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铎（生卒年不详），朱祁镇时期的都知监太监，广东省澄海区城关镇城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姚铎就读汕头市澄海中学，受到大革命形势影响，曾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姚铎是广东省澄海县城关镇城南人，原名姚江宜，字宗愈，曾用名姚翼飞、姚刚毅、杨伯健，后改名陈擎宇，化名陈继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到处搞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潮汕地区部分同志转移到东南亚一带隐蔽。姚也到了泰国（原罗），在曼谷新民学校任教，并于1935年参加了共产党。

1936年，姚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在当时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工委”）任宣传部长。1937年10月奉派来潮梅指导工作，同年年底到闽粤赣边省委任宣传部长。1940年12月成立潮梅临时特委时，担任书记，1941年6月任中共“南委”（当时设在广东大埔县）秘书长。

姚铎虽然较早参加革命，并在党内负责相当重要职务。但由于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剥削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意识未得到改造，个人品质恶劣，好贪女色，曾多次搞不正当两性关系，虽曾一再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和处理，但仍不悔悟。后来更发展到生活糜烂，腐化堕落。

1942年6月，当“南委”机关遭受破坏后，姚与蔡处旭（姚当时的爱人），从大埔向潮汕地区转移，几经转移到潮阳县关埠上村吴（吴南生家）暂住，等待组织安排。1943年3月。党组织决定调他去新四军工作，暂住于汕头市等候往上海市的船期，后因战事影响中止。这时潮梅地区党组织处于非常时期，组织停止活动，斗争环境恶劣。姚表现悲观消沉，唉声叹气，政治上更加动摇颓丧，生活日益腐化。这是他后来成为可耻叛徒的主要根源。

在潮汕暂住期间，他经常酗酒嫖妓，甚至胆敢带不三不四的女人到一位同志家里借宿过夜，把组织筹备供其北上的费用花光。为了要继续过其放荡生活，还要隐蔽在饶平县教书的蔡初旭设法带钱来汕供其挥霍。是年五月蔡来汕后，发现姚染上“梅毒”，非常气愤地将姚带回澄海区，并把姚在汕嫖妓中毒等事，向当时潮（安）澄（海）饶（平）及敌占区党的负责人周礼平汇报，周礼平即找姚进行批评教育。为了不让姚再滑下去，还决定蔡初旭辞掉教职，对姚的安全及行为进行监护，对其放荡生活尽力规劝。但姚铎毫无悔改之心，住澄城期间，他背着初旭，伙同乡绅族亲姚于、姚耀森、姚耀宗等人，在澄海东里镇大卖其祖遗公田，并在东里等地与国民党澄海在城区区长蔡克辉、苏北区区长陈万盛、苏南警察所长蔡文中、警察所巡官陈泽波等人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私藏妓女阿琴于陈泽波家，甚至公开纳妓为妾；这种种见不得人的行为，早已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品德。虽经周礼平等多次批评教育，力争其转变，但姚铎都当做耳边风。此外，还企图偷卖我党藏在普宁市仅有的一挺轻机枪（手提木塞栏）来满足其糜烂生活需要。幸得初旭及时汇报，当姚到普宁寻找机枪时，机枪早已转移，使其不能得逞。与此同时，还先后挥霍我敌后武装小队多方面筹集到的一大笔款项。

鉴于上述情况，当时周礼平向荫蔽在梅州市的原中共潮梅特派员林美南汇报了姚腐化堕落的行为，及其经常与反动人物厮混的情况。林美南通过当时与南方局保持着联系的吴南生向南方局报告了姚的近况，并得到复示，要设法送姚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转延安市学习教育。这充分体现了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极力挽救。

1943年冬，潮澄饶地区党组织接到调姚铎往重庆市的通知，开始决定由李瑞婉（女）陪姚同行，后因考虑姚生活作风败坏，改派原特委政治交通员李秀负责护送，林美南认为李秀文化水平不高，要吴南生专程监送姚赴渝并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1944年春节后三天，吴、姚起程赴重庆。在途经韶关市时，姚背着吴南生私自离开住艇约二小时之久，这引起吴的怀疑。在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即南方局招待所）后，吴即把姚在潮汕地区的表现及途中情况，向南方局组织部主任秘书张明（即刘少文）作了汇报，并建议对姚进行审查。

在招待所住了约近半年时间，等待上级安排往延安市参加整风学习。一批批赴延安学习的同志都很高兴，只有姚铎内心有鬼而情绪低沉。是年夏天，姚铎在一次私自离开招待所，单独外出上街时，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碰到叛徒郭潜（原“南委”组织部长，叛变后充当中国国民党中统高级特务），即为郭所“突击”而叛变，郭把他带去见中统特务头子徐恩增。徐用快抓快放的方法要姚仍回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同特务机关保持联系，并将我内部情况向他们报告。姚被放回后，内心曾有矛盾，就向当时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交代其被“突击”经过。荣高棠即把以上情况向张明反映，张感到问题严重，即找姚谈话，并把姚被特务“突击”收买事情马上向董老（董必武）汇报。经研究，除一方面稳住姚铎再观察了解外，另一方面准备尽早安排姚赴延安市，离开重庆市，脱离国特控制。

可是，姚在交代其被特务“突击”后几天，竟决心投靠中统特务，借故与吴南生争吵而出走。组织立即四处派人查找，连续两天，不得其踪。南方局领导经分析研究。肯定姚已投向国特机关无疑，张明立即要吴南生起草电报通知林美南。吴即按照事先与林约定的暗语，先用明码电报通过我党设在梅州市的联络点谢录秀（谢金青）收转美南，内容大意：“风水不好，祖坟应迁”。接着又发函暗示：“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都是祖宗‘风水’不好之故，祖坟要移”（大意）。美南接报后，即将姚在重庆失踪情况及南方局的报警，马上通知各县党的负责人，警惕突然事变，采取防范措施。

由于他知道“南委”所属地方党内情况，尤其是对潮梅地区党的干部较为了解。因此，他的叛变，对于南委党组织和干部的安全是个严重威胁，对于当时潮梅地区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和建立抗日人民武装，带来严重障碍。所以，必须尽快惩处这个可耻叛徒，除去隐患。

1944年7月，重庆中统局委派姚铎为专员，化名陈继先，用飞机将他秘密送回韶关市，再转道经兴宁市抵揭阳市县城（简称“榕城区”），由流亡在揭阳的原国民党澄海县县党部书记长、特务骨干陈廓梁亲自接待，并将姚安插到揭阳简易师范学校，改名陈擎宇，以教书作为职业掩护。特务头子广东调统室主任陈积中，亦赶来榕城与姚铎会晤，阴谋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这一特务机构的潮汕地区地方组织。姚并拉来反动分子陈泽波，警察所职员陈泽田及亲信陈庄松，还准备拉陈泽田的女儿为译电员，进行他的罪恶阴谋活动。姚还冒充我地下党负责人，假借恢复组织活动的名义，诱骗我党员同志上钩，实则暗中发展其特务组织，企图破坏地下党。此时，潮梅的党组织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能否除去叛徒姚铎，是关系到当时潮汕地区党组织生死存亡的问题。处决叛徒的艰巨任务落到了潮澄饶党组织的肩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根据南方局对叛徒姚铎应“按家法处理”的指示，在原中共潮梅特派员林美南直接领导下，潮澄饶和揭阳市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依靠一批英勇机智、舍身为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时四个月，组织了两次除叛行动，并付出了血的代价，终于消灭了这个叛徒，消除了祸害，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它有着深远意义的。

在叛徒姚铎潜回潮汕地区之前，我潮汕地区党组织因得到南方局报警，早已有思想准备，时刻警惕着事态的发展。当姚铎被派回潮汕途经丰顺县时，就被我党设在汤坑镇的联络站益民西医所徐院池所知道，姚一到揭阳又被我隐蔽在榕城区养病的曾应之（原潮汕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发觉，并马上报告了林美南；林即指示跟踪侦察。所以，姚在揭阳市的情况立即为我所掌握。为了除掉这个叛徒，林美南多次亲到留隍镇、汤坑等地与周礼平、王武（当时是揭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会晤，具体部署杀姚行动，周礼平也曾到隐蔽在梅州市的林美南汇报姚的动态。

为了具体准确掌握姚的情况，开始，周礼平布置蔡初旭利用原来与姚的关系，赴福州市探姚虚实；后因情况变化，改以病重为名（实也有病），写信给姚，要其来澄海区看望。但狡猾的姚铎既不复信，也不来澄城县。这时周礼平还通过陈锐志与在普宁市的陈维勤计议，想把姚铎引到潮阳区的上练或普宁的定处暗杀，后因考虑条件不充分而没有实施。接着，周礼平、吴健民（当时是潮澄饶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再研究对策，分析情况。认为姚铎在汕头市居住期间，与陈家珍（陈原是中共澄海县工委书记，这时他是党的同情分子）交往较多，判断姚找他联系的可能性很大。为了更进一步掌握姚的情况，准备做好陈家珍的工作，为我杀姚充当内线。这一想法得到林美南的批准。周礼平即找陈家珍到澄城县陈锐志家会晤，介绍姚的叛变与潜回潮汕地区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要他设法接近姚铎，掌握其行踪。家珍毅然接受这一任务，果然不出所料，不久，陈家珍就接到姚铎的来信，约他到揭阳市会面。于是陈趁机如约到福州市晤姚，并取得姚的信任。姚告诉了家珍：这次回来是通过中统关系，并公开中统的委任状，暴露了其“特务专员”身份。还让家珍观阅了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名义印发的材料，和准备建立所谓“潮汕党”机构的名单，并要陈家珍替其起草一份电报，把名单报告给那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家珍当即把电报内容偷抄一份交给了王武。

陈家珍把所得情况，及时向我揭阳县委组织报告，又托故要回汕头市辞掉蚁兴记茶店职员为名，回到澄海区向周礼平详细汇报。这时周礼平把要处决姚铎的决定告诉了家珍，并要他马上提供姚的住所情况，包括周围环境、出入口、客厅、卧室、通道等平面图。然后陈又按周的布置重返福州市，把姚缠住，以配合杀姚行动。

1944年8月下旬，周礼平在潮安江东佘处洲李习楷，召开了潮、澄、饶敌后武装基干小组会议，宣布处决叛徒姚铎的决定。到会武装人员，个个争着承担杀姚任务。最后，由领导选定蔡子明、许杰、李朝道、余石、许悦标五人组成行动小组，由东江经浮洋镇、和揭阳市的云路，越过日伪和中国国民党的封锁线化装潜入榕城区，与先行来到揭阳隐蔽在城南门外的地下党员陈锐志联系并取得武器。在王武领导下，行动小组于中秋节前夕的夜晚，趁夜深人静之时，来到姚铎住地埔上里，爬过围墙，闪入姚的住所，有人把门放哨，有人把姚从卧室拖到天井，摔倒在地，许杰立即骑上姚的身躯，用匕首刺姚，姚铎双手极力抱紧许杰之手把刀顶住，并高声呼救，情况紧急。行动组长蔡子明耽心这样扭动下去会拖延时间，误了大事，即对姚打了一枪，鲜血直流而狡猾的姚铎即摊开手脚不动装死。仓卒之间，我行动小组以为姚已被击毙，即迅速撤离，乘夜出城，由曲溪经登岗返回江东。然而，事实上当时那一枪并未能击中要害，只是击伤腹部。事后，姚被抬进揭阳真理医院医治。住院期间，我地下党本想通过医院护士陈纯如（我内部同志）以医疗手段致姚死命，但因敌防范森严，不能下手。

姚铎住院只二十来天便伤愈出院。出院后，他一方面散布自己是“好人”被错害；另一方面则公然声言：“我陈擎宇没有死，试看有多少人将死于我手”。就在这时，中国国民党在揭阳市逮捕了他们认为可疑的分子三人，还伺机要逮捕周礼平、李习楷等。由于及时得到内线情报，早有防范，故未遭重大损失。

第一次刺姚未果，这就不得不考虑组织第二次杀姚行动。但是，敌人更为狡猾了，姚铎首先是设“空城计”，扬言要到简师居住，还装模作样把铺盖搬进学校。实是狡兔三窟，他连一夜也没有在校舍住过，而是搬到主子陈廓梁家里受其庇护，几天后又转到寂园隐藏起来，深居简出，行动有如惊弓之鸟。他除了自己身上经常佩带手枪外（中统局配给的），还有保镖马耀桂日夜跟随，行踪诡秘。这使这场斗争更为复杂艰难。但是叛徒菲除不可，这是我们的既定决策。

第一次杀姚行动后，陈家珍已撤离，掌握姚铎行踪缺乏内线人物。刚好在这个时候，我隐蔽在汕头市的女党员陈德惠（曾任中共普宁副特派员），向组织汇报了姚曾来信邀她往榕城区之事。党组织得到此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极好机会，正好趁机把陈德惠安插到姚铎身边当内线；而且德惠市是一个参加革命较早的中层干部，相信她一定能承担这一特殊任务。同年10月初，吴健民代表党组织来汕找陈德惠，简要说明姚铎叛变情况和党组织要处决姚铎的决策，要其应约去榕城会姚，设法留在揭阳市掌握姚铎动态。还对德惠讲明此去很危险，要她作牺牲的准备。陈德惠勇敢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难的政治任务。几天后，周礼平又到汕头市同德惠具体研究行动计划。她考虑到此去任务如此紧迫艰巨，单身深入虎穴，若有意外就会贻误大事，为了预防万一，建议带年仅十四岁的细妹陈德洪同行，以便在非常情况下，能够及时和组织取得联系。周礼平同意了她的建议。

就这样，10月底，陈德惠以其父往梅州市给店东办事，自己受聘于梅州市梅县区梅兴中学，细妹要到梅州就读，一同赴梅，因路过榕城区，顺道访姚作为理由，前往见姚。因姚对陈早已有觊觎之心，对陈姐妹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格外热情，还再三挽留她姐妹留下。就这样，陈姐妹俩顺利地留了下来，德惠市为姚代教国文课，其妹在简师就读。从此，陈德惠就在王武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监视掌握姚的行踪。王武还布置德惠要设法甩掉姚的保镖，解除姚的武装，引蛇出洞，为杀姚创造时机和条件。

就在这个时候，周礼平再次在李习楷家，召开了敌后武装小队主要骨干人员会议，部署第二次惩处姚铎的行动。经研究，认为姚已加强防范，这次杀姚比前次更为艰难，但一定要不惜代价，为党除害；并指定曾经担任过武装小队长的陈五（即陈应锐）和李亮（即李六顺）两人去执行这次任务，决心“以二换一”来保护整个潮汕地区党组织，保护广大地下党员。陈、李二位同志坚决接受这个非常光荣而又十分艰险的任务，下定了“姚铎不死，决不生还”的决心。

为了准确无误地把叛徒处死，周礼平还布置蔡初旭从姚铎的母亲那里偷出姚的相片，交李习楷转给陈五认熟。陈、李两同志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中辞别了战友和亲人，化装伪职人员绕道留隍镇、汤坑到揭阳市，与党的联络员陈慕秋（光明书店经理）取得联系，行动由王武领导布置。

在揭阳城等了七、八天还没得到杀姚的时机，而他们除叛心切，又考虑他们进城当天，在街上李亮偶然闪见姚铎，怕被姚发觉会派人搜查和加强戒备，而且两个外地人终日无事在榕城区久留，怕会引人怀疑。所以他们决定干脆上街，在那里碰到就在那里干掉他。11月11日，在街上走了一天都未碰到姚铎；12日早，陈、李二人仍旧带着武器在城内寻找姚，又空走了一个上午。但在下午三时左右，便碰到陈德惠与姚铎一行人上街。原来，德惠市按王武的布置，以姐妹俩到商业学校看望老同学郑仁声为名，邀姚前往；初时，姚似有点顾虑，又到学校（简师）再拉刘馥明和姓林的两个女学生同行（德惠机智地取得了姚的信任，姚去找德惠时已不带手枪和保镖了）。当他们一行来到进贤门时，为陈、李所遇，这就为惩处叛徒提供了极好时机。陈、李发现姚后一路跟踪。因姚认识李，陈要李暂停前进，以免被姚发觉，由自己去收拾姚即可；但由陈一人前去执行，李亮又不放心，李就暗中跟去，以便接应。

当姚等五人行将到商业学校门口广场时，处决叛徒的战斗开始了！陈五即拔出手枪射击，击中了姚的左手虎口，就在这关键时刻，驳壳枪却发生故障，子弹卡壳，不能再放第二枪！姚见机即奔向陈夺枪反扑，并大声喊捉贼。而这时广场上又在比赛篮球，观球群众闻声见状，不明底细，纷纷围拢过来。李亮见情况危急，即持枪猛冲过去。姚发现李亮，旋即转身奔向商校逃命。李疾步穷追，并开枪射击，姚上身连中三枪未倒，窜入商校边厢伙巷头一间厨房，并关门企图逃匿，但已有气无力；李一脚踢开房门，又一枪击中他的下腭，姚当即倒地丧命。鉴于上次的教训，陈五怕姚再次装死，李亮又再给姚补上一枪，但陈五仍要等尸僵才撤，结果耽误了一阵时间。接着，陈、李两人冲出商校，向小东门外撤走，沿堤直奔崎河渡口，跳上渡船，强渡过江；当渡船刚转入沙洲小涧未到江心时，揭阳县城国民党民团自卫队已闻报追到岸边，并用重机枪封锁江面，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渡船，船夫与李亮急跳入江中，陈五则跳上洲田隐蔽，不幸中弹受伤。李亮凭着水性好，潜水转回沙洲，隐蔽在洲田里一截横沟浅涧的芦苇杂草丛间。这时民团已下沙洲围搜，本来未发现陈五，但陈为了掩护战友，竟愤然大声痛骂贼兵，把目标引向自己，结果陈五壮烈牺牲于敌人的乱枪之下！陈五不愧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李亮借着稻田草丛遮蔽，幸而未被发现。那时已是初冬天气，他全身上下只剩一条短裤，浸在水里冻得他直打抖，挨到天黑，几经周折，化险为夷。至深夜11时，他带着又饿又冻的身子，才潜回县城原住地。隔天清晨，在陈慕秋帮助下离开福州市，安全脱险，到达丰顺留隍我地下联络站，由交通员林月接送回潮安江东佘处洲，向周礼平等汇报执行任务经过。当同志们听到陈五壮烈牺牲时，个个都十分悲痛，人人泪水直淌，泣不成声。所幸的是叛徒已除，隐患已消，地下党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这是最大的胜利。

陈德惠在姚铎死后，她机智沉着地应付了敌人的盘问和监视，一周后在我地下党的援救下，由王武亲自护送离开揭阳市，到达留隍我地下联络站，向林美南汇报事情经过（还有领导李班在场），得到高度的赞扬。

为了转移中国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嫌疑，我党组织还布置了陈慕秋用“知情者”署名，写了一篇姚铎是死于“桃色案”的稿件，投寄报社，当时揭阳、梅州市、兴宁市等地报纸，都把它作为奇闻登了出来，分散了社会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