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吉（1905~1950），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领袖，在台湾创建“农民组合”，领导民众反抗日本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曾两度被捕入狱。台湾光复后，在1949年10月出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山地工委书记，1950年被捕，英勇就义。

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女婿，大众电脑董事长简明仁，为简吉三子。

简吉从台南师范学校（今天的台南大学）讲习科毕业之后，担任教职四年，平日简吉常常研究列宁及孙中山的著作与学说，因为逐渐左派。1925年11月由于地方有农作争议，于是辞教职为此奔走，并且组织凤山农民组合，1926年，简吉与赵港、杨逵等创组“台湾农民组合”，为台湾日据时期组织最为完整的农民运动团体。简吉任台湾农民组合任中央常务委员，1927年与赵港为台湾代表，出席日本农民组合第六回大会，并上京向众议院递交抗议书。

1928年6月简吉与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结识，同年8月台湾农民组合通过支持台湾共产党的决议。简吉不久后开设社会科学研究会，以谢雪红、杨克培为讲师，而简吉本人以蔗农问题、竹林问题、日本退职官员侵占土地问题之题目，进行群众教育。1929年2月12日简吉被捕，判刑4个月；出狱后仍持续抗争，1931年再度被捕，判刑1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简吉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高雄分团书记、新竹桃园水利协会理事，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简吉与老台共党员、中共党员张志忠在嘉义市组织“自治联军”，并且于1949年10月简吉出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1950年简吉被捕，被判处死刑。

简吉日据时期在狱中部分日记，后于2004年出版。

简道夫（简吉次子）小的时候，时常看见母亲陈何用一个乡村用方布巾，把一本抄写的经书，和几本发黄的本子，细心包起来，放在家里拜拜的神像下方。即使搬家，丢了很多东西，但这一个平凡的布包却长年带在身边。每天念经的时候，母亲总会拿出来。但简道夫从来不知道那一本是什么书。

简道夫陪着母亲搬过四五次家。自从父亲简吉在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后，母亲绝口不提父亲的事。他唯一的记忆，来自更小的时候，父亲曾抱过他。而家里，却因为父亲被通缉，遭到好几次搜查。简道夫还记得小时候，曾和母亲兄弟站成一排，看着前来搜捕父亲的人，在家里翻箱倒柜。在高雄凤山老家，父亲有一面墙的书，但统统被搜走了，他可能留下的笔记、日记、信件，大都被搜光了。

一九五零年三月，父亲在马场町被枪决的时候，简道夫才九岁。枪决的事还是大哥简敬从《新生报》上看到，告诉了母亲，才一起北上，迎回父亲的骨灰。多年以后，简敬回忆起当时，母亲带着他坐火车到台北市。沿途上，从台南市到台北的十多个钟头，母亲一语不发，抿着嘴唇，凝视窗外。

没有人知道，她是不是想起十七岁那一年，刚刚结婚的时候，简吉穿着西装，戴着圆框眼镜，那样斯文而安静，一个热爱贫困孩子的乡村教师；或者简吉为被剥削的农民奔走，成为农民组合的领袖，到处演讲奔波，坐了十几年的牢；还是一九四二年，他刚刚出狱，回到台南度过的三、四年平安的家居日子；或者他在二二八之后，因为被通缉，只能半夜偷偷回家，紧紧抱着刚刚出生的稚子简明仁，仿佛那是最后的拥抱；或者只是他最后从狱中写来的信：“有人说，尽管每个人走的路是多么不同，可是要抵达的地方都是坟场。话是这么说，而实际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

母亲到马场町，只见到父亲冰冷的尸体。她是那样从容镇定，只告诉简敬要如何祭拜父亲。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为了怕影响孩子的未来，她要简敬不要出声说话，只由她去签字具领尸体，再由简敬帮忙安排火化的事宜。他们在台北市停留两天，办完后事，才带着骨灰，回到台南市家乡。

回到家，她只交代了几句话，便进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关起了门。然后，简敬才听到她那压抑的哭声，慢慢释放出来，变成无法遏止的哭泣……。几十年为台湾农民奔走而失去的丈夫，那个属于革命而不属于家庭的丈夫，如今终于归来。几十年的夫妻情分，几十年的流离受苦，几十年思念坚毅，终于决堤……

与世无争的脸

然而她仿佛不曾再哭过。简敬还记得母亲有过几次流浪而年纪最小的简明仁，他出生于二二八之后第二十三天，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更不记得母亲有过愁容。他只记得母亲不太说话，不提丈夫的事，那是一张与世无争的脸。

简吉和妻子生了五个孩子。前三个是结婚后的几年，在安定的教师生活里，陆续生下来的（其中有一个因为生了急病而夭折）。后来为农民运动南北奔走，很少在家，就未再怀上孩子。直到一九四二年，简吉从十年的日本监牢归来，才又有了简道夫和简明仁。

因为丈夫长年在外奔波，无法照顾家庭，后来又为了农民运动而坐十几年的苦牢，母亲为了生存，在日据时期就考取了助产士执照。靠着助产士的收入，勉强扶养孩子。生下简明仁的时候，正是二二八之后，军队大镇压的肃杀正在全岛展开，台湾陷入大混乱状态。简吉是通缉要犯，亡命天涯。在那风声鹤的战乱时刻，母亲无法求助任何人，只能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用助产士的经验，独力把孩子生下来。然而，当她为婴儿扎好脐带，确定安全无虑，生育最后力量用尽，她竟昏睡了过去。

母亲仿佛与世无争的脸，从不愿意谈起父亲。在白色恐怖的气氛里，两位年长的哥哥因为政治犯家属，父亲是匪谍，工作难找，生计困难。背负这样的阴影，更没有人敢和他们多交往。父亲彷佛永远消失了。简道夫和简明仁带着这阴影成长，却难以知道父亲的事。

后来母亲皈依佛门，觉得接生的工作老是让她双手沾着血污，拜佛不虔诚，她也累了，就决定退休，只是安静吃素念佛，就搬到屏东市和简道夫一起住。简道夫只见她天天把那小布包打开来，拿出经书，安静诵念。而那些泛黄的本子，虽然永远在她的手边，一起和经书拿进拿出，却未曾打开过。后来，他曾打开看，字迹是用日语写就的，一问才知道是父亲的日记。但他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在二二八的烽火战乱中出生的简明仁，是在念完交通大学，赴美国念书的时候，才真正看到父亲简吉的故事。那是关于农民组合、日据时代的反抗运动的记载。但资料非常简单，他只知道父亲为农民奉献一生，却还是无法了解那年代父亲的真正理想和行动。

后来简明仁回台湾自己创业，常常回冈山看望母亲。一九八〇年，简明仁事业安定下来，想花更多时间陪一陪母亲，决定接母亲来台北市一起住。但母亲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未带走那个小布包。后来简道夫也搬家了，丢了书和杂物，但他想到母亲如此重视那个小布包，就留了下来。

又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简明仁突然来电问：「母亲的那个小布包还在吗？」

「还在啊。」简道夫说。

「我想要用。」简明仁说。

那时，简明仁已经是大众电脑的董事长，事业有成之后，他开始认真研究父亲，逐渐了解父亲、农民组合以及那时候台湾的生命故事。他也曾找了日据时代的社会运动者如酗堤翩A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林书扬、陈明忠等一起聚会，想多了解那时代的历史。

拿到了那些泛黄的日记，简明仁请人翻译出来。然后，他才看见父亲手写的日记里，曾埋藏着多么壮阔的胸襟，多么强健的理想，和无法熄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那日据时代的大镇压里，简吉被逮捕入狱，却在法庭上全力申辩，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台湾农民。农民也给了他最热情的支持。

那是青春的台湾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大逮捕（史称「二一二事件」），共逮捕了农民上千人，搜查三百多家处农民组合支部、干部住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二千多文件证物。但日本殖民政府竟不知道如何定罪名，最后以「违反出版法规」的名义，起诉十三人。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第一次开庭审判时，整个农民组合干部、其它团体会员和家属，将台中地方法院挤得水泄不通。检察官于是下令禁止旁听。被告简吉此时上前质询说：「审判长，这件事还没有严重到禁止旁听的地步吧？」

此时，旁听席上的支持群众大喊起来：「简吉加油！简吉加油！……」

八月，简吉假释出狱，立即展开重建方针，十一月在台北市设立农民组合台北办事处，并以此作为重建的据点。在第二次公审前，简吉安排了农组的人事与重建工作。他面对司法审判，没有任何恐惧。所以当一九二九年简吉被判刑一年入狱时，他仿佛带着胜利的微笑。

那些泛黄的日记，就是他的狱中日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台湾农民运动领袖简吉在狱中日记仿佛愉快地写着：「控诉审（相当于高等法院）宣判。审判长面带微笑宣判。简吉，监禁一年。杨春松、张行、江赐金、苏清江，各监禁十月。……」

虽然文字是写着「审判长面带微笑」，却更像是简吉的微笑。

而那一个遥远的微笑，彷佛失踪在历史的迷雾里。历经了日据时期的几度搜捕，历经二二八的战乱，经历白色恐怖的搜查枪决，那日记，竟奇迹般的随着简吉的妻子，安静的躺在经书的旁边，小小的农村布包里。直到多年后，才被简明仁从悄无人知的角落里发现出来。而简吉的理想和牺牲，那一段被湮灭的农民革命史，才终于让迷失的台湾人，看见日据时代的真正历史。

简明仁和简道夫都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保留着这一本日记。是因为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或者她有一段深埋内心的记忆？夜夜念着佛经的时候，陪伴在母亲旁边的，是不是日记里，简吉那永远的微笑？那一年，简吉才二十七岁。那是青春的台湾，理想主义的台湾。一个灵魂的微笑，在隐藏了七十五年的岁月之后，终于真正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