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

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本名张光人，在上海创办的文艺期刊《七月》，主张作家“突进”现实斗争生活。胡风在重庆市北碚区以《七月》为核心，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创作倾向、风格理论主张、观点一致的作家、诗人，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就叫做七月派。

当时“七月派”诗人共有39人，大部分都聚集在北部，包括艾青、田间、邹荻帆、鲁藜、绿原、路翎等人，他们坚持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重要作品有《无弦琴》《跃动的夜》《童话》《突围令》等。曾编辑出版《七月》《希望》《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多种刊物和丛书。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鲁、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

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把诗作为战斗的武器，追求诗歌与时代的密切结合和与人民的融为一体，追求诗歌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性，以及诗歌的史诗品格，是其共同的创作态度。发掘和歌颂民族的生命强力，抒发鲜明的主观战斗激情，是“七月派”诗作的主要内容。艺术上追随艾青，倾向于诗歌的散文化，对自由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月派”，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活动于国统区的文学流派。这是一个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却又是一个内容驳杂、风格繁复的流派。

七月派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由“五四启蒙叙事”向40年代“红色阶级叙事”转变的重要模式。也由于这种转型性，也导致了七月派小说在思想和形式上的“混沌性”。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主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强调对中原地区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动性和主观战斗精神，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又以党派文艺为限制，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社会功利目的。

一方面，他们刻画了时代转型的巨变中许许多多的个性鲜明的“那一个”，显示出强烈的艺术个性和主观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遵从时代的民族国家叙事为圭，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宏大叙事的概念和符号。他们的理论常常自相矛盾又试图自圆其说，他们的文学作品却又常常超越，或者说溢出他们的理论范畴，显示出强大的文学潜力和艺术阐释空间。

同时，“七月派”的特殊性还在于，由于它特殊的品质和内涵，与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支评价差异大，命运坎坷的文学流派。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突进客观世界说，“精神奴役创伤”说，都成为一种含混且牵强的边缘化存在...

七月派诗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诗歌的主题往往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充满着政治态度鲜明的艺术激情。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

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毛泽东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主要有路，邱东平，彭柏山，曹白，贾植芳等。七月派小说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路翎。

七月派是活跃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阿垅（陈守梅）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市)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中文网》（上海市)1950年第2期。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卡尔·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