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对话是“9·11事件”后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因其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市饭店举行而得名，会议的主要形式是由各参与国国防部门高官展开对话。截至2024年5月25日，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政府已经举办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

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2023年6月2日在新加坡开幕，会期三天。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官员、学者等参加，其中包括48名部长级代表和超过35名国防高级代表以及知名专家学者。

“9·11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大潮中恐怖主义也全球化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呈现多元化之势。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领土、边界争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热点问题仍未解决，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亚太国家也开始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但至今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仍然是不同国家间松散的安全合作，既有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能充分因应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东盟（ARF）在处理东南亚安全事务之外未能有效应对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变化，缺乏推进整个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能力。

第二轨道外交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外交运行模式。这是一种非官方的、非政府的或半官方的外交行为。众多的非官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构成了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行为体。但是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委员会（CSCAP）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机制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来应对“9·11”后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的新变化。因此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在既有机制之外建立更具包容性、普世性的安全论坛和安全架构，由此第二轨道外交的兴起特别是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直接促成了香格里拉对话。

在新世纪的10年里国际防务外交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旧的防务外交以支持正式的联盟为要务，而新的防务外交则旨在促进民主主要诉诸于多边军事合作及提供援助的方式。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运用新型防务外交来实现新的战略目的包括与过去的敌人和潜在的对手（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展开战略接触，尤其是鼓励多边区域合作支持民间军事关系的民主化并在发展维和能力方面对他国予以援助。

由于防务外交的主体是各国防务部门高官，外交的内容又主要涉及较为敏感和易生冲突的安全领域，因此在防务外交进程中增加透明度才能让各方增强相互理解、信任与共识，以此在某些问题上也较易绕过政治、外交的繁文节直奔主题达成合作意向。过去在亚太地区军事领域内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各方的猜忌与敌意，使得亚太地区各国迟迟未能化解的历史宿怨汇集在一起直接影响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进程。由此西方国家学术界、政界、军界便积极推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新型防务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相比与其他国际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包容性。香格里拉对话自举办伊始就没有对参会代表的国籍进行明确限制。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代表均可参加，且地缘上不属于亚太国家的代表也可参加。此外，各国国防部、外交部的代表与民间的亚太问题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太平洋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也可以参加。

其次是灵活性。香格里拉对话没有常设机构，不设固定的秘书处，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结构相当松散。历次SLD的会议形式灵活多样，既包括全体参会代表大会和主题演讲，也会为参会方进行部长级双边和多边会谈留出了充分时间。

再者是开放性。香格里拉对话为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们阐明和宣传各国政府的政策并就安全政策和安全承诺方面问题接受专家小组的质询提供了一个平台。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防务部门高官都曾就共同关心的亚太安全问题和本国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基本立场发表过演讲。

第一，香格里拉市的举办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培育新型的安全文化和安全共同体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未曾建立多边合作机制，重要原因在于部分国家迟迟不能消除历史形成的敌意。亚太区域内缺乏一种共同的、明确的、有益于合作的安全文化，更谈不上形成安全共同体意识。香格里拉对话将亚洲、北美和欧洲诸多国家防务部门的高官及其他官方、民间研究机构的学者聚在一起阐释对亚太安全的见解，也能促成冲突双方的直接对话。

第二，香格里拉对话的举办丰富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从形式来看，在美国全力推动全球反恐战争、强化单边主义的情势下采用第一轨道、第二轨道和“一轨半”外交等多种方式并行来灵活推进多边安全合作有助于各方绕开合作中的障碍，香格里拉对话从功能性合作开始循序渐进解决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三，中小国家的积极参与客观上有助于限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单边主义行为。避免超级大国操纵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从长远看有助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机制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新加坡利用自己作为历届香格里拉对话东道国的机会在会议安排、引导会议议程和确定会议主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出其在亚太大国间较强的斡旋能力。

香格里拉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大国介入和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产物和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里英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力急剧下降，“9·11”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积极出面首倡香格里拉对话机制表明了英国思想库对亚太安全事务的高度关注，这是其对殖民帝国时代干预亚太事务传统的沿袭和发展。

西方国家在香格里拉对话中的姿态一直表明它们力图通过干预和影响亚太安全事务特别是影响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化进程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实现和拓展自己的战略利益多边安全合作只是其实现自身利益需求的手段，美国更以此将香格里拉对话作为配合反恐战争并顺带收取地缘战略利益的重要途径，试图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第一，西方国家试图利用香格里拉对话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新渠道贯彻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目前中国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主要的安全合作进程特别是与第一轨道的ARF（东盟）和第二轨道的CSCAP（亚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项活动。此外还参与并推进了“10＋3”机制和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亚太多边安全合作里中国的影响正日益提升，这在客观上对西方大国试图左右亚太安全发展态势的战略意图构成挑战。在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前，美国便开始炒作中方拒绝在“香会”期间举行两国防长对话的消息，企图营造中方拒绝沟通的危险形象。

第二，西方国家试图将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放入香格里拉对话议程。一方面，台湾当局试图利用参与香格里拉对话和其他亚太安全合作机制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寻求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要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并试图以此对中国进行牵制。

第二十一届香格里拉市对话会于2024年5月31至6月2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的防长和政府官员会出席该会议。

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于2023年6月2日举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巴尼斯发表主旨演讲。该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三天，共计进行7场全体会议，同时围绕网络安全、军力发展、核安全等议题进行6场平行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5月31日起应邀出席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其间，李尚福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作大会发言，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与新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期间，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握手。

2022年6月10日，第十九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开幕，全球40多个国家的官员、智库以及学者等共同参与。开幕当天与会各方展开密集双边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开幕当晚进行主旨演讲。6月11日消息，中原地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邀出席，并于12日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作大会发言，全面介绍中方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理念和实际行动。

2019年5月31日，第十八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奇普曼首先致开幕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开幕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谈及中美关系和多边主义等议题。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卢在千称，韩方正在与中日两国就在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防长会谈进行协商。在该届“香会”开幕前，中美防长进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保持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非常重要，两军应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深化交流合作，管控分歧风险，努力将两军关系打造成两国关系的稳定器，这次会谈时间不长，但结果双方都是满意的。

2018年6月1日至3日，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连续12年派高级代表团参加“香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结伴不结盟，努力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会议期间，何雷与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和组织的防务和军方代表举行了会谈会晤。

第十六届香格里拉市对话会于2017年6月2日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国对亚太安全事务以及世界热点防务问题进行讨论。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发表主旨演讲。随后，对话会举办了美国与亚太地区安全、亚太危机管理新挑战、全球与地区安全威胁等6场讨论会。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国的国防部长参加此次对话会。

中国军方代表团也参加了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代表团阐述中方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的重大理念，并介绍中国军队开展国际安全合作，与各国加强对话，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国防政策。

2016年6月3日，第十五届亚洲安全会议暨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泰国总理巴育·詹欧差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该届对话会吸引了来自52个国家的56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32支政府代表团，该届对话会有12个国家派国防部长出席。中方率团出席的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同来的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副主任李际，以及国防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等。在此次香格里拉市对话会期间，孙建国与俄罗斯、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老挝、越南、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就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015年5月29日，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孙建国率团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同护和平共建安全亚太》的发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东盟应该尽快签订关于南海的协议，打破恶性循环。

会议期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安全问题，新加坡警方在香格里拉市会场附近击毙一人、扣留两人。

第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暨亚洲安全会议于2014年5月30日晚在新加坡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会议。王冠中于6月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亚太美好未来》的主题演讲。发言结束后，王冠中就践行亚洲安全观、稳妥管控危机、妥善处理分歧、避免海空意外突发事件等问题回答了现场提问，阐述了中方在有关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市对话会于2013年5月31日晚在新加坡开幕。在为期3天的会议期间，来自亚太以及区外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防务高官和学者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讨论区域安全议题，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开幕当晚发表主题演讲。该届中国代表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戚建国中将率领，中方通过双边会谈和小组讨论等形式，同与会各方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

第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暨亚洲安全会议于2012年6月1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等2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政府官员和学者出席该次对话。该届对话设立5大议题，分别是紧缩时代美国的防务政策、保护航海自由、威慑与地区稳定、战争的新形式和新威胁以及全球和亚太安全出现的新风险。香格里拉对话还将举行五次特别闭门会议，讨论如何阻止南海争端等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中方成员中，还包括外交部、国防部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军事机构的专家学者。　

第十届香格里拉市对话会于2011年6月3日-5日在新加坡举行，与会各方就亚太安全形势及防务合作交流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并在双边及多边场合广泛交流了意见，为期三天的对话总共进行了六个主题分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的防务部门负责人就“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挑战”“亚洲新的力量分布和意义”“中原地区的国际安全合作”等议题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与立场，并就未来的地区安全形势提出了多个倡议与呼吁。与此同时，与会的各国防务高官还以双边会谈和多边闭门会议的形势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率团赴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市对话会。这是中国国防部长首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也是中方历年来参会级别最高的代表团，体现了中方对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的高度重视。