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铭鉴（1944年-2020年4月2日），男，著名语言学家、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笔名雷刚、贺征、斯言、楚山狐等。建湖县人。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执行主任。现任《咬文嚼字》、《编辑学刊》主编，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上海市编辑学会、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和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2020年4月2日上午10时，郝铭鉴去世，终年76岁。

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后借调至市文教办公室工作。

1978年调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兼任《咬文嚼字》主编、《编辑学刊》主编等职。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上海编辑学会、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责编图书《朱光潜美学文集》、李泽厚《美学论集》、《巴金论创作》等。主编、副主编《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艾青论创作》和《革命烈士遗文大典》等。

曾获“上海出版奖”和“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全国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等荣誉称号。200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的语言文字使用正陷入混乱，成为影响中国人文化素质的大事。治理汉语之乱，教育是关键所在。

郝铭鉴：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水平，第一步是从语文教育抓起，这是最基本的。这一步不抓好，后面再来补救，往往要事倍功半。语文是基础，如果不把语文教育抓好，那整个教育是有残缺的。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教育一贯重视，孔子就是教育家，有弟子三千，在那个时代，是不得了的规模。孟母三迁，讲的是教育的故事。中国人的教育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过去我们的教育是怎么进行的？一般来说，大家族会开办家塾，将家族里的孩子聚拢来，请老师来教，《红楼梦》里就有描写家塾的章节。另一种典型的形式是社会办学，读书人开设文馆，附近的家庭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书。古代人的教育，教材无非两大类，一类是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另一类是经典著作四书五经。而教学方法，则可用一句话概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里讲究的是“读”和“悟”。

我自己从事出版工作后，接触过的可以称得上“大家”的超过百人，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不同，研究领域也不同比如李四光、苏步青等研究领域并非文史哲，但是，这些“大家”，都是在过去的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语文基础都非常好，很多人学贯中西。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出现了，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教育也翻开新的一页。从鲁迅回忆自己求学经历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的读书和后来的读书是不一样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学校教学内容上。有些内容，以前不会教的，比如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的东西。因为教育中加入了这些新鲜的内容，学生的知识结构、视野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工业革命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不具备这些知识就无法适应现代生活。教育随之做出改变，知识结构要重新设计。

除了内容的变化，教学的目的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人都有个梦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现在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了让一代又一代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现代语文教育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

2020年4月2日上午10时，郝铭鉴去世，终年76岁。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介绍说，即使在病重期间，郝铭鉴依然在“咬嚼”汉语，笔耕不辍。他抱病写下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为读者详解汉字“画”与“划”的不同用法，发表在《咬文嚼字》三月刊“编校信箱”栏目中，为学界留下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