宾的战事。1941年12月8日，坂井三郎与台南海军航空队44架零式战斗机攻击菲律宾克拉克机场，击落1架企图升空的P-40战斗机。12月10日，他又击落了1架由柯林·凯利（Colin Kelly）上尉驾驶的B-17轰炸机。日本海军在短短数个月就把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空中武力彻底清除。台南海军航空队也因为击毁大部份盟军飞机而闻名。1942年初，坂井三郎被调派到婆罗洲的塔拉根（Tarakan）并参与了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的战事。在病倒前他已经取得13架战绩。

休养3个月后，在4月时他又回到前线，驻防新几内亚岛的莱城（Lae），并与队上直属长官笹井醇一中尉（有拉包尔贵公子的称号，因为旺盛的战斗力，又有绰号为将军虫）成为莫逆之交。其后的4个月内，坂井三郎与驻守在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的美澳联合空军发生激战，在这段时间坂井三郎取得他飞行员生涯中的大部份战绩。他的中队里还有两名日后将成为王牌的西泽广义和太田敏夫。8月3日台南海军航空队从莱城调防到拉包尔（Rabaul）。

新几内亚空战期间，坂井三郎曾留下与僚机西泽、太田追击美国军队轰炸机到敌军机场上空后，展开三机编队垂直回旋三次的特技表演的逸闻（隔日，美军不失幽默的在日军机场投下了大意为“昨日贵军飞行员前来表演精湛飞行美技，未能出迎实失礼数，冀请再度大驾光临，我军必‘隆重’欢迎”的信，让坂井等人受了笹井醇一中尉训斥），另外，坂井与同僚还差点击落日后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搭乘的侦察机。

1942年8月8日，因为美军展开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登陆作战，台南海军航空队进行有史以来最长距离的长途飞行任务，以掩护轰炸美军登陆船团的中攻队。在这次任务中，坂井三郎首次遭遇劲敌——美国军队新锐舰载战斗机格鲁曼F4F战斗机。在激烈的空战中，坂井发现自己的两架僚机被一架技艺高超的美军飞行员所驾驶的F4F追杀而陷入苦战，坂井随即俯冲前去搭救，并与对方展开激烈的空战。坂井利用零式战斗机优异的回旋性能，在垂直回旋数回合后将之开火击落。

在回程时，他误将远处八个小点认作战斗机编队，并贸然的发动偷击；等到坂井三郎的零式战斗机逼近到开火距离时，才发现那不是战斗机，是一群早已在远处发现他、并且把后座机枪（8架一共16挺）全部瞄准着他的美国军队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编队，此时进退维谷的坂井三郎只能驾着零式机硬著头皮往前冲，同时按著机关枪与机炮开关不放；美军SBD后座机枪手同时对他开火还击，在自己座机遭受机枪打击的震动中，坂井似乎看见两架SBD中弹起火，自己的身体则彷佛被粗大的木棍打中头部而昏沈过去。

等到坂井回过神来，他才发现美军的机枪不但打碎了他的座舱盖，头部还被一枚子弹破片击中而致血流不止，眼睛所见则是一片血红（事后证实是碎裂的挡风玻璃破片刺入他的右眼，导致日后的右眼失明），坂井用唾液与泪水稍微清洗了他的左眼，在左眼视力勉强可用的情况下，坂井三郎试图借着航空图、指南针与太阳的方位返回基地。由于基地距离非常的遥远，坂井不但要面对回程油料不足的问题，更不止一次与身体陷入昏睡状态的状况对抗，而使得座机高度过低贴近海面，甚至还出现倒转飞行的惊险画面。在艰困的回程中，坂井数度曾想要放弃并回头冲撞美国军舰与之同归于尽，最后还是成功的返回拉包尔机场。

虽然头部受重创，右眼又失去视力，坂井三郎仍然能够把他受损的座机飞返拉包尔的机场，全程560海里，用了4小时47分钟。在第1次尝试着陆时他几乎撞到一排在停泊的零式战斗机，第2次着陆成功了，这时他已经耗尽所有的燃料。下机后他还能在队友的搀扶下向上级报告任务情况，之后队长笹井醇一迅速把他送医治疗。 （至于坂井迫降的零战后来就被遗弃在拉保尔，1994年时该机被寻获，并得到坂井本人的确认）

坂井三郎被送返日本接受手术，但右眼未能完全恢复视力。经过5个月休养后，他被调离台南航空队，转往大村航空队担任飞行教官。1944年4月，他被调往横须贺海军航空队，因为情报显示美国军队即将攻击并登陆硫磺岛（Iwo Jima），故横须贺海军航空队遂以增援为由组成“八幡”特别攻击队，并进驻硫磺岛。

1944年6月24日，坂井三郎接近一群15架他以为是日军飞机的编队，但其实它们都是美国海军的F6F战斗机。他不断规避15架F6F战斗机的攻击达20分钟，并丝毫未损地回到基地。

在硫磺岛时期，坂井曾参与日本海军第一次自杀任务，时间比捷一号作战的神风特攻队还早六个月以上。因为横须贺航空队无论在飞机性能、数量均远不如美国军队，在几次战斗后，战力已经耗损大半。因此，横须贺航空队参谋三浦大佐竟以“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维护横须贺海军航空队传统与面子”为由，下令队上可用飞机（9架零战、7架天山）全部出击，执行冲撞美军特遣舰队的自杀任务。由于日本军机早已被性能优异的美军雷达锁定，因此被埋伏等候的美军F6F战斗机队轮番攻击而消灭，坂井与僚机则被冲散，并且在暗夜中挣扎的回到基地。在当日任务中，侥幸飞回来的，除了坂井小队外，只剩下当时也是击落王的武藤金义及一架迫降的天山而已。

由硫磺岛归来后，坂井担任海军343航空队新锐战斗机“紫电改”飞行教练，之后转任到横须贺航空队担任一般勤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1945年8月18日，坂井三郎参加了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空战”：由美国军队占领的冲绳县飞来两架B-32轰炸机与日本海军战斗机在房总半岛与依豆半岛上空展开空战，结果美军B32轰炸机乘员1名战死、2名受伤，日本方面则无任何损失。

战争期间，坂井三郎击毁60架以上的盟军飞机。他从未说过他击落了多少架飞机。64架这个数目出自为他写传记的作者马汀·凯丁（Martin Caidin）。战后，美国许多空战研究专家认为坂井三郎是日本贰战期间的头号王牌驾驶员（击落王），与日本方面的说法有极大出入。日本军事研究者认为日本的头号击落王是坂井台南航空队的同袍西泽广义（103架，部份学者近年下修为87架，坂井三郎在排行榜中排三或四名），这些差异的出现，多少与坂井在西方的知名度较高与日军早期飞行员战果计算浮滥、后期又停止计算个人战果导致的资料可信度不足有关。

战后，他以海军上尉的身份退伍，并开了间印刷厂。坂井三郎著作颇丰，其自著或合著的《天空的武士（台译：荒武士）》、《坂井三郎空战记》、《零战之真实》、《零战之命运》等书提供了许多日本海军航空队、台南海军航空队及太平洋战争中期的宝贵资料，也使他成为最为西方人所知的日本飞行员，2000年，坂井接受微软的邀约，为Combat Flight Simulator 2这套游戏担任顾问的工作。

战后的坂井还热心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队飞行员的交流，他数度访问美国并与多位曾与自己交战的飞行员见面，其中最特别的一次会面，是与他1942年时抗命未攻击的一架DC-3运输机上的女护士在事发五十年后的重逢。

坂井曾在《零战之命运》中回忆过这段他以在云层中追丢为借口规避上级“不论军民用机一律击落”的命令，放过这架载满妇女小孩的荷兰飞机的往事，这架飞机的下落曾令他非常挂心，由于战后打听不到关于该机的资讯，他一度悲观的认为这架飞机还是被击落了。

1994年11月25日，在东京有乐町举行的外国人记者招待会上，虽然发言前提条件是“天皇制是必要的。为了统一国民意志，才保留天皇制度”，坂井还是公开表示：“从军人立场来说，我认为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我们正是因为相信他的开战诏书，才豁出性命战斗的。下命令之人如果没有责任的话，岂不是太可笑了？”

坂井三郎在2000年9月22日参加在厚木海军航空基地举行的美国军队西太平洋舰队航空司令部50周纪念晚会，餐会后返家时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送医治疗，在医院检查时对医师留下一句“我太累了，只要睡一下就好”的话便就此离世，翌年84岁。

《大空のサムライ（中译：天空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