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他著有《中国地理学研究》《中国区域志》《中华民国史纲》等。

1923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一文，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1927年，张其昀在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1935年，张其昀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36年，张其昀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他组织出版《国史纲要》第一辑。1943年，张其昀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在哈佛大学为访问教授两年。1946年，张其昀返国后，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954年至1958年，张其昀任中国国民党“教育部长”。1967年，他当选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意代表。1980年，被蒋经国聘为中国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病逝于台北市。

张其昀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1901年，张其昀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书香之家，其曾祖与祖父两代皆为清末举人，父亲为当地乡绅，家学渊源颇深，幼承庭训极严。1915年，张其昀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哈佛大学等单位任职。

1923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一文，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1927年，张其昀在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1934年，张其昀应甘肃省政府之邀，在省政府大礼堂做了《甘肃省利病书》的讲演，认为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使甘肃成为“近西北”之中重要省份。1935年，应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之邀，张其昀又做了《青海省之山川人物》的讲演，对青海省的政治地理状况作了细密的分析。

1935年，张其昀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36年，张其昀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张其昀又创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后改称“史地研究所”）、史地教育研究室并担任主任。1941年，他组织出版《国史纲要》第一辑。1943年，张其昀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在哈佛大学为访问教授两年。1946年，张其昀返国，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张其昀前往台湾。1954年至1958年间任中国国民党“教育部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地理学研究》、《中国区域志》、《中华民国史纲》等。主要编著有：《中文大辞典》、《中华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中华百科全书》、《中华五千年史》等。1963年，张其昀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1967年，他当选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意代表。1980年，被蒋经国聘为中国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病逝于台北市。

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达到顶峰。“五四”时期，一大批激进民主主义者持“不破不立”、“全盘否定”的彻底态度，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鞭挞，并为中国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先进思想。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张其昀既怀着对儒家人文主义的倾慕之心，又怀抱救国的理念，积极地萃取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企图融通中西文化，重新构建中国的新文化体系。张其昀的文化现代化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科学”和“人文”为其文化现代化思想的两大支撑。

张其昀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重视克己互让而达于中庸，并能够做到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是以人类的尊严与幸福为最终追求。张其昀认为，不健全的人生理想，有外重内轻的弊端。张其昀总括出人文主义的精神，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这一“内在制约”的观念，张其昀尤为看重。

张其昀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内在制约”观念事实上是在说明个人要臻于自性的完善，与其在克制及自我克制方面的发展是成正比。而关于自我完善，不单单是白璧德“人文主义”所特有，儒家学说中的“人文主义”同样以此为核心命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效用日益彰显，导致了人文关怀的缺失，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思潮，使得部分国民对科学产生了盲目崇拜和狂热迷信。但张其昀对东西方“人文主义”的融合与提倡，无疑对唯科学主义起到了纠偏的做用。而这种“人文主义”更是始终贯穿于张其昀文化现代化思想中，并作为构成其文化现代化观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张其昀经济现代化思想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位国家战略学研究者，他对于经济发展有着比同时代学者更为超前的眼光。他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陆三个层面加以研究，并强调走一条新型经济现代化道路，这是张其昀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过人之处。

张其昀有着其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尤其在我国近代以来的地理教育领域开创了数个先例。因而，其教育现代化思想更是其现代化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张其昀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厚。针对中国教育落后的现实他提出了教育平等、通才教育、科学知识的培养与健全人格的塑造并重等一系列现代化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国近代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张其昀在《教育上之平等权》一文中指出：现行教育制度与社会经济情形不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人民无受中等或高等教育之机会。

1935年，张其昀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一文，将全国分成平原、丘陵、高原、高山四个地带，并具体阐释了各个地带的地形特点与民族地理分布的关系。在张其昀看来，地理环境不仅与民族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高寒地带实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高原地带地势既高则气候寒冷，河流湍急，天寒则农业歉收，流急则航运阻绝，此于平原民族之汉族均属不利，以故人烟寥落，视为畏途，少数民族皆为地主，实占高原环境之大部分”。而如何突破民族之间的地理“边界”，使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张其昀也做出了其“地理学科”的阐释。

张其昀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基本理论的开拓和创建，其标志是1932年的《人地学论丛》和1926年的《人生地理学教科书》。其特点是引入欧美和日本的先进入文地理学理论，如鲍曼的《战后新世界》(1921)、《战后新世纪》(1927)、白吕纳写的社会科学史从书《人生地理学教科书》(TheHistoryofSocialSciencesSeries，HumanGeography，1930)，同竺可桢、胡焕庸等共同翻译的专辑《新地学》(1933)等。张其昀的译著与原著几乎是同年出版，如《战后新世纪》和《人生地理学教科书》皆是如此。另一方面，就是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举凡人文地理学的各个分支或部门学科，无不涉猎；凡是我国统一、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的有关人地关系问题，无不敏锐的观察，深入的研究。

张其昀对政治伦理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认为：“儒家思想有一个根本观念，即政治与教育二者相为表里。一代的政治制度无非是政治哲学的反映，而政治哲学又源于教育哲学，故其着手耕耘处在学校，其所得美满的收获就成为政治上的干部，而一切实际政治又都要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张其昀还将“爱民”“教民”“养民”当作民主（《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殷海光批判这样的民主是“君主的民主”“慈惠的君主专制”。“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

张姓治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古为今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他的思考,进而写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写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结合现实需要而写的。经世思想的本质是为国家所用、为政府所用、为民族所用。个人只有在为国家、政府、民族集体所用中，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特色。“他-一生为国家效忠”,晚年“阐扬领袖革命学”，从政治立场来说，可以批评他;但从历史立场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张氏治学是从治浙东学派开始的。张姓之重乡献精神，源于其父亲。其父张兆林生平最留意于宋以后宁波市地方志，家中藏书也多乡献。1928年，他入中央大学任教后写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学风》。《宋代四明之学风》是一篇长文章,刘分章实际上是一小册子。这六章是:遗传与学风之关系、环境与学风之关系、时势与学风之关系、学业上之成就、社会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将浙东学术精神概括为五点:求智一-乐学,求仁一宽厚，守礼一自爱，守义一廉洁，信实一致用。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东学派的文章。稍后，陈训慈也写浙东学派研究文章,职写清代，可能和张姓有关。他后来撰写的《孙诒让之政治思想》称“浙东学术的主旨,在继承中原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以国事为已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见，他对浙东学术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1935年4月12日，张其昀在青海省政府的讲演中，明确声言，中国的病源在于国家不曾统一，而真正的统一，则包括“地势的统一、物资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这样国力才能充分集中，中华民族才能有自信。因为，在张其昀眼中，西北各族人民虽然“信仰不同，习尚亦异，但同为中华民族之子孙”。张其昀通过“在地化”的思考，已经认识到了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际西北民族地区在国家安全上的战略地位，他认为在国家有难之际，如能因势利导，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团结与合作，则能在捍卫边疆保卫国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1932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张其昀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科学化运动。张其昀指出：“科学方法是西方文化的显著之优点”。科学对中世纪哲学抽象的革命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发展三个步骤。对此，张其昀认为，“科学精神，尚观察、贵经验、重事实、信证据，作系统的推理，为客观的论断”。在张其昀看来，科学精神是科学的一大特色，科学发展的要素更是得益于“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中国到如今犹深有愧色”。

张其昀进一步又对“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加以论述。“应用科学”即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科学技术；而“纯粹科学”则是认知为主要目的的科学理论，纯粹科学旨在了解世界，应用科学旨在改造世界。在张其昀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因科学方法所产生的工程技术不断地迅猛发展，从而大地造福于人类。张其昀深入地分析了中西方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他把推动近代科学发展的要素归结为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张其昀曾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又因经其手完善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1985年张其昀逝世后，由其创办的中国文化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张其昀先生纪念文集编委员会”，先后编辑出版了《张其昀先生纪念文集》《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张其昀先生纪念文集》以张其昀的友人、同事、学生等所作的54篇纪念文章为主。以一些报刊等新闻单位所发表的社论、特稿为辅．此外收集有家属祭文、挽诗、挽词、挽联、挽幛等。

张其昀是一个集学者、教育家和政客于一身的奇人，政学双栖，毁誉参半。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张其的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他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堪称"一代宗师"。（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