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英语：Democratic Peace Theory），简称民主和平，是一种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哲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更正确的说，所有自由民主制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不过实际上，该理论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保证，民主国家会比其他体制（比如，专制）的国家来的不好战。在这个理论的原始版本被提出后，许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也进一步发掘出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联，民主国家之间也较少发生冲突、同时规模性的暴力行为也较少出现。

民主和平论是相对发展较晚的一个理论。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期之前仍相当少见。虽然伊曼努尔·康德很早便提出这种理论，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这个理论才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

康德在1795年写下的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的概念，虽然当时他仅是将宪法制共和国作为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康德的理论主张，大多数人们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除非是出于防卫。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国，战争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先行的侵犯永远都不会产生。自从康德之后许多不同的解释也被提出，现代的理论则是依据经验的观察主张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来不会互相争战。

美国的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Dean Babst是第一个有系统的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他在1964年写下了一篇学术论文刊登于《Wisconsin Sociologist》期刊以提倡这个理论；八年后他又在《Industrial Research》期刊发行了一个更简易而普及的版本。但两个版本最初都没受到太大重视。

在1976年，两名学者Melvin Small和J. David Singer终于对此做出响应，他们发现除了两个的边缘例子外，民主国家之间缺乏战争，但否认这个趋势有任何统计显著性。他们的反驳发行在一篇政治学期刊后，民主和平论才开始受到更大重视，Michael Doyle便在1983年对这个理论做出冗长的讨论。鲁道夫·拉梅尔是在早期研究并重视这个主题的主要学者之一，后来他对这个理论写下了大量著作。

Maoz和Abdolali（1989）则将较少的战争进一步扩展至较少的冲突。Bremer（1992）、Maoz和Russett（1992）都发现到，在控制了数个可能的研究变量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巧合关系相当的明显。他们的研究将民主和平论带入主流学术界的重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其它人则对此提出许多新的反驳。其它的学者则试着有系统的研究为何民主会产生和平（Köchler 1995）、以及为何民主能够影响到其它外交关系的层面。

自从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对民主和平论的深入研究已经为数众多了。绝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某些形式的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虽然他们的方法论不一定相同，而且许多据称例外的战争也仍存在争议。

民主和平论在政治学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民主和平论根基于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与之前支配学界的现实主义完全相反。不过，民主和平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且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影响了政策制定。

举例而言，美国的两大政党都表示支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的前总统威廉·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它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战争。”而共和党的前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已被美国国会通过的《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的常见，已经有将近170,000,000人因为极权主义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曾经担任欧盟委员会专员的彭定康说：“由于欧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自由的价值，所以我们表达这种立场是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时这也是出自合理的战略原因。自由的社会通常不会互相争战、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坏邻居。”欧盟一份名为“一个安全的欧洲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战略安全报告也指出：“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个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国家治理的世界。”

一些人则担心民主和平论可能会被用作向非民主国家宣战的依据。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要求国会批准向德帝国宣战，因为德国在无限制潜艇战中击沉美国邮轮和煽动墨西哥攻击美国，除此外他并称：“除非出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善关系，稳定和睦的和平时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以及“必须确保民主在这个世界的安全”。一些人认为民主和平论被用于正当化2003年入侵伊拉克战争，其它人则指出直到战争开始后这才被用作开战理由之一。除此之外，Weede（2004）主张这种理由相当脆弱，因为强迫民主化伊拉克：一个周遭几乎全是非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反而可能增加战争的风险（一些研究指出一个民主和一个独裁国家之间是最可能发生战争的组合，一些人则发现那些被非民主国家包围的民主国家的战争风险相当之大），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研究也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

Gleditsch、Christiansen和Hegre（2004）则认为藉由干预主义强迫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最初获得一些成果，但通常会制造出不稳定的民主化国家，长远来看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而那些达成了长久而稳定的民主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美国军队占据的日本，通常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架构，并对整个政治文化上做出激烈的改变。支持他国内部民主运动并使用外交手段可能会是更容易成功且成本更低的方式。因此，民主和平论和其相关的研究，如果被正当理解的话，是可以用作反民主圣战的理论的（Weart 1998）（Owen 2005）（Russett 2005）。

要研究民主和平论，必然需要先定义“民主”与“和平”（或者更常见的——“战争”）。

不同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对于民主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这也影响了他们在研究结果上的不同。一些例子包括了：

伊曼努尔·康德（1795）反对直接民主制，他认为：“那必然是暴政，因为‘全体’可以打压那些意见相反的人，因此这个全体的意见未必全然是全体的意见，这与自由是相反和对立的。”康德倾向于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多数侵害的共和立宪制。

Small和Singer（1976）将民主定义为一个有以下特色的国家：（1）有定期的选举，反对党和执政党都有参与选举的自由、（2）允许至少10%的成年人口投票、（3）有一个能够控制政府执政部门、或是享有与执政部门同样权力的议会。

Doyle（1983）则要求（1）那个“自由的政体”必须是市场或有私人财产的经济体制、（2）他们的政体拥有对外主权、（3）他们的公民享有司法权利、（4）他们拥有代议制的政府。并且至少要有30%的成年男性能够投票、或是所有人在累积一定的财产后都能取得投票权。与其它研究者相较，Doyle允许世袭的君王拥有更大的权力，举例而言，他将法国的路易·菲利普一世也视为是自由的政权之一。

Ray（1995）要求至少要有50%的成年人口被允许投票，而且至少要有一次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政权转移出现过，亦即透过选举的方式将执政权力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给另一个独立政党。

拉梅尔（1997）指出：“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亦即那些执政者是由有竞争的选举以及秘密投票、和广泛的投票权（粗略的定义是包括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所选出；同时还要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一个宪法架构下政府服从的法律体制，并保障人民平等的权利。”

以上皆为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元分类。许多研究者则试着使用较精细的区分。例如政体资料研究计划用两个尺度衡量每个国家，一个是民主程度、一个是独裁程度，衡量自1800年以来每一年的数据。和一些其它的研究计划。对政体资料研究计划数据的使用各自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中研究民主尺度与好战间的关系。一些则把它当成二元分类来用（如它的制造者），将所有高民主程度和低独裁程度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也有人用两者间的差来判断。

一些研究者则观察到历史上许多可能与民主和平论不符的例外情形都是牵涉到尚未发展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多研究者为此又新增了一项资格限制，通常是必须在达成民主制度后和平超过三年（Doyle 1983）（Russett 1993）（鲁道夫·拉梅尔 1997）（Weart 1998）。拉梅尔（1997）主张这三年的门坎期间是为了“让民主程序被接受、并让民主文化生根”。除此之外，这段期间也能让其它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Mansfield和Snyder（2004、2005）认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确不会发生战争，但他们主张那些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容易卷入战争。他们发现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甚至是正在独裁化的国家都要更为好战。因此，他们主张在将这些战争从分析中淘汰时必须留意，因为那可能会隐藏了民主化过程的负面观点。但另一个更早的统计结果分析则指出，民主化与战争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在民主化国家的执政部门无法取得足够权力、独立、和制度的健全度（Braumoeller 1997）。另一篇评论（Ray 2003）列出了许多研究结果，主张民主国家之间比起其它政体的国家更不容易卷入MID中。

另一个研究（Hensel，Goertz\u0026 Diehl 2000）则发现在两个国家都变成民主政体后，每一年两国发生MID的可能性都会逐渐降低，最后发生MID的可能性会在五年内降至于零。

当检视民主国家间的MID时，一个研究发现他们通常较少牵涉到第三国，单方面的仇恨也比较少遭遇反弹，如果被仇恨的另一个民主国家也反弹仇恨，通常是因为遭遇了一定的挑衅，而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少造成任何人员死伤。比较常见的行为只是“夺取物资或人员”。

研究显示，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也会被当事国中较不民主的那一国的民主程度所正面影响。民主国家间的争议远比牵涉到一个非民主国家的争议要来的容易解决。民主国家在互相争议时也比较可能容易接受第三方的调解（Ray 2003）。

在威胁用和使用暴力的国际危机中，一个研究发现若当事国都是民主政体，那么两者的相对军事力量对于事件的输赢并无影响。但若有非民主的国家参与其中则不同。这在即使当事国是反法西斯同盟时，研究的结果也依然相同（Gelpi \u0026 Griesdorf 2001）。与之相似，一个对于国家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军事争议只有在国家是独裁政体时军事力量才显得重要：民主国家似乎并没有将军事力量作为支持争议中那一方的基准（Werner \u0026 Lemke 1997）。另一篇评论（Ray 2003）指出其它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战争风险的提高只有当其周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时才发生。即使将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包括在分析结果里，许多研究仍然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成熟与否，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很小（Ray 1998）、（Ray 2003）、（Hegre 2004）甚至是不可能（Schwartz \u0026 Skinner 2002）。

民主和平论最直接的论点就是：“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所有战争，假如民主国家真如同其它政体的国家一般经常互相征战，那么应该会有许多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纪录。相反的，依据不同研究的结果，这种战争极度少见、甚至是零。”

一些研究者的结果指出，至今为止从不曾有任何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出现。一个研究之一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有较少的冲突和意外。一个研究则发现在民主国家之间频繁的贸易造成了经济间的互相依赖，而在国际组织的参与也减少了战争的风险。这通常又被称为伊曼努尔·康德和平理论，因为它类似于最早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常被称为“自由和平”理论，尤其是当聚焦于贸易和民主的影响时。许多研究者同意这些变数之间会互相加乘影响，但各有独自的和平效用。举例而言，两个互相进行了一定数量货物贸易的国家，当地的经济利益团体可能会反对发动破坏性的战争，而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持有更大的权力，也因此政治领袖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要求。Weede(2004)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的互相依赖对和平的影响可能会比民主要来的重要，因为前者对于和平的影响是包括直接和非直接，可产生经济的发展并最终达成民主。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另一方面，研究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

如同现实主义的Mearsheimer（1990）指出的，对于战争的研究的问题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算是少数，因此民主国家间处于互相争战的立场的机会也较少”—尤其是在采用严格定义的民主时。民主国家直到最近几十年前都还是少数。即使是采用较宽广的民主定义，如同Doyle所采用的，在19世纪末期前也只有一打的民主国家，而且其中许多都相当短命或是选举权有所限制（Doyle 1983）（Doyle 1997）。自由之家认为在1900年时还没有任何独立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权。

民主和平论支持者之一的Wayman(1998)指出：“如果我们只注重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任何战争发生，那么这需要再经过很多年时间才能稳固我们对于民主和平理论的信任。”因此，尽管以上述及的大量案例研究，一些人仍然主张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民主与和平间的必然关系，尤其是在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可能影响时。

为了解决这种限制，许多研究者转而研究冲突较少的理论，因为这样的理论更为容易证实。军事化的国际争议（MID）远比战争要来的常见；战争研究计划算出过去两个世纪里总共发生了数千次的MID。一篇评论（Ray 2003）列出了许多研究结果，主张民主国家之间比起其它政体的国家更不容易卷入MID中。另一个研究（Hegre， 2003）则发现在两个国家都变成民主政体后，每一年两国发生MID的可能性都会逐渐降低，最后发生MID的可能性会在五年内降至于零。

当检视民主国家间的MID时，一个研究发现他们通常较少牵涉到第三国，单方面的仇恨也比较少遭遇反弹，如果被仇恨的另一个民主国家也反弹仇恨，通常是因为遭遇了一定的挑衅，而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少造成任何人员死伤。比较常见的行为只是“夺取物资或人员”。研究显示，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也会被当事国中较不民主的那一国的民主程度所正面影响。民主国家间的争议远比牵涉到一个非民主国家的争议要来的容易解决。民主国家在互相争议时也比较可能容易接受第三方的调解（Ray 2003）。

在威胁用和使用暴力的国际危机中，一个研究发现若当事国都是民主政体，那么两者的相对军事力量对于事件的输赢并无影响。但若有非民主的国家参与其中则不同。这在即使当事国是反法西斯同盟时，研究的结果也依然相同（Gelpi \u0026 Griesdorf 2001）。与之相似，一个对于国家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军事争议只有在国家是独裁政体时军事力量才显得重要：民主国家似乎并没有将军事力量作为支持争议中那一方的基准（Werner \u0026 Lemke 1997）。另一篇评论（Ray 2003）指出其它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战争风险的提高只有当其周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时才发生。即使将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包括在分析结果里，许多研究仍然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成熟与否，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很小（Ray 1998）、（Ray 2003）、（Hegre 2004）甚至是不可能（Schwartz \u0026 Skinner 2002）。

在解释为何民主能减少战争的原因上，研究者们通常又被分为两类：注重民主的价值观以及注重于民主的政治架构（Gelpi \u0026 Griesdorf 2001）（Braumoeller 1997）。要注意到的是它们通常是被用以解释民主国家之间的较少战争冲突，而不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冲突较少。

这些原因可能有的也能套用于：独裁和平论

许多抱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的共通点之一，便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无法说明“民主产生和平”，因为证实了民主国家产生和平的证据相当少、或是根本没有；它只能解释“共同民主国家能够产生和平”。依据Rosato(2003)的说法，这种观点质疑民主是否真的是造成和平的原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该是单方面的影响。

或许对于这种质疑的最简单描述，是民主国家之间和平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相当“类似”。这种质疑理论开始于一些独立的观察发现到“独裁和平”的结果，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性也会降低（显然没有研究者主张这不存在）（Ravlo \u0026 Gleditsch 1997）（Beck \u0026 Jackman 1998），这种结果产生了一种假设，亦即民主和平的现象其实是当研究者分析同一种类型的国家时观察到的现象（Werner 2000）。又或者他们整体上并不类似，但只有在有团结的政权体制例如彻底的民主国家以及彻底的独裁国家时，那才会影响到战争的可能性。

独裁和平论以及相似政治体系的解释是相对较新的理论，而对于其理论价值的看法也有所不同。Henderson(2002)建立起了一个研究框架，考虑到政治类似性、地理距离、以及经济的互相依赖作为主要的研究变数，并总结道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统计上的人为结果，当这些变数都列入考量时这种结果也会消失。Werner(2000)则发现整体上冲突的确会随政治的类似性而减少，但发现民主的国家间特别和平，他并且注意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在结盟和权力评估上的行为差异。Beck、King和Zeng(2004)则用神经网络显示战争可能性在高度民主和高度独裁都明显降低。Petersen(2004)使用不同的统计模型并且总结道独裁和平论在统计上是不明显的，而那些被归咎于政体类似性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源自于共同民主的压力。Ray(2005)从逻辑方面批评这种解释的分量，他主张在“政体类似性”上的统计分析使用的研究变数只不过是“共同民主”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在新的研究中也会出现战争减少的效应。Bennett(2006)根基于将国家分为“民主”、“独裁”、“混合”三种形式的研究模型上，他主张两个独裁国家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与其他所有政体之间的武装冲突的平均可能性相较减少了35%，民主国家则减少了55%。这种影响在检视更严重的冲突时则更为明显；以战争而言（超过1,000人战斗死亡），他估计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了82%。他总结道独裁和平论的确存在，但民主和平论显然更为突出。不过，他也没有找出政体类似性对于和平的影响，除了最为极端的政体除外。

若要总结各种说法，对于这种批评的评价有四种可能的姿态：

政治类似性，加上一些互补的变数，便能解释一切。民主和平论是人造的统计结果。Henderson支持这种论点。

政治类似性有增加和平的影响，但民主使其更为突出。Werner或许会支持这种论点。

政治类似性整体上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除了极端的民主-独裁阶段外：一个民主和平论与一个独裁和平论分别存在，前者影响大于后者，而且可能有不同的解释。Bennett支持这种论点，Kinsella也提到这种论点的可能性。

政治类似性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没有证据能证实独裁和平论。Petersen和Ray支持这种论点。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通常主张战争无关于民主或独裁，而是有关力量的评估，最后决定了战争与和平。更具体的说，许多现实主义者批评将和平归咎于民主、自由、或和平的理论。依据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由于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所造成的。

举例而言，Farber和Gowa(1995)发现民主与和平间的关系只有在1945年以后才有数据上的重要性，他并且将这种和平视为是美苏冷战所人为制造的，也就是当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逼使民主国家们互相结盟时。Mearsheimer(199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主张1945年前英美的和平是由于德国的威胁而形成的。Spiro(1994)找出了几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子，主张那些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证据可能并不如其他研究者所假设的那么大，并主张其他证据显示反法西斯同盟家之间的和平是来自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他承认民主国家之间可能有更大倾向会互相结盟，并将此视为是民主和平论唯一的真实影响。Rosato(2003)主张大多数支持民主和平论的重要证据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观察到的；并且发生于一个广泛的同盟内—这个同盟可以被视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结盟国家，并且由美国所主导和维持。Rosato的主要论点之一便是：虽然在美苏冷战中美国从不曾与另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战争，但美国公开的或秘密的干预了好几次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举例而言，1973年在智利的政变、1953年在伊朗的政变、以及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政变，在Rosato看来，这些政变显示美国对于保持一个“帝国和平”的意图。

而对于这种批评的最直接回应，则主张在控制了同盟间的“共同利益”的变数后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仍然相当明显。至于批评提出的例子，Ray(1998)则反驳道这种根基于美苏冷战上的解释应该也能预测共产主义铁幕国家之间会和平共处，然而明显的例外包括了阿富汗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Ray也主张外部的威胁并没有排除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在当事国中有一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时，例如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以及足球战争。同时，一个研究指出冷战的解释“会随着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国家和平相处时间的增加而落伍”。Rosato对于美国支配的主张也被批评并没有提供支持其理论的统计证据。

一些现实主义的学者也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提倡者所提供的解释，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前后矛盾或论据不足的。Rosato(2003)批评了大多数对于民主产生和平的解释，他主张关于根基于体制限制上的论点，是与民主国家不会较少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事实相冲突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批评那些根基于民主价值重要性上的论点。而对于根基于更具责任性的领导人的解释，他则发现历史上参与花费高昂的战争时独裁国家的领导人比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更常被赶下台或惩罚。最后，他批评了根基于民主国家即使在危机时也彼此互信互重的论点，和民主国家必须说服不同团体和意见因而战时动员速度较慢、从而减缓战争爆发的论点，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另一个现实主义者Layne(1994)分析了那些没有结盟的民主强权之间所发生的危机，他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在制度或是文化上的限制能阻止战争；的确，双方民间对发动战争都有强烈支持情绪，不过在所案例中，总有会一方最终判断自己无法负担战争的风险因而进行必要的让步。

Rosato的批评也被反批评为带有逻辑和方法上的错误，同时也与现有的统计研究结果不幅。Russett(1995)重新检验了Layne研究的一些危机的案例，并且得出了不同的总结；Russett主张对于对方是民主政体的认知能够避免、或发挥主要影响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样的，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虽然一般而言国际争议的结果大多是被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所强烈影响，但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那么这种对比就不再有意义；在这种状况下他发现危机的结果是独立于双方军事能力之外的，而这与现实主义的预期相反。最后，这两个现实主义者的批评都忽略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例如以下述及的赛局理论。

另一种形式的现实主义批评则聚焦于核武器在维持和平的角色上。对现实主义者而言，这表示在核子强权之间的争议中，个别力量评估可能不重要，因为相互保证毁灭使得单独两个国家更难预料怎样的结果可以被合理的被称为“胜利”。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核子强权数量过少，无法作为民主和平论的证据，除了极小的一部分之外。此反驳理论即使将一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独自的核武器计划的国家也列入考虑，例如德国和日本，仍能成立。一些人则举出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卡尔吉尔战争来回复这种反驳。

一些民主和平论的支持者并没有否认现实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确有其重要性，支持民主和平论的研究也证实了结盟关系和主要强国的力量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有影响。

对于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在逻辑上可以分为好几种。注意到这些批评通常是针对于主张民主国家间没有任何战争和较少MID，而非小型系统性暴力行为。

只有一个研究坚持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与其他政体的国家一般经常互相征战，那么应该会有许多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纪录。相反的，依据不同研究的结果，这种战争极度少见、甚至是零。

一些研究者的结果指出，至今为止从不曾有任何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出现。一个研究之一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有较少的冲突和意外。一个研究则发现在民主国家之间频繁的贸易造成了经济间的互相依赖，而在国际组织的参与也减少了战争的风险。这通常又被称为康德和平理论，因为它类似于最早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常被称为“自由和平”理论，尤其是当聚焦于贸易和民主的影响时。许多研究者同意这些变数之间会互相加乘影响，但各有独自的和平效用。举例而言，两个互相进行了一定数量货物贸易的国家，当地的经济利益团体可能会反对发动破坏性的战争，而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持有更大的权力，也因此政治领袖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要求。Weede(2004)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的互相依赖对和平的影响可能会比民主要来的重要，因为前者对于和平的影响是包括直接和非直接，可产生经济的发展并最终达成民主。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另一方面，研究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

民主和平论至今已经是相当知名的研究领域了，有超过一百名研究者对此发表了研究论文。许多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更在他们的引言里提起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研究观察上的事实。

拉卡托斯则将民主和平论的研究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提倡的“进步的研究计划”、一种是传统的“退步的研究”，他主张进步的研究方式同样能够解释退步的研究方式所找出的现象，但它也能够找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并且发现更多重要的事实。相较之下，他主张那些使用了“退步”的研究方式的研究者通常没能提出新的观察发现，反而花费大多数精力调整他们的理论以防卫批评者的质疑。一些研究者主张目前民主和平论已经是关于国际关系的“进步”研究计划了。依据这些人的说法，民主和平论可以解释许多之前垄断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所提出的观察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的那些理论；除此之外，民主和平论最初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互相争战的这个假设，已经成为大量有关研究的题材。大多数这些衍生的研究都提及了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有较少的冲突和意外。

其他还有研究主张民主国家比较倾向于与其他同样属民主政体的国家结盟，他们的联盟关系也比其他政体的国家联盟还要持续更久和稳定；一些研究包括了则显示民主国家在外交活动上通常比非民主国家还要友善和容易沟通；一个研究显示了有着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在整体上都比其他国家还要友善；另一个研究指出比例代表的制度以及权力分散的区域自治也与社会的长久和平有密切关联。

自从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对民主和平论的深入研究已经为数众多了。绝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某些形式的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虽然他们的方法论不一定相同，而且许多据称例外的战争也仍存在争议。

民主和平论在政治学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民主和平论根基于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与之前支配学界的现实主义完全相反。不过，民主和平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且甚至在一些民主国家影响了政策制定。

举例而言，美国的两大政党都表示支持民主和平论，民主党的前总统威廉·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它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战争。”而共和党的前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因为他们了解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强烈相信中东的前进之路，是促进民主。”已被美国国会通过的《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非常少见的，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则相当的常见，已经有将近170,000,000人因为极权主义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曾经担任欧盟委员会专员的彭定康说：“由于欧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自由的价值，所以我们表达这种立场是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的。同时这也是出自合理的战略原因。自由的社会通常不会互相争战、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坏邻居。”欧盟一份名为“一个安全的欧洲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战略安全报告也指出：“对我们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个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国家治理的世界。”

一些人则担心民主和平论可能会被用作向非民主国家宣战的依据。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要求国会批准向德帝国宣战，因为德国在无限制潜艇战中击沉美国邮轮和煽动墨西哥攻击美国，除此外他并称：“除非出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善关系，稳定和睦的和平时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以及“必须确保民主在这个世界的安全”。一些人认为民主和平论被用于正当化2003年入侵伊拉克战争，其它人则指出直到战争开始后这才被用作开战理由之一。除此之外，Weede（2004）主张这种理由相当脆弱，因为强迫民主化伊拉克：一个周遭几乎全是非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反而可能增加战争的风险（一些研究指出一个民主和一个独裁国家之间是最可能发生战争的组合，一些人则发现那些被非民主国家包围的民主国家的战争风险相当之大），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研究也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

Gleditsch、Christiansen和Hegre（2004）则认为藉由干预主义强迫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最初获得一些成果，但通常会制造出不稳定的民主化国家，长远来看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而那些达成了长久而稳定的民主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美国军队占据的日本，通常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和社会架构，并对整个政治文化上做出激烈的改变。支持他国内部民主运动并使用外交手段可能会是更容易成功且成本更低的方式。因此，民主和平论和其相关的研究，如果被正当理解的话，是可以用作反民主圣战的理论的（Weart 1998）（Owen 2005）（Russett 2005）。

要研究民主和平论，必然需要先定义“民主”与“和平”（或者更常见的——“战争”）。

不同的理论家和研究者对于民主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这也影响了他们在研究结果上的不同。一些例子包括了：

伊曼努尔·康德（1795）反对直接民主制，他认为：“那必然是暴政，因为‘全体’可以打压那些意见相反的人，因此这个全体的意见未必全然是全体的意见，这与自由是相反和对立的。”康德倾向于一个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多数侵害的共和立宪制。

Small和Singer（1976）将民主定义为一个有以下特色的国家：（1）有定期的选举，反对党和执政党都有参与选举的自由、（2）允许至少10%的成年人口投票、（3）有一个能够控制政府执政部门、或是享有与执政部门同样权力的议会。

Doyle（1983）则要求（1）那个“自由的政体”必须是市场或有私人财产的经济体制、（2）他们的政体拥有对外主权、（3）他们的公民享有司法权利、（4）他们拥有代议制的政府。并且至少要有30%的成年男性能够投票、或是所有人在累积一定的财产后都能取得投票权。与其它研究者相较，Doyle允许世袭的君王拥有更大的权力，举例而言，他将法国的路易·菲利普一世也视为是自由的政权之一。

Ray（1995）要求至少要有50%的成年人口被允许投票，而且至少要有一次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政权转移出现过，亦即透过选举的方式将执政权力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给另一个独立政党。

鲁道夫·拉梅尔（1997）指出：“这里的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亦即那些执政者是由有竞争的选举以及秘密投票、和广泛的投票权（粗略的定义是包括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所选出；同时还要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一个宪法架构下政府服从的法律体制，并保障人民平等的权利。”

以上皆为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元分类。许多研究者则试着使用较精细的区分。例如政体资料研究计划用两个尺度衡量每个国家，一个是民主程度、一个是独裁程度，衡量自1800年以来每一年的数据。和一些其它的研究计划。对政体资料研究计划数据的使用各自不同，一些研究者从中研究民主尺度与好战间的关系。一些则把它当成二元分类来用（如它的制造者），将所有高民主程度和低独裁程度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也有人用两者间的差来判断。

一些研究者则观察到历史上许多可能与民主和平论不符的例外情形都是牵涉到尚未发展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多研究者为此又新增了一项资格限制，通常是必须在达成民主制度后和平超过三年（Doyle 1983）（Russett 1993）（拉梅尔 1997）（Weart 1998）。拉梅尔（1997）主张这三年的门坎期间是为了“让民主程序被接受、并让民主文化生根”。除此之外，这段期间也能让其它国家承认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Mansfield和Snyder（2004、2005）认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确不会发生战争，但他们主张那些正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容易卷入战争。他们发现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甚至是正在独裁化的国家都要更为好战。因此，他们主张在将这些战争从分析中淘汰时必须留意，因为那可能会隐藏了民主化过程的负面观点。但另一个更早的统计结果分析则指出，民主化与战争间的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在民主化国家的执政部门无法取得足够权力、独立、和制度的健全度（Braumoeller 1997）。另一篇评论（Ray 2003）列出了许多研究结果，主张民主国家之间比起其它政体的国家更不容易卷入MID中。

另一个研究（Hensel，Goertz\u0026 Diehl 2000）则发现在两个国家都变成民主政体后，每一年两国发生MID的可能性都会逐渐降低，最后发生MID的可能性会在五年内降至于零。

当检视民主国家间的MID时，一个研究发现他们通常较少牵涉到第三国，单方面的仇恨也比较少遭遇反弹，如果被仇恨的另一个民主国家也反弹仇恨，通常是因为遭遇了一定的挑衅，而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少造成任何人员死伤。比较常见的行为只是“夺取物资或人员”。研究显示，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议的可能性也会被当事国中较不民主的那一国的民主程度所正面影响。民主国家间的争议远比牵涉到一个非民主国家的争议要来的容易解决。民主国家在互相争议时也比较可能容易接受第三方的调解（Ray 2003）。

在威胁用和使用暴力的国际危机中，一个研究发现若当事国都是民主政体，那么两者的相对军事力量对于事件的输赢并无影响。但若有非民主的国家参与其中则不同。这在即使当事国是同盟国时，研究的结果也依然相同（Gelpi \u0026 Griesdorf 2001）。与之相似，一个对于国家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军事争议只有在国家是独裁政体时军事力量才显得重要：民主国家似乎并没有将军事力量作为支持争议中那一方的基准（Werner \u0026 Lemke 1997）。另一篇评论（Ray 2003）指出其它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在民主化的国家的战争风险的提高只有当其周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时才发生。即使将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包括在分析结果里，许多研究仍然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所有的民主国家—无论成熟与否，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开战的可能性很小（Ray 1998）、（Ray 2003）、（Hegre 2004）甚至是不可能（Schwartz \u0026 Skinner 2002）。

民主和平论最直接的论点就是：“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所有战争，假如民主国家真如同其它政体的国家一般经常互相征战，那么应该会有许多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纪录。相反的，依据不同研究的结果，这种战争极度少见、甚至是零。”

一些研究者的结果指出，至今为止从不曾有任何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出现。一个研究之一主张民主国家之间的确有较少的冲突和意外。一个研究则发现在民主国家之间频繁的贸易造成了经济间的互相依赖，而在国际组织的参与也减少了战争的风险。这通常又被称为康德和平理论，因为它类似于最早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常被称为“自由和平”理论，尤其是当聚焦于贸易和民主的影响时。许多研究者同意这些变数之间会互相加乘影响，但各有独自的和平效用。举例而言，两个互相进行了一定数量货物贸易的国家，当地的经济利益团体可能会反对发动破坏性的战争，而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持有更大的权力，也因此政治领袖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的要求。Weede(2004)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的互相依赖对和平的影响可能会比民主要来的重要，因为前者对于和平的影响是包括直接和非直接，可产生经济的发展并最终达成民主。Weede并主张若美国和其盟国真的是根基于民主和平论之上而想民主化独裁国家（而他反对这种做法），那最好的做法应该是从那些边界有至少一两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独裁国家打起，并且逐渐扩大。另一方面，研究显示试图用外部力量推广民主通常会遭遇失败。

如同现实主义的Mearsheimer（1990）指出的，对于战争的研究的问题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算是少数，因此民主国家间处于互相争战的立场的机会也较少”—尤其是在采用严格定义的民主时。民主国家直到最近几十年前都还是少数。即使是采用较宽广的民主定义，如同Doyle所采用的，在19世纪末期前也只有一打的民主国家，而且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