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根成，蒙古族，曾用名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奇，1905年出生于土默特旗把什村(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

曾任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

1966年突发疾病去世，年仅61岁。

康根成出生之年，正是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推翻黑暗统治、铲除不平等社会的反抗意识和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意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下了根。康根成的父亲康海明虽然不识字，却是一位有见识、有志气的蒙古族农民，懂得很多道理，宁愿自己辛勤劳作，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们上学读书。康根成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兄妹六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在他的影响下，二弟贾力更(康富成)很早就投身革命，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妹康军年仅15岁就徒步奔赴延安市，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

1918年，13岁的康根成和18岁的堂叔康济民离开家乡来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一起考进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康根成和多松年、乌兰夫、奎璧、佛鼎分在了一个班。后来他们又认识了归绥中学读书的李裕智、吉雅泰等土默特旗蒙古族同乡，大家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的形势和蒙古族的未来。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王朝，但政权很快被北洋军阀窃取，他们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歧视欺压少数民族，特别是土默特蒙古族的命运更为悲惨，这些问题时常困扰着蒙古族青年。

1923年3月，全国各地掀起强烈要求日本归还旅大港口、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主义运动。康根成与乌兰夫、多松年、奎璧、高布泽博等人成为归绥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他们经常在一起写标语，组织学生上街游行。5月，归绥学联召开大会，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学生们上街宣传抵制日货，遭到了“盛记”洋行老板的刁难，各校学生联合起来砸毁了“盛记”洋行，取得呼和浩特市历史上第一次爱国主义斗争的胜利。

1923年秋天，康根成、康济民和多松年、乌兰夫、吉雅泰、佛鼎、朱实夫等39名同学一起考进北京蒙藏学校。他们因为不满北洋政府和校方对进步学生的种种限制，连续发动了几次学潮，赶走了反动校长，引起当时北京各个政党组织的注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看到这些蒙古族学生是蒙古民族的优秀代表，亲自来到北京蒙藏学校了解蒙古族情况，对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为他们开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还派遣邓中夏、赵世炎来到学校开展工作，从理论上提高蒙古族青年的思想觉悟。

1923年冬天到1924年春天，康根成和乌兰夫、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奎璧、云润、赵诚、佛鼎、高布泽博、孟纯、任殿邦、云霖等人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族团支部。1924年下半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内蒙古自治区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

康根成当时已经娶了乌兰夫二姑的女儿，是乌兰夫的表妹夫，所以经常在一起活动。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党组织安排康根成、乌兰夫和多松年三人到北京东城区的中共党组织办事处工作，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他们的任务是登记出席会议的中国国民党员。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很复杂，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真心实意与共产党合作，赞成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坚决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斗争，积极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右派则不同，他们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勾结，极力破坏国民革命。为了保证国民会议促成会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不让国民党右派参加大会，以防他们进行捣乱，党组织特别嘱咐康根成、乌兰夫和多松年几个负责登记的人要严加防范，还给了他们一份北京地区国民党右派的名册。他们三个人在办理人员登记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总怕出现疏漏，让中国国民党右派混进来，可是国民党左派、右派很难看出来，虽然他们手中有一份国民党右派的名册，但实际做起来很不容易，他们三人一直仔细观察前来登记的人。有一天，一个姓张的人前来登记，乌兰夫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猛然想起曾经看见他在大街上和宣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学生们争吵，很像国民党右派分子，于是立刻警觉起来，仔细盘问他。姓张的有点不耐烦，开始破口大骂，还招呼后面几个和他一伙的人大吵大闹。乌兰夫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不给他登记。这时，多松年和康根成认真查看了中国国民党右派名册，果然上面写着这个人的名字，当场揭露了他的真面目。这个姓张的自知无趣，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1924年秋冬之际，中共党组织发起欢迎孙中山北上、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善后会议”的运动，康根成和乌兰夫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宣传标语，以唤起北京市民的觉醒。在康根成的掩护下，乌兰夫还躲过了一场危险。一天夜里，他们两人和往常一样提着在宿舍小火炉上熬好的浆糊，怀里揣着写好的标语，很快来到东单一带，在一个繁华的胡同口观察。瑟瑟的秋风吹得电线呜呜发响，两人感到秋寒刺骨，浑身发抖，但他俩知道，只有这种坏天气才最安全。革命斗争的热情让他俩战胜了寒冷和恐惧。康根成站在电线杆下装作等人走来走去，警惕地盯着马路两边的行人。乌兰夫迅速在墙上刷浆糊，贴标语。突然从胡同里钻出一个北洋政府的特务，看到墙上的标语，指着乌兰夫喊道：“你干什么呢?抓共产党!”特务刚要追，被走过来的康根成一把拉住：“喊什么?谁是共产党?”特务打量了一下康根成：“我没说你，刚才有个人在墙上贴标语。”康根成故作惊奇：“真的?别冤枉了好人，咱们看看。”说着拽起特务一起走到墙根前，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哦，果然有标语，快走，我帮你去追。”特务好像明白了什么，质问康根成：“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和他一伙的?”康根成假装生气：“别胡说八道，我和他根本不认识，就是想帮你，真不知好歹。”说完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康根成和乌兰夫来到约好的碰头地点，一边嘲笑特务的愚蠢，一边把剩下的传单都贴到马路边的电线杆上。

北京蒙藏学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为了瓦解刚刚形成的蒙古族革命力量，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突然取消了蒙古族学生的官费资助，企图迫使学生退学回家。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为了保护这批蒙古族革命力量，决定将所有蒙古族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分批送往苏联、蒙古、广州市的黄埔军校和毛泽东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深造。康根成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荣照(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五个人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临行之前的一个傍晚，康根成和弟弟贾力更在校园里彻夜长谈，兄弟俩互相勉励，一定要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和家乡父老奋斗一生。

1925年10月，20岁的康根成和多松年、乌兰夫、云润、荣照离开北京，经上海市坐船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再转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过20多天的旅行才抵达莫斯科。通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康根成和多松年、乌兰夫等人不仅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也学到了民族解放知识，还熟练掌握了俄语。康根成在校期间，担任了列宁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受到约瑟夫·斯大林的接见。

1927年，康根成毕业后，共产国际东方部选送他和朱瑞、王昌希三人进入莫斯科炮兵学校继续深造。1929年，康根成毕业后加入了苏联远东伯力城中国游击队，在刘伯承、黄平的领导下担任机枪队队长，参加了苏联远东军事行动，并准备回到中国东北满洲开展游击战，康根成后来参加了苏联远东特别红旗军，在侦察科任侦察参谋。1930年，康根成跟随侦察人员回到满洲齐齐哈尔市，在军阀统治下的中东铁路沿线进行军事侦查，他担任上尉翻译，这是他去苏联以后的第一次回国，可是距离家乡太遥远，只给父母寄回来一封信，不久又回到苏联远东伯力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边疆党部《工人之路》担任编辑，后来又调回远东红旗军侦察科，担任军事翻译、情报组组长，成为远东红旗军唯一的一位蒙古族军官。康根成多次请求共产国际同意他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共产国际同意了康根成的请求，通过德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他办好了途径欧洲回国的护照，还为他买好了衣服，就在动身的前一天，突然发生了满洲和苏联的“中东铁路冲突事件”，致使所有在苏联的中国人受到牵连，康根成被通知暂缓回国。

1933年，苏联开始了“肃反”运动，康根成被怀疑是日本的间谍，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肉体摧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一个煤矿。在以后长达23年里，康根成忍受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西伯利亚地区出奇的寒冷，被关押在“劳动营”的囚犯大多是支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和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多人感到冤枉，可又无处诉说，有的因不堪凶狠警察的侮辱和摧残而消沉，有的人甚至想自杀，康根成总是用祖国的美好前景来唤醒难友们的生活信念。

1950年1月到1956年2月，康根成又一次被莫名其妙地“充军”，在一个偏僻小村庄的汽车修理厂当翻砂工，实际上过的是半监禁生活，但偶尔能看看报纸，这才得知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他内心克制着喜悦，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久，他第二次被捕判刑，流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偏僻荒凉的小山村，他企盼被释放的一丝希望看来很渺茫了。一年冬天，他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经常虚汗满身，喘证不止。求生的本能让他强迫自己每天出来晒晒太阳。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每天早晨，他一睁开双眼就禁不住想起已经革命成功的祖国，想起乌兰夫、多松年和那些革命战友；更想起家乡，想起父亲、母亲、妻子、弟弟、妹妹和所有的亲人们。

1954年6月，苏联最高检察委员会经过认真审查，宣布取消对康根成的错误判决，彻底给他平反。1956年初，历经坎坷的康根成乘坐火车回到北京，他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破皮箱，里面是几件破衣服和一个流放时吃饭用的铁皮筒。51岁的康根成已经两鬓斑白、老态龙钟、一身病痛，只有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新中国首都的无比惊奇和重获自由后的幸福光芒。

祖国没有忘记这位很早就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蒙古族优秀代表。中组部准备安排他在中央机关工作。可是，康根成表示只想回到他日思夜想、已经离开了30多年的故乡。中组部尊重康根成的意愿，同意他回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他回到家乡才知道，父母早已故去，思念了30多年的妻子在他去苏联后不久得病去世了，弟弟贾力更1941年在大青山与日本侵略军战斗时英勇牺牲，年仅34岁。

内蒙古人民热烈欢迎这位草原赤子的归来。内蒙古党委和政府征求了康根成的意见后，任命他为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夜以继日地工作，废寝忘食，殚精竭力。

1966年突发疾病去世，年仅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