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1919年首次出版发行。

小说以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描述了一位伦敦证券经纪人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为追求绘画理想，摈弃世俗生活，经历多重困难，最终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自己生命华章的历程。

小说以新颖的叙事角度、多层的象征意义和多维人性的展现，生动描绘了作品人物群像，进而阐释了生活与艺术的矛盾与兼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折中，伟大与平庸的界线与转变，不同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等多个层面的问题，还对哲学中的“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本质问题提出了思考。

小说多年来畅销不衰，在后世多次作为题材来源或者道具出现在歌曲、小说和电影中，被改编的电影曾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和艾美奖。以小说内容为主题的舞台剧、音乐剧等剧目也在各地上演。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科技高速发展而又动荡不安，各种新思潮层出，旧思想面临淘汰，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说的“上帝已死”论点，引起了西方社会对于“基督教无意义”的广泛讨论。西方人们思想产生了迷惑，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坚定生活的信心。而《月亮与六便士》正是讲述了人们面对循规蹈矩生活的苦闷心情，想逃脱牢笼奔赴自由远景的故事，正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

作者威廉·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一生多次奔赴南太平洋，为创作寻找具有异域特色的素材，同时也为自己精神世界寻找归宿。他早期在巴黎的白猫餐馆已经初步了解保罗·高更的故事，在塔希提岛的探寻让作者能更深入的理解和同情高更，还购买了高更的艺术门板，并萌生以高更为原型创作小说的想法，借此描述那个时代人们遭遇的困境和想要自由的理想。

1915年，毛姆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发表并广受好评。同年8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发了一篇书评，称《人性的枷锁》主人公菲利普·凯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威廉·毛姆特别喜欢这个说法，所以才有了1919年出版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一书名。

《月亮和六便士》出版后，保罗·高更的妻子梅特曾表示小说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并不像高更。比如高更未曾离家出走、职业不同、死因不同等。但是从两人的理想追求（绘画）和苦难历程（辗转法国各地，最终到达塔希提），还有小说绘画路程的总体布局（画作的产出时间与人生节点基本一致）、细节把控（画作的创作手法和笔触）和艺术理念（综合象征主义）上来看，《月亮与六便士》是一篇以现实人物原型进行创作的经典佳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进行讲述，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是众人羡慕的股票经纪人，业务精通、勤勤恳恳，但不善言辞，索然乏味，在社交场合毫不起眼。他娶得了家境优渥的妻子，育有多个可爱的孩子。但稳定富足的生活未能使主人公感到快乐，在他40岁的时候，基于对绘画的热爱突然辞去了股票经纪人的工作，独自去往巴黎，只给妻子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主人公的所作所为让身边人都难以理解，他们一致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必定出轨并与情妇私奔。叙事者“我”受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之托去巴黎劝返主人公，经过了解得知他就是要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一样迫切。作为星期天画家的思特里克兰德具有基本的绘画基础，但创作的画作无人问津，他只能住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和吃最差的食物。生活的艰难和疾病的侵袭让主人公病倒了，具有讨好型性格的粉丝施特略夫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并共用一间画室。施特略夫妻子勃朗什在照顾主人公的过程中与之发生感情，和施特略夫分手，但未能博得主人公的爱情，最终服酸自杀。

为提高画技和实践绘画理念，主人公辗转法国各地并最终到达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与一个土著姑娘结了婚。在充满原始色彩的地域中，主人公迸发出了惊人的才华和创作力，产出了多幅画作，其中有宗教意义浓厚的不朽作品。常年的生活困顿和接续不断的创作造成思特里克兰德身体虚弱，导致思特里克兰德视力严重下降，还感染了麻风病，最终身体溃烂而死。土著妻子艾塔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命末期不离不弃，在他去世后依照其遗言烧毁了具有画室意义的住所，其中不乏杰出的画作，至此主人公的一生尘埃落定。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多年之后，来自巴黎和柏林的一些画家专门派人前来搜寻他的作品，直到这个时候，岛上的居民才知道，原来这里曾经生活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这也才明白，当初只需要花费一点钱，就可以买到现今价值连城的艺术品，而他们却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思特里克兰德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家庭幸福美满，工作光鲜体面，但他却为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抛弃妻子，甘愿过着清贫生活。主人公的居室总是"肮脏、破烂"，有时还会受到生命威胁，直到去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他和妻子爱塔虽然也过着困仄的生活，但他们安定幸福。多年的迁移和高强度绘画使主人公身体日渐垮掉。可是多重的生活困境没有能阻挡主人公追逐梦想的道路，他在塔希提岛完成了“超我”的蜕变。他的画作更加精彩成熟，其中有不朽名作；他找寻到了自我精神，同时对生命本质的意义通过绘画进行了哲学的思考。

小说定位“我”是一名故事讲述者，也是一名作家，是贯穿故事始终的见证者，既是剧中人也是旁观者。故事围绕“我”所观察到的一切进行描述，“我”是客观的，用眼睛观察斯特里克兰德的言行，感受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然而“我”又是主观的，不可避免的去揣测主人公的情感境遇，为“我”的判断和思忖奠定基础。虽然我没有具体姓名，但可以视为作者威廉·毛姆的角度。“我”在小说中作用很大，是重要的叙事者和转换者。“我”对于天才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爱情的关系、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给小说增添了深度。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出身于英国世家，混迹于上流社会并颇受好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名流圈所要求的女性风范。但她对丈夫的内心想法不了解导致丈夫出走后毫无线索可追。不过她在得知实情后，努力以谎言粉饰自己婚姻的不幸，来博得身边人的同情同时为自己的生意助力。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能在变故中时正视现实，自食其力，做到衣食无忧，也体现了她独立的个性和倔强的性格。为维持家庭和谐美满而处处以面具示人的做法也是导致她婚姻失败的重要因素。

勃朗什曾是一个罗马贵族的家庭教师，与男主人产生情感纠葛，在难以接受被骗的真相后欲自尽，被乐善好施的画家施特略夫所救。为感恩施特略夫，勃朗什与之结婚且非常“幸福”。思特里克兰德病重无人照料，施特略夫把他接到自家照顾。可是勃朗什似乎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心中爱情的影子，并为之离婚奔赴，但控制欲强的她未能留住主人公。心中的爱情梦想没能实现，心性被悲伤阴影控制，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

爱塔是塔希提岛土著居民，在岛上有一小块地产，也有一些积蓄。她纯真地爱着斯特里克兰德，任劳任怨，给他平静的生活和自由创作的空间。她操持着家里的一切，为思特里克兰德艺术创作提供着坚强又温柔的护盾，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但失去了其中两个。在思特里克兰德得麻风病后不离不弃，最后按其遗嘱烧掉了最后的艺术作品。爱塔延续了人类淳朴善良的自然天性，但她缺乏自我成长，未能实现自我独立。

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人们在物质上获得了优渥的享受，却衍生了一系列文明社会法则，将人性自由束缚在社会化、功利化、实用主义之中，人们陷入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不平衡的精神困境。 人到中年的主人公为找寻自我，实现自我，离开妻儿，去往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实现自己绘画的梦想。正迎合了当时人们困于物质羁绊而不能自由之感。主人公现实的无情与决绝和取得伟大的成就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和矛盾，并贯穿小说始终。壁画的焚烧也印证了主人公灵魂的涅槃、永恒的实现。作品中“月亮”既象征着塔希提岛的自由生活，也象征着对真挚爱情的追求，更象征着人们对理想的向往；而“六便士”则象征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为追求物质而不惜牺牲爱情和理想。

小说通过呈现鲜明的自由意志和离经叛道的行为，构建了以自我精神自由为中心的主体思想，探索了多维人性的复杂，关注着人的幸福归宿，探讨了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经验、工业与原始和秩序与自由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同时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对哲学本质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提出了思考。

作品中对三位重要女性的演绎，也让人们对当时的男权社会进行反思，为实现男女真正平等提供借鉴。

小说利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摒弃了于同时代小说单一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采用有限视角，以“我”的角度来叙述主人公的人生，规避掉无关情节的细致描写，简化内容，提升主体部分的价值。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叙事具有真实感，并且“我”也受到环境和经历的影响，对主人公认识存在有不确定性与相对性，从而让读者能和叙事者产生共频。小说放弃是当时单调的线性叙事，而是结合空间维度横向穿插以拓展多层面的叙事方式，迎合了当时叙事文本空间化的新思潮，是叙事手法上的一大革新。叙事空间作为故事空间的一个辅助部分，是小说意象上的代表和暗示，也是推动小说主题发展的重要因素。伦敦和巴黎不能承载主人公的自由，而在塔希提岛找到了灵魂的丰满。多方面的叙事角度对小说价值的体现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思特里克兰德完全忽略了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甚至完全否定了现实，他认为除了绘画本身，其它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实的困顿也给了主人公激烈的反击，造成他健康的缺失、生命的缩减。作者在描绘这一过程时，将“月亮”和“六便士”的象征意义运用得合情合理，“月亮”来源于“六便士”的平凡生活，要追求“月亮”就必须有“六便士”的物质基础。就像理想离不开现实物质的支持，理想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为保持上流社会体面，在主人公消失多年后仍坚称感情很好，勃朗什因为激情需求和主人公结合，对于思特里克兰德理想没有帮助，所以主人公对他两人只有虚情；而爱塔为实现主人公的理想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最终得到了主人公的真爱。欧洲大陆的物质文明需要理性支持，让人们变成文明机器的标准件，可量、可控和可驯服，同时造成了人性的削弱；塔希提岛自由、安静和悠闲的生活安抚主人公他躁动的灵魂，让梦想找到了扎根的土地，宽容的环境让主人公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小说描绘的时代中，作为生命个体的人被当时的文化标准和社会规范定义成社会需要的不同“类型”，但缺乏人性的解放和自由。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在大都市属于成功的“类型”，反而走穷困之路实现的自己的绘画理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经济不富裕，却要维持体面的上层生活；敢爱敢恨的勃朗什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目标，可不能接受主人公的思想，以自杀结局；施特略夫乐善好施，却处处被人们轻视等等。多位丰满角色的描写，展现了人性复杂、痛苦抉择、幸福未满、崇高理想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人性是多维的，难以被论断的。

《月亮与六便士》在美国一问世就取得了成功，英文原版自出版以来，被多次再版和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销量颇大。《月亮与六便士》图书销量多年来名列前茅，电子书被评为最畅销商品。自出版以来，在中国多次成为被推荐书目，还是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雷·诺布尔（Ray Noble）舞蹈乐队1932年创作取材于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名字的歌曲We 've Got the Moon and Sixpence，由艾尔·宝丽（Al bowly）演唱。韩国歌手沈圭善（Lucia）演唱抒情歌曲《月亮与六便士》，被多次翻唱。

《月亮与六便士》曾在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啤酒谋杀案》（又名《五只小猪》）中出现，主人公赫尔克里·波洛讯问一个犯罪嫌疑人（安吉拉·沃伦）时问她在犯罪时是否读过这本小说。在电影《华氏451度》的开场场景中几名消防员正在焚烧一切自由思想的书籍，不远处有一个男孩正在拿着一本书翻阅，父亲看到后赶紧从他的手中抢过并扔到了一堆书上，这本书就是《月亮与六便士》。

1942年导演阿尔伯特·列文制作电影版《月亮与六便士》，并获得第1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情提名和第8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提名。1959年导演罗伯特·马利根再次创作电影《月亮与六便士》，并获得12届艾美奖两个奖项。

2016年导演邓伟杰制作话剧《月亮与六便士》首演，2019年导演张嘉静罐头音乐舞台剧《月亮与六便士》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始全国巡演。中国武汉举办对《月亮与六便士》二次解读的沉浸式空间艺术展，思考当代年轻的生活状态。

202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服装品牌推出联名款，将“《月亮和六便士》封面作为连衣裙的主要图案。还有以小说为创意的文艺玻璃杯等。

翻译家李继宏：《月亮与六便士》是讲述中年危机的现实主义杰作。

英国作家伍尔夫：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生活彻底解体 。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月亮和六便士》呈现出一个小说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美好、艺术和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