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于1985年在美国首版发行。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20世纪80年代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兴起，美国开始经历由印刷机统治的“阐释年代”向以电视为主要媒介的“娱乐业时代”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出现使得一切事物诸如新闻、宗教、政治、教育都以娱乐的方式来展现。媒介的变化不仅改变了话语结构，更使得人们在电视的统治下成为了娱乐的附庸。

全书前半部分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同时分析了印刷机时代，印刷机作为一种媒介对美国社会和思想产生的积极影响；书的后半部分揭示了在电视和网络媒介的时代，电视在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其他任何公有领域内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娱乐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人类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本书带给娱乐时代当头一棒，人们已经处在波兹曼描绘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处在娱乐时代中的每个人都会因为这本书感到不安，可以说，《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今天的现实。2005年，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

波兹曼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在学校遇到了任英语教授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的影响，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这激发了波兹曼的研究兴趣。

波兹曼从《圣经》“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中得到启示，认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够最终控制文化。这些思考为波兹曼完成本书打下了基础。

《娱乐至死》出版五年后，波兹曼做了《信息至死》（Informing Ourselves to 死亡）的演讲，表示人类过分依赖信息去解决问题，信息俨然成了一种可以购买、出售的娱乐形式。

在书的前半部分，波兹曼对媒介本身进行了分析，认为“媒介即隐喻”，即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文化特征进而形成文化精神，人们实际上是生存在媒介所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同时对印刷时代下的美国社会进行了论述分析，描述了当时印刷品广泛传播的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以及印刷术使人们思想变得富有逻辑，具有高度的理性和秩序的公众话语文化精神。认为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而今日的美国正在远远背离这一切，从成熟公众对话为特征的“阐释年代”进入了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思想的“娱乐业时代”。

在书的后半部分，波兹曼揭示了在电视时代到来之际，新闻、宗教、政治、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娱乐化的现象：

电视新闻创造出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错认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事实上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电视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它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使人们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

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而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在真正的宗教中人们看到的图像是以施展魔力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娱乐。其区别在于，通过赋予事物魔力，人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人们离神越来越远。

电视广告损坏了政治话语，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电视广告成为了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电视广告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电视广告自身的特点让我们误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

受制于收视率，电视节目中不能出现任何需要记忆、学习和忍受的东西，电视摒弃了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因此其不适合传递思想。波兹曼强调，研究发现观看电视不能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波兹曼预测我们正在走向阿道司·赫胥黎式的警告，文化精神枯萎的方式不是文化成为一个监狱，而是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在书的结尾，针对电视和娱乐业时代使文化精神枯萎的问题，波兹曼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波兹曼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而在于我们在看电视，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么样看电视的方法。即我们必须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能对电视、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而培养这种媒介意识的方法，波兹曼把希望寄托在了学校上，认为学校应该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教会学生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

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世界，塑造文化。媒介并非一种通过所处文化来处理自身事务的不偏不倚的工具，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感觉的疗理者，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社会结构的严格的组织者。

图像令人的思想幼稚化、蜕化。感性的图像思维令批判精神弱化、公共思想蜕化。而文字具有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阅读能够促进理性思维，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从对电视的批判出发，波兹曼对电视的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波兹曼认为电视把公众话语娱乐化，限制和弱化了人们的认知；二是公众话语自身的萎缩。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品等公共领域的内容都已经变成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也如同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一样，渐渐爱上了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心甘情愿成为了娱乐的附庸，人类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受控制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压迫我们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新技术带来的娱乐业时代。

该书首版于1985年11月29日由Viking Penguin出版社发行，1986年由Penguin Books出版社再版发行。

1988年，该书被Fischer (Tb.), Frankfurt出版社以德语译本出版，书名为《Wir amüsieren uns zu Tode：Urteilsbildung im Zeitalter der Unterhaltungsindustrie》。

2010年，Nova editions出版社发行了该书的法文译本，书名为《Se distraire à en mourir》。

2007年，貓頭鷹出版社发行了该书的中文译本，书名为《娱乐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2008年，该书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版，书名定为《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2011年，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发行，直译了书名《娱乐至死》。2015年，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发行，书名为《娱乐至死》。

该书提出的娱乐至死概念为当前娱乐化时代文化领域的乱象敲响了警钟，很多学者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开始反思我们当代的精神文化生活。

侯树鹏分析了短视频领域泛娱乐化的现象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应对短视频领域“娱乐至死”的措施，认为通过教育可以缓解短视频“娱乐至死”的问题，教育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媒介带来的神秘感，使人成为技术媒介的主人，接受变革和各种形式的智力和文化的冒险活动，适应社会习俗、道德观念和理论学说的迅速变化。

何万敏举了NBC提高收视率、《中国好声音》扛着“不是为了娱乐而娱乐”的旗号试图传递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万达集团斥巨资进军娱乐业并未能提升文化核心竞争力的例子，揭示了电视是以娱乐作为其终极目的，娱乐时代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愈加沉溺在娱乐的世界里，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内容。

《纽约时报》评价该书“在帮助我们看清（电视）屏幕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它是最优秀的。那种画面，即使没有“文化灭亡”的末日预言，也足够阴郁了”。

《华盛顿邮报》评价该书是一本有才华、有力量、有分量的书。称该书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让人无法反驳。

“有眼力读者”的编辑蒂姆·查理斯评价该书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它是一本必读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尽管20年过去了，但它比任何书都贴近当下。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周国平评价该书是声讨电视的檄文，并对我们发出警告：“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生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评价该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豆瓣读书上，2015年发行的中文版本的评分为8.5分（满分10分，36822人评价）。（截至202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