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部由吴天明执导，周里京和吴玉芳主演的爱情电影，于1984年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改编自路遥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知青高加林渴望到城市发展，但在如愿到城里工作后抛弃未婚妻，最终失去一切的故事。该电影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9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群众最喜爱的农村题材电影。2018年，该片被评为第1届中原地区双塔山爱情电影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2022年，被评为新时代国际电影节金扬花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部优秀电影作品。导演吴天明在拍摄过程中，联合制片人监督着城市女孩吴玉芳在农村体验生活，将她变成了银幕上那个不认识字的农村姑娘。该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值得观看的经典爱情电影。

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小学任教，但这个名额却被大 队长高明楼拿去给了自己的儿子。加林对此非常生气，并受到很大打击。村里的善良姑娘刘巧珍虽然一字不识，却欣赏并爱慕有文化的加林。巧珍时常帮他，并向加林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巧珍的爱使加林感到格外温暖，也热情给予了回应。两个人一起在村里搞起了卫生革命，治理井水，干得有声有色。但他的兴趣还是在写作上，不愿意永远就这样生活在村里。高加林的叔叔转业后当上了地区劳动局局长，高明楼怕顶高加林名额的事会得罪他，便想办法将加林安排进县委当通讯干事。加林的老同学黄亚萍倾心于工作出色的加林，并努力帮他在报社谋得职位。虽然远在乡下的巧珍一直思念着加林，但加林留恋城里的优越生活，决定与巧珍分手。但本以为能留在城里的加林，因黄亚萍前男友的母亲气愤于儿子被抛弃的事情举报高加林到县委工作的手续有问题，加林的叔叔不循私情，将加林解职。加林回到村里，发现巧珍已嫁给他人，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创作初衷

投入影片创作阶段后，导演吴天明随原著作者路遥两次到陕北地区深入生活。开拍前，吴天明又带着演员和摄制组创作人员去陕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在农村的贸易市场观察农民的生活状态。通过体验生活以及与当地农民交流，他们体会到封闭的观念、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造就了农村的愚昧和贫穷，感到自己有责任用作品来向落后和愚昧宣战，有责任讴歌生活中高尚美好的事物、鞭笞那些丑恶的事物。

影片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围绕高加林这样一个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当代农民的命运，反映了他所处的环境的各种复杂矛盾，展现了对当时各种社会思想的深刻思考。影片同时表现了黄土高原特有的西北风情，并将当地生活状况与当地人的精神风貌融合在一起，体现出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吴天明讲述拍摄花絮

我是在陕西省的一个评论家的推荐下看了这部小说。看完这部小说，我当天晚上就杀到路遥家中。当时，路遥操着一口陕西话跟我讲，这部影片已经跟上海电影制片厂说好了，合同都签了。

我跟他说：你不要给上影厂，上影厂拍不好这个片子。我拍着胸脯告诉他：《人生》非我莫属。而后我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和他侃起了《人生》。我的“神侃”功夫再一次起到作用，最后，路遥只好答应将电影拍摄权交给我。也因为这部戏，我和路遥成了很好的朋友。

《人生》中农村姑娘巧珍的扮演者是上海儿艺的演员吴玉芳。不过，当初剧组的人员把她从上海找来的时候，本来是想让她扮演城里姑娘黄亚萍的。我第一次见到吴玉芳的时候，觉得她相貌普通，根本不符合黄亚萍城里姑娘的定位。我感到非常失望。我跟副导演说，这哪是黄亚萍呀，赶紧买车票明天让她回去吧。当天晚上我又琢磨了半天，想起白天和她谈话的感觉，突然想到：她可以演巧珍呀。第二天一早，我就马上让制片把吴玉芳先留下。随后，我让吴玉芳排演了几个小品，最后拍板由她来扮演巧珍。当时，剧组对于这个决定还有异议，认为吴玉芳一个上海姑娘怎么可能演一个农村姑娘呢？我告诉他们，没关系，她的气质在哪摆着呢。当时巧珍的演员已经定下由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女生扮演，但在我的坚持下，最终被退掉。

为了让演员能够更深切地理解剧本，我们安排他们在陕北地区农村体验了一个月的农村生活。吴玉芳毕竟是上海姑娘，吃不得苦，为了让她更好地理解角色，我给吴玉芳下达了一个任务：每天早上，必须给住在楼上的主创人员挑两担水。结果第一天，她两担水分了四五次才挑上去。经过一个多月的体验，我认为吴玉芳挑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结果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吴玉芳根本就挑不起来，双手扶着扁担，还颤颤巍巍。当时我非常生气：怎么挑了一个月，还没学会？后来才知道，原来体验生活的时候，每天挑到楼上的水都是剧组的照明、场记、助理这些人帮她挑上去的。当时我勃然大怒，狠狠地批评了吴玉芳。然后跟制片说：走，我们回去，不管她，让她一个人在这儿体验生活。当时已是傍晚，我和剧组直接回到了县里的招待所。两个小时以后，制片才背着我偷偷找了一辆车，回到村子去接吴玉芳。制片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一群农村孩子围在井边看着吴玉芳一个人躲在那里呜呜直哭。制片让她上车，她还一边哭一边说：我不回，我不回。因为这件事，吴玉芳在背后偷偷叫我“法西斯导演”。在拍摄后期，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吴玉芳说：听说你叫我“法西斯”，你要是因为这部影片得奖了，你要感谢“法西斯”。没想到，吴玉芳后来真的因为《人生》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获奖以后，吴玉芳还把奖杯拿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导演，这是给你的。我说：瞎说，这是你自己该得的。

《人生》公映后，很快成为当年的热门影片，获得了1985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1985年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作曲奖。我还记得《人生》获奖后在与四川大学的一次联欢中，天上下起了雨，一万多师生站在雨里，却把草帽戴到了剧组人员的头上。当《人生》剧组站到主席台上，整个操场响起了海潮般的欢呼，我顿时就流下了眼泪。我想一个导演最大的欣慰就是观众的认同。

《人生》中高加林（周里京饰）的形象更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讨论。有人把高加林称之为“中国的于连”，或者叫做“当代陈世美”，但也有人对高加林的行为表示理解。80年代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人生》就像一个标本，人们在争论中去思考、去辨析个人的命运以及时代的命运。坦白地说，因为个人经历的缘故，在影片中，我不自觉地强化了对高加林的谴责，对巧珍的赞美，但这并没有影响《人生》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拍摄手法

因原作小说本身内容丰富，戏剧性强，吴天明认为，如果仍完全接传统电影观念去搞，会把戏剧性搞得非常强烈，偶合性太大，不符合现代电影观念。所以，在表现手法上，他采用了大的抒情片断，用来打破戏剧化的结构，试图给观众更多感情、情绪上的冲击力。在镜头运用上，尽量保持客观状态，让观众自己去想象去补充去思考。

导演吴天明在影片拍摄手法上有些先锋，通过远景全景使画面高远空旷，展示给观众的是大西北独特的气势，使人情、乡俗、诗意、哲理等因素得以从从容容地涌现在银幕上。（网易娱乐评）

该片充满忧患意识，对于青年在社会上的寻求的难处和追求的困惑做了深入的思考，在情感探求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它不仅是情感表现深度的创作，而且是时代风云的巧妙表现，但本质上是不离时代的人生情感精神的悲剧性深度表现，令人叹息也充满审美的感染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评）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