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祖麟（1933年生），天津人，著名汉语语言学家。他在汉语历史语言学、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教授（1971-2000年）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92-2012年）。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

1946年夏天母亲带梅祖麟北上，终于到达北平市。秋季梅祖麟入济南育英中学读高一。平常周六回家，周日返校；往返都是坐燕京的校车。

1954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获数学学士。

1962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68年，高友工与梅祖麟共同发表《杜甫的秋思：一个语言学批评案例》，从词汇语法结构、音韵模式的张力、内在意象的复杂性来探讨杜甫名作中的语言歧义性。

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中国哲学和文学副教授、教授。

梅祖麟到康奈尔大学来是1971年，在指导博士生包瑞车（Richard Bodman）写博士论文时，首先指导他解读《文镜秘府论》。那时梅祖麟就感觉到声律的形成一定是受了梵语的影响。可惜包瑞车和梅祖麟都不会梵文，跟懂梵文和佛学的朋友谈也不得要领。

机会终于来了。梅维恒（Victor H. Mair）是梅祖麟在康大认识的朋友。梅维恒在哈佛大学1976年的博士论文是敦煌变文。梅维恒通梵文，懂佛学，毕业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同时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那时康大是北美洲唯一有全套敦煌市显微卷的图书馆。梅维恒夏天经常来查资料，也跟同行聊天，梅维恒和梅祖麟就渐渐熟了起来。1984年，宾大的教授组织了个比较诗律研讨班，梅维恒约梅祖麟去做报告。过了两个月，梅祖麟收到三百页的资料，还有梅维恒的长信。梅祖麟问的问题基本已经解答。

从1985年开始，梅维恒和梅祖麟就合作写文章。汉学家一般不懂梵语，治梵文的又不懂中文。他们文章的题目兼跨汉学和印度学，又牵涉到佛教东渐，写起来煞费力气。幸亏有包瑞车博士论文的英译可以照抄。1989年夏天终于完稿，《哈佛亚洲学报》1991年刊出。

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教授（1971-2000年）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1992-2012年）。台湾“中研院”院士（1994年）。

2005年，梅先生曾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在清华大学开设《近代汉语语法与方言研究》课程，除清华学子外，北京大学、社科院的学生也慕名前来听课。

2010年春，梅祖麟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批私人藏书漂洋过海，从纽约州Ithaca运抵清华。梅先生的这批赠书共计65箱、2626册，是梅先生从私人藏书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外文图书约占七成，中文书以台版书刊居多，出版年代覆盖整个20世纪，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较珍贵图书，如1867年出版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

清华大学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是他的伯父，其父梅贻宝先生亦是清华校友。

梅祖麟自称在学术上受影响于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陈寅恪两位先生。 就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而言，梅祖麟更钦佩陈寅恪的学问。梅祖麟所做的研究，起码有两个方面是与陈寅恪的影响有关：第一是汉语声律学研究。陈寅恪在其名文《四声三问》中提出四声源于梵语的命题，梅祖麟以为是不刊之论。在此基础上，梅祖麟又尝试做了更深细的探讨，对经呗新声传人中土的时间，梵语诗律理论对中土诗歌律化的直接影响作了比较具体的界定。第二是语言文学研究的区域性问题。梅祖麟认为东晋南朝士大夫所说的是南渡北语，老百姓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吴语，这是在陈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等著名文章的直接启发之下完成的。

梅祖麟、罗杰瑞等认为“江”是澳亚语的借词，“河”是阿尔泰语的借词。

梅祖麟认为，中原地区国内的汉语研究，有非常精彩的，如裘锡圭的甲骨文金文，朱德熙的现代语法，郑张尚芳的吴语，曹广顺的晚唐五代十国语法，张敏的反复问句的历时、方言研究，周祖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研究等等。这几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实事求是，寓理论于事实。读他们的作品，不怎么觉得他们是在用国外哪一派的理论，好像事实就是如此。但他们“叙述”事实的字里行间，确含有理论原则。接受了他们对事实的叙述，等于就接受了他们的理论。

梅祖麟认为，主—谓区分不适用于汉语，谓语的语境敏感性和TSP语句的可靠性属于英语的特有现象，汉语缺乏"完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